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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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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09 -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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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新时代中国乡村建设论坛暨城口乡村振兴论坛成功举办2020年9月23日,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主题的第三届新时代中国乡村建设论坛暨城口乡村振兴论坛在重庆市城口县成功举办。本次论坛由重庆市农业农村委、重庆市扶贫办、西南大学、城口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城口县农业农村委员会、城口县委组织部、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西南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联合承办。期间,来自北...
2020 - 08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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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27日-8月29日   四川成都.战旗村进入2020年,是乡村振兴战略取得重要进展同时也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而这不平凡的一年又给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带来了新的挑战。为此,国仁乡村振兴论坛继连续举办“新时代村庄与集体经济转型高级研修班”、“‘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现代化’高级研修班暨村书记乡村振兴工作研讨会”以及“‘三级市场理论与操作方案’在线研讨会”...
2020 - 07 -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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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0年7月8 - 17日地点:香港屯门香港岭南大学康乐楼AM308会议室在线平台:Zoom网络会议同声传译:英语/普通话(部分场次提供西班牙语传译)时区:中国香港所属时区,格林威治标准时间+8工作坊(7月8 - 9日 星期三、星期四)直面三重困境:新冠疫情、经济衰退与气候危机7月8日 (星期三): 印度专题7月8日 (星期三): 印度专题HK 11...
2020 - 06 -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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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凤娇“新村小商号”是一家位于台湾新竹的无包装小店,致力回归内心本质的减废生活,减少一次性包装垃圾,鼓励重复使用包材,推动消费者使用手边既有容器,来填充茶米油盐及清洁等各项所需。“新村”是指1949年以后来台军眷聚居而成的村落。新村小商号创办人之一的拉拉,因为爷爷是来自天津的军人,所以从小在眷村长大。村里的婆婆妈妈,都会有一份自己的生活地图,知道买米要跑远一点跟村尾的杂货店阿嫂买,那里才便宜...
2020 - 04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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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并主持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时强调,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的关键阶段,务必一鼓作气、顽强作战,不获全胜决不收兵。重庆市城口县地处大巴山腹地,曾经交通落后、信息闭塞,集“老、边、山、穷”于一体,承接和集聚发展要素的能力微弱,是重庆最缺乏发展条件的地方之一。然而,就是这个曾经的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秦巴山区连片特困地区区县,在脱贫攻坚进程中走出了不一样...
百年乡建
2018 - 08 - 29
【内容提要】近代以来,关于“革命”与“建设”的讨论与反思从未间断。革命者怎样开展建设?建设者又怎样反思革命?旨在变革社会的“破”与“立”又是怎样的辩证关系?1922年卢作孚与好友恽代英曾经有一次关于变革社会应似“炸弹”或是“微生物”的讨论。卢作孚提出关于社会变革的“微生物”理论,追求的是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视为系统的社会整体,因地制宜地进行有计划的革命性社会建设。其建设的载体是乡村的建设,工作的中心抓手是实业经济,而变革核心目标是社会民众、社会组织和社会心理。其社会建设思想对于当今的社会治理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关键词】革命 乡村建设 社会建设 卢作孚 20世纪上半叶,在近代欧洲资本主义扩张的冲击下,中国遭遇了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多重危机。无数仁人志士以“救国图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用多种形式探索中国社会的内在变革。在此过程中,西方“革命”话语被引入,与其不同的多种社会变革探索,则被称为“改良”或“改革”。但是,当我们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历史,就会看到这样的二元划分过于简单。例如,以“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技救国”“乡村建设”“地方自治”等形式所进行的各种“社会建设”探索,追求的不是疾风骤雨的社会秩序“破-立”革命,而是以“建设”的方式,从多种层面改变社会土壤,进而形成深层的社会革命。已有学者对于辛亥革命以来孙中山“革命”和“建设”进行反思(王先明,2013;董丛林,2017),以及对民间社会建设多种形式与沿革进行研究(宣朝庆,2017),他们对近代中国社会建设的思想与探索进行了诸多细致的讨论。  不过,当前研究中对卢作孚社会建设特别是乡村建设思想的讨论相对较少,主要是刘重来(2012)教授的梳理与研究。卢作孚先生在他的乡村建设与实业救国实践中,贯穿了其“微生物”革命理论,建设成效和思想内涵都极具特色并具有一定代表性。近代很多从事乡村建设的先辈,例如彭禹廷...
2018 - 08 - 22
温铁军先生在2001年《读书》第3期的《百年中国一波四折》这一研究提纲中,通过以百年中国历史上四次工业化的内在动力与联系效果为主线,从“收益-成本”角度指出其对“小农”及中国发展道路的深远影响,努力摆脱意识形态化下“左-右”二分逻辑的可能限定,为重新理解近现代中国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框架。如果继续这样的整体性视野,并以“三农”为基本立场与分析角度,通过回到具体历史脉络并对国情限制保持充分自觉,是否可能将百年历史上不同阶段的乡村建设实践及宏观历史背景融合起来并建立起内在逻辑相关?如何打破历史与当代实践在时空与叙述上的割裂,通过“跳出乡建看乡建”,重新理解百年近现代历史间隙中那些形式不同但实质呼应,某种意义上“没有乡建派的乡村建设”?中国作为以农业为传统文明类型及以农民为主的超大规模原住民人口国家,近代以来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中心的整体性变革,既产生出再度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百年轮回”经验过程,又派生了由“三农”承载代价的实际后果,同时也孕育着“乡村建设”这一延续百余年的社会大众改良实践。但正如梁漱溟先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所强调:“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其自然不限于技术层面的革新或单一问题的回应,也不只是一村一镇的个案实践与微观做法,而是对数千年中华文明之社会参与的历史传承与创新发扬。如果说鸦片战争后洋务派所推动的“自强运动”,体现着被压迫民族的自尊与憧憬,同时也作为封建统治者及上层精英们的“自救”。然而随着甲午以来“体用说”及其指导下洋务实践的破产,则产生着更为整体性的“西化/现代化”动力——全面激进变革在屈辱与受挫中逐渐成为时代强音。虽然主张各异,却共存着“都市本位、工业优先、从三农提取剩余、巨大成本向乡土转嫁”等特点,上层和精英的“自强”不期然的导致下层和乡土的“自毁”。正如梁漱溟先生所指:“外力之破坏乡村尚属有限,我们感受外面刺激而起...
2018 - 09 - 18
【内容提要】乡村建设与乡村革命长期广泛地存在于现代中国并存在着很多互动,然而很多时候两者被二元对立起来,且前者被“好人好事”“就事论事”“成王败寇”这样的常见论述所主导。我们需要以充分的乡土自觉和国情意识,结合更为多样且具体的历史经验,同时将乡村建设和乡村革命置于全球资本主义扩张和现代中国内外环境变化这一宏观背景下进行理解。在新视野的检视下,两者互为表里、相互转化且隐现交错。以此为基础,将有利于推进革命视野下的乡村建设研究和建设视野下的乡村革命研究,并以民众民间的建设视角重新理解现代中国。【关键词】乡村建设 乡村革命 改良沟口雄三(1996)曾指出:“(梁漱溟与中共)这两条道路虽然在中国是否存在阶级这一革命的根本问题上是相互对立的,但在建立新中国的局面下,却显现出犹如两根稻草被捻成一根绳子般的协调。”乡村建设与乡村革命长期且广泛地存在于现代中国,然而很多时候被二元对立起来,内在联系被切断,并被“好人好事”“就事论事”“成王败寇”这样的常见论述所主导。有感于此,本文及随后各篇文章尝试“跳出乡建看乡建”,以“百年乡建”为新视野,进一步揭示乡村建设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其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梁漱溟所描述的客观意义上的“(百年乡村)破坏史”,也将看到主观意义上知识分子的“伤心史”,还可以看到乡土社会筚路蓝缕百折不挠的“建设史”,“百年乡建”这条大河尽管流得很慢,但水深才能静流。需要说明的是,现代中国产生了多种类型且复杂多样的革命,本文所讨论的主要是与乡村建设在动员对象与形式、内容上都直接相关的乡村革命。一、不保守的改良与不激进的革命现代中国在剧烈转型进程中产生了多样化的理论,同样也存在着多样化的实践。如果说理论讨论不应简单用“保守-激进”类似的二元框架,这些实践也不能停留于“改良-革命”的人为二分中,特别对于紧密结合乡土且努力回应现实的“乡建式改良”。现代中国改良光谱复杂多样,乡村建设之...
2018 - 08 - 23
最近几年,我们正在做百年乡村建设的总结,又正好拿到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的重大项目,就利用国家推进新农村建设战略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机会,开展了一些和这一百年来去激进的现代化进程有关的一些研究农村的工作,其中有很多可以叫做乡村复兴。乡村建设,我们是沿用了以前的概念,但是,它实际的内容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全面复兴。   乡村建设过程本身其实是一个社会多元化的群体在乡村建设这个大的平台上互动、交流和包容,最终走向大众民主的这样一种社会运动过程。我们对于激进现代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精英民主有一种实质性的不认同,因为精英民主最终一定是走向排斥性的。我们知道无论是以什么形式实现的精英治理,都带有精英专制的特点,这是不可避免的。而只要是精英治理,一定会出现所谓精英俘获,只要是精英俘获,当然一定是排斥性的。这和资本化有关,所以资本化的过程一定是少数资本占有者获得利益,而精英治理一定是精英俘获,也就是说社会资本的资本化过程的收益也主要是精英占有。因此,实质性的不认同,就促使我们另外一个趋向,这个趋向就是看有没有可能实现去精英化的大众民主。而世界上几乎找不到大众民主任何成功的范例,因为大众的利益是更为多元化、更难整合的,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大陆所谓的大众在很大程度上,如果按照政治经济学定义,可以定义为小资,这个小资的利益多元化是最难形成所谓的自觉阶级,也就是说他不可能是一个自我的意识、自我定位非常清楚的这样一种社会群体。社会上很多学者都认为是为大众在呼吁,也认同自己站在大众的立场上,但大众本身却几乎无立场,他往往会跟随着主流的任何意识形态的宣传,把这些东西变成自己的口号。因为自己并没有任何自我认同的可能性,是因为他的高度分散的利益,每一个小资的利益都很小,又都是目光短浅的,因此你很难让小资们达成一致。所以,当我们从事乡村建设,特别是当代乡村建设时,继承前辈知识分子的理念,我们就说这个平台...
2018 - 08 - 22
【内容提要】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对土地问题的探索历经三个阶段。定县实验时,平教会对土地问题已有初步认识,但生计教育的重点是改良农业和建立合作社。战后的华西实验明确将土地问题视为乡村经济的核心,提出统租分佃和创置社田的方案,这体现了平教会希望通过温和的方式和组织生产的力量解决土地问题,达成合作化和组织化的生产生活模式的乡村改造目标。然而,创置社田难以实施,平教会转而积极协助政府推行农地减租,同时也不放弃统租分佃的努力。平教会的和平土改历程始终充满着张力,这使其土改探索基本停留在方案层面,难以付诸实践。【关键词】平教会 土地问题 创置社田 农地减租   考察近代乡村建设史,很难绕过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以下简称“平教会”)。作为一个具有启蒙和改良意味的知识分子民间社团,平教会对社会改造一直抱有浓厚兴趣。其工作重心经历了从平民教育、县政实验到经济建设的演变。本专题中潘家恩和张艺英、温铁军的文章[1]对此都有涉及,本文拟继续深化,结合近年公开的华西实验区档案,梳理平教会探索土地问题的历程[2],以进一步揭示近代乡村建设的复杂面向。一、定县实验:初步认识土地问题  1923年夏,以“除文盲,作新民”为宗旨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在北京成立。1926年,在河北定县设立平民教育实验区。1929年,总会机关迁至定县,全力推行以县为单位的乡村建设实验,工作范围也由先前的文字教育扩展为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四大教育。[3]生计教育主要从技术层面、组织层面着手,重点在改良农业生产和建立经济合作社。其目标是“要训练农民在生计上的基本智识和技术;要创设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要养成国民经济意识与控制环境的能力”。[4]换言之,要用教育方式达成组织化、合作化的经济建设。在此过程中,土地问题逐渐进入平教会的视野。  先是生计教育部主任姚石庵在工作中发现农村土地分配不合理,于是...
2018 - 08 - 17
【内容提要】民国之后农村复兴的呼声一再涌起,20世纪30年代后蔚为大潮。以“社会运动”方式谋求农村复兴,是当时很多研究者和治理者的共识。把“三农”问题置于近代以来的长程中审视则不难发现,它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最本质最重要的社会矛盾的当代体现。为解决这一历史积累的问题,以城乡一体化为主导发展的当代新农村建设战略适时而兴。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战略既是对百年农村发展历史困境的全面超越,也是对新时期以来解决“三农”问题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关键词】 农村复兴 乡村振兴 20世纪 “三农”问题    乡治即天下治,乡安即天下安——这是传统中国历史兴衰成败凝结的训诫镜鉴,也是国家治理历史的经验总结。近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以来在以工业化为主导、以城市化为重点的历史变迁中,乡村社会整体衰落持续发生。城乡背离化的历史发展构成了百年“三农”问题的内在致因。如何深刻地认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轨迹和特征,从新时代的高度去理解“振兴乡村”的战略布局和时代意义,还须深入地探寻百年历史的长程演进。一、鸦片战争后,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变态势中,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国策终被“工商立国”政策所替代;“商本”替代“农本”几乎成为无可逆转的历史趋势。然而,1901年后“重农思潮”开始复苏,“农业立国”和“工商立国”论题再度成为朝野各界争论的焦点。  民国之后乡村建设或农村复兴的呼声一再涌起,20世纪30年代后蔚为大潮,“朝野人士,中外名流,均一致提出复兴的口号,以为治标治本之图”。关于复兴农村之刊物“如雨后春笋,充塞街衢,文化市场几占第一位之势”[1];而讨论“复兴农村”问题之各种单行本和时论性杂志也足可观。这一社会思潮在知识界和政府行政的努力下,获得进一步整合,尽管其入手路径或有不同,然其目的则在于共谋“农村复兴”。持续既久的农村复兴思潮,随着时势变动时而激越时而缓行,几乎贯串于20世纪前半...
2018 - 05 - 25
【摘要】:集体化时代中国乡村的研究,愈益成为当今学界之显学。《乡村中国纪事——集体化和改革的微观历程》,是颇值得注意的一部专著。该书以江苏东台县溱东镇的秦村为中心,利用民间文献、档案、口述史等资料,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交互作用的视角,对集体化农村社会的变迁过程及其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微观研究。作者所提出和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国家与乡村之间的关系、生产劳动的效率、社会经济效益以及以及集体化制与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关系,由此揭示了国家与乡村的多重互动、农业劳动的勤惰消长以及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的波动增长等复杂面相。作者认为人民公社制的解体并不意味着集体化影响的消失,集体化制与农业生产责任制各有优势和不足,既有相互对立之点,也有连续性和继承性, 诸此皆为值得肯定的见解。不过,在农民对国家政策的抵抗、村干部对村民的反制、村干部与村民利益的一致性、社员劳动偷懒、集体化时期的社会经济效益,以及集体化与农业责任制两个时期的生产比较等方面,都有可商和继续探讨的空间。【关键词】:国家与乡村 劳动效率 粮食产量 农民生活   集体化就一个时代而言,主要是指新中国成立后由国家所主导的农村集体化运动,历经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等阶段。近三十年的集体化时代,时间并不算长,但它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影响却是超乎想象的。以描写集体化农村闻名的乡土作家浩然曾说:“共产党是靠农民起家的,建国后用了极大力量对农业实行改造,特别是‘合作化’,绝对是史无前例、惊天动地的。时至今日,回顾以往,咒骂也罢,怀恋也罢,反正那是历史,是任何人也无法改变,更无法抹掉的历史。”1浩然的小说究竟如何,留待文学史家评论,但他所讲的这段话,可谓不刊之论。应该说,自集体化时代结束迄今,学界对此的关注度呈不断升温之势,大量资料被挖掘出来,有关论著也纷纷问世。在这里面,依笔者之见,旅美著名学者李怀印的《乡村中国纪事——集...
2017 - 12 - 09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曾有过一场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其中一个代表作就是“海归”晏阳初领导的“定县实验”。虽然持续不断的外战和内战使得一代知识精英的乡建努力终被蹉跎,但是先辈们的理想并没有被后来人遗忘。时空可以阻隔,但理想,总能找到它的接力火炬手。  1928年的一天,年轻的协和医院医生陈志潜听了晏阳初先生的一场报告,令他终生难忘。  晏阳初对大家说:目前,90%的中国人生活在卫生状况极其落后的环境里,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清洁,许多人整年没有洗过一次澡无论男女老少生了病,没人给医,也没钱求治。如果我们这些人不负起责任去帮助他们,谁又来负此责任?你们现在是在东亚条件最好的医学院学习,又在设备最好的医院内工作,如果你们饮水思源,就应该想到你们的一切优越条件都是受苦受难的农民帮你们创造的。  这场报告,改变了陈志潜的人生。后来,他成为了晏阳初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平教总会)的卫生教育部主任。  那一年,晏阳初38岁,是位学历辉煌的海归: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学士,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硕士。在那个年代,以他这样的海归背景,谋得一份体面的美差混上个高官显贵并非难事,但他的头衔却是:平教总会总干事——这是个靠募捐化缘的公益性的清贫组织。  不做官,也不发财,把自己的终身献给劳苦的大众,这是晏阳初在1919年从美国学成归国时立下的志愿。立下此志,可以追溯到“一战”时的欧洲战场。  1914年,“一战”打响,1917年中国宣布加入协约国一方,英法等国在中国招募了大批华工去欧洲从事战场支援。1918年从晏阳初耶鲁大学毕业后即赴法国,任北美基督教青年会战地服务干事,为欧洲战场的华工提供志愿服务。  晏阳初很多时间都在为这些不识字的华工们代写家信。后来他想,与其帮他们写,不如教他们识字以后自己写。他自己编了一本“千字课”,都是从华工们最常用的字和报刊上最常用的字词中选出。当时的情景,在晏...
2018 - 09 - 05
关键词:费达生;合作组织;耕织经济;巨型资本摘 要:20世纪 20-40年代,费达生作为中国蚕丝合作生产的重要推动者、组织者,前期在江南太湖流域、40 年代在四川的川南实验区,开展了一场长达二十余年的蚕丝合作生产运动。这场由女性领导、以女性劳动者为主力的合作化运动,成为中国合作运动中一道颇为独特的景观。费达生认为合作的意义在于建立一种指向新的公平的社会组织,她笃信只有合作组织可以帮助穷人、相信中国在和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相竞争时,合作化是一条可能的生路。费达生始终保持着对资本逐利、扩张和谋求垄断本性的警惕,坚持合作社必须持有超越利润主义、服务社会和保障贫苦农民利益的宗旨,在实践中与资本共舞但又顽强地抗拒着形形色色的资本巨型化。 一、研究背景 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最为典型的经济模式是以“男耕女织”的性别分工为基础的“耕织经济”。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只有乡土工业与农耕结合方能维持农民的“不饥不寒的小康生活”[1](P 70)——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是传统小农经济的基础。但“耕织经济” 的结构历来又被视为“以织助耕”的,即织为耕之从属。随着商品经济侵入农村经济, 在手工业生产商品化程度高的耕织经济类型中,如在“以机为田,以梭为米”的蚕桑地区,“织”(桑麻、缫丝和经丝)在农家生计中超出了附属性的意义。例如在蚕丝重镇江苏无锡地区,1913-1920 年每亩耕地茧粮差价曾高达 320.71%;1927-1929 年这一差价也有 242.47%[2](P 12)之高。可以说,在农家生计中,“一年两熟蚕,半年农家粮”,“织” 顶起农家半壁江山是毫不夸张的。这促使我们要重新审视传统中国农村性别化的生产与再生产体系。女性、女孩在劳动经济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据文献记载,在二三十年代的江南地区,一方面保留着歧视、溺弃女婴的陋习,...
2017 - 09 - 01
上世纪 40 年代,重庆北碚地区进行过一次扶植自耕农示范,地区虽小,却在短期内成绩卓著,当时曾引起中外专家关注,后来成为台湾农业经验之萌芽。实事求是地面对历史, 梳理其间的一些细节,愈发感觉北碚先贤探索与实践的经验不仅应该载入史册,也应成为今日珍贵的借镜。1.为什么“乡村不动”著名乡村建设专家梁漱溟先生有一名言:“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这在北碚地区也是如此。根据 1942 年初对北碚农村状况的调查,北碚农村土地问题相当严峻。“全区农民共有 9551 户,占总户口 60%以上,自耕农仅占 16%,半自耕农占 14%,而佃农竟占 70%。此外,尚有雇农劳农占微末之比例数。”“该区土地分割极为零碎,使用亦多不合理。”“租佃制度畸形发达”。有的佃农,地租竟要交到正产品的 80%!“轻押重租之风气,随之流行,加租换佃,悉任业主之自由,佃农全无保障,终岁勤劳,所得往往不足以维持一家之温饱,资力匮乏,生产低落”。这样的调查结果让调查者极为痛心,但这就是乡村不动的根本原因。那时,卢作孚卢子英在碚已工作多年,确有显著成果,如诸多经济事业、文化机构的建立及市镇街区建设、民众教育科学普及等等。也应该看到,抗战时期北碚城区的一些兴旺景象,也只是临时的,战后这些企业和机构会离开,是不能将其算在乡建成果上的。2.1942 年,北碚的乡村开始动起来1942 年元月 7 日,四川省府向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署发出了一道训令:业查本府前准中国农民银行土地金融处派熊课长鼎盛来省商洽办理川省土地金融业务当经决定关于扶植自耕农之实施区域暂定为巴县及北碚实验区,以后视中国农民银行土地金融处资金情形及各县事实需要陆续推行各县,并函达中国农民银行总管理处查照在案,除实施办法另行制定须复外合行令仰知照!此令。何为自耕农?“农人自有其耕地之所有权,谓之自耕农。” 何为扶植自耕农?“扶植自耕农,兼指创设补助及保护自耕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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