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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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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04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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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并主持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时强调,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的关键阶段,务必一鼓作气、顽强作战,不获全胜决不收兵。重庆市城口县地处大巴山腹地,曾经交通落后、信息闭塞,集“老、边、山、穷”于一体,承接和集聚发展要素的能力微弱,是重庆最缺乏发展条件的地方之一。然而,就是这个曾经的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秦巴山区连片特困地区区县,在脱贫攻坚进程中走出了不一样...
2020 - 04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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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村寨到底有多少种可能如果不一一呈现出来也许连我们村寨自己都还不知道 在前段时间的村寨故事会我们听到了来自村寨伙伴的故事我们看到了每个返回村寨的人与村寨之间彼此陪伴与成长的历程 在短视频大赛中我们更是看到了村寨的真实生活之美而这种美好恰恰是最值得分享的内容 另外我们村寨的伙伴也因为这样的一些机会表达的能力越来越强了也越来越自信了这是我们这些活动的价值之一对于联盟而...
2020 - 03 -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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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乡村建设二十周年纪念”系列活动 国仁读书会(第一季):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招 募 函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要求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从2001年至今,当代乡村建设相关机构一直致力于各种类型的乡建人才培养。在“5G”新技术及新冠疫情影响下,网络化的学习方式与沟通方式进一步普及,为了低成本且高效率地推进新时代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突破传统学习...
2020 - 03 -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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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一个个万众一心共同战“疫”的故事,让置身其中的每个人都深切感受到:病毒无情,人间有爱。疫情发生后,由北京共仁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共仁基金会)发起的“头雁战‘疫’——百村防疫,群防群治”(以下简称“头雁战‘疫’”)项目,正在把“特别的爱”陆续传递到全国各地的100个乡村受益点,其中,有28个在河南。针对农村地区疫情防控相对薄弱的现状,该公益行动不止免费发放消毒粉、面罩...
2020 - 02 -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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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背景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以来,乡村的防疫工作需要更多的社会关注和支持。为支持全国乡村带头人抗击疫情,守护家园,北京共仁公益基金会发起“头雁战疫——百村防疫,群防群治”项目,面向鄂、豫、湘等全国各地百村,协助当地人民政府开展防疫工作,提供群防群治的防疫物资包、小额资助、防疫培训等必要支持。项目目标1、为乡村提供必要的防疫物资,支持乡村带头人在乡村持续开展防疫工作;2、支持乡村带头人积极参与基层...
政策理论
2016 - 01 - 02
从统计数字来看,中国粮食生产自2004年以来呈逐年上升态势。根据中国的统计口径,中国粮食(包括大豆和薯类在内)总产量从2003年的4.3亿吨增长到2014年的6.07亿吨,增长了42%。2015年粮食产量有望继续增加。单纯从统计数字来看,中国粮食产量持续增加,农民收入也在增加。  当前中国粮食供求状况  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在国内产量不断增长的同时,粮食进口数量也在逐年增加。2014年,中国进口粮食(包括大豆)总量达1.04亿吨。截至2015年10月,今年粮食进口量已达1.03亿,基本与去年全年的进口总量相当。虽然2015年进口的粮食总量比2014年同期明显增加,但是进口的总金额比2014年下降,这表明国际粮食价格仍呈下跌趋势。当前,中国国内粮食产量增加,但粮食进口量却在增长,致使社会库存量增长。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是因为国内粮食的生产结构存在矛盾,如大豆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已超过了80%;二是因为中国的农业尤其是粮食等大宗农产品(000061,股吧)缺乏国际竞争力。由于自然禀赋的原因,中国耕地面积有限,农户数量巨大。目前,中国拥有约1.3亿公顷的耕地,而承包土地的农户达到2.3亿,平均每个农户的耕种面积不足0.5公顷。这种分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使中国农业在提高国际竞争力方面遇到很大困难。近些年中国的粮食产量虽然在增长,但是生产成本也不断提高,推动了国内粮价逐步上涨,甚至超过国际市场的价格,导致更多来自国际市场的粮食进入了中国。  从今年1~9月份的价格来看,中国国内批发市场的小麦、玉米、大米平均价格分别比进口到岸完税后的成本价高36.6%、50.6%、41.6%。国内粮食价格高于国际粮食价格,除了国内生产成本高之外,其他原因也不可忽视。一是自2011、2012年以来国际粮价大幅度下跌。二是人民币汇率坚挺,对美元的汇率不断上升,这意味着以美元计价的粮食进入中国市场后的价格会...
2018 - 09 - 06
伴随经济中心从欧美转向亚洲,大陆与海洋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一带一路”战略实际包括了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印中巴两走廊、欧亚大陆桥等众多范畴,大陆联系的重要性显著提高了。如果说美日海上同盟是对冷战格局的延伸,那么,“一带一路”却是对历史路径的回归。重复资本主义道路,“一带一路”不可能成功  “一带一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计划,它面临的困境和挑战绝不只来自经济学家们谈论的资金、资源、市场和劳动力方面,而且也必定来自政治、文化和其他方面。世界经济的重心向亚洲的偏移将带来一系列政治、社会、文化、宗教、语言等方面的问题。反过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核心就在于其经济与政治、文化、习俗、宗教等等的脱离,在于其经济过程对社会关系的破坏和摧毁。因此,“一带一路”必将是一个针对资本主义经济模式进行改革的漫长过程,也必然是将历史文明与未来的社会主义相互连接的进程。   说历史文明,是因为这一新计划的四个关键概念,即路、带、廊、桥,正是亚洲跨社会体系或历史文明的纽带。就像古代的丝绸之路不仅是物的交流的走廊,而且也是精神交流的纽带一样,“一带一路”将要穿越如此广袤的陆地与海洋,连接起不同的民族、宗教、语言、习俗和传统。如果没有文化间的交往和交流,这一宏伟蓝图难以成功实现。说这一计划不可避免地具有社会主义色彩,是因为如果不能克服任由资本主义经济逻辑主宰这一广阔而复杂的网络的局面,这一计划必然像以往的各种发展主义模式——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的发展主义模式——一样,因对文化多样性和生态多样的破坏而遭致失败和报复。  “一带一路”不是单一国家的计划,不是一个以领土及其扩展为目标的帝国再造计划,而是一个以“互联互通”为中心概念的、以多重复合的参与为基本内容的动态过程。面对这一史无前例的世界实验,任何缺乏深刻和长远认识的经济计划、金融扩张和军事冒险,都将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现在谈论“一带...
2018 - 08 - 01
仝志辉: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特邀研究员,研究领域:乡村政治、乡村治理和农村民间组织,著有《选举事件与村庄政治》等。   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仅要使服务组织服务农业,更重要的是要让它能服务农民。当前很多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只是为少数大农户服务的,更有一些主要是为龙头企业和农业资本服务的。有些服务组织虽然服务农户,但是服务收益也很少分享给农户。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必须和国家战略相向而行。国家的“三农”战略是要使农业现代化和农民收入提高同步实现,通过扶持大规模土地经营的农业企业和家庭农场,将广大中小农户挤出农业和农村,想以此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这样做不是真正对农业和农村发展负责。为此,需要认清以下的战略选择。一、扩大中小农户在服务环节的利润分享,实现适度规模经营要增加农民收入,需要扩大农户的农业经营规模。为此,很多地方政府把扩大土地经营规模作为扩大农户经营规模的主要方式,希望在追求减少农民的基础上扩大单个经营主体的土地经营规模。由于城镇化在一定时期接纳农民数量有限,需要较长的历史过程,因此总体上我国农业始终会是人多地少,即使城镇化率达到80%,我国也至少会有3亿农民,这就决定了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有一定限度,只能是适度的。在我国的农业经营主体中,多数还是没有达到适度土地经营规模的“半耕半工”农户。扩大农业经营规模的主要方式不应该是扩大少数大农户和外来资本的土地经营规模,而应该是扩大广大中小农户在农业服务环节的经营规模。扩大农业服务规模是扩大农业经营规模的主要方式。即使是一个农业为主的乡镇,对其所有农户的农业生产各环节所需的各类服务,加总起来的经营规模和其中的利润规模都是相当可观的。这些服务需求如果由农户自己联合起来提供,农户的经营规模自然就会扩大。第一个战略选择是:扩大中小农...
2018 - 07 - 26
未来的长时期,如何在中国的地域范围内推进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同时,又要保持农村近7亿农村留守群体的就业与增收、农村社会的良性治理、农村生态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相较于对外转嫁成本的西方工业化发展道路而言,这是习近平治国方略的一个东方式的基本命题。本文从中国主位的角度,阐述东方理性复兴的两个重要表现——村社理性的复兴和政党理性的自觉,认为村社理性的复兴是实践习近平三农战略思想的基础性目标,而政党理性的自觉是实践习近平三农战略思想的组织主体保障。一、何谓东方理性的复兴关于东方文明有异于西方文明的观点,一个共识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是一种以群体为基因的文明,表现在社会政治传统上,一方面,政治国家的建立基于血缘地缘关系扩大化的群体结构,成员从对诸如小农村社的集体依赖(治水和防务)中汲取力量;另一方面,以传统农业为经济基础的政治理念大都崇尚以民为本,以德治国。中国最早的国家——夏,就是在对原有氏族制度(部落联盟的集合)联合起来疏导水患、从事灌溉农业进行国土综合整治而形成的。古代中国因为灌溉而有组织,因为组织而有群体文明。此外,以大禹为首的国家首领需要保持个人道德上的高尚情操,如果大禹居功自傲、骄奢淫逸、那就会德不配位而失去权威,他“三过家门而不入”,便证明了这一点。然而,这和西方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文明发育和发展大异其趣。古代希腊社会由于实现了手工业——农业商业——航海业的分工和分离,从而脱离了继承共同祖先的血缘亲族的氏族社会阶段,率先开始了延续至今的以个体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和建基于市场经济上的民主政治传统。马克思承认自己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主要产生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欧洲中心主义价值取向的基础上,他明确强调:在被高山、大海、荒漠所隔绝的地方,历史的发展很可能是另外一种与“五个阶段”不同的亚洲模式——“亚细亚形态”。[①]进一步地,至今在中国学术界居主导地位的两大派别,...
2018 - 07 - 10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农业(农牧、农村经济)、农机、畜牧、兽医、农垦、农产品加工、乡镇企业、渔业厅(局、委、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水产)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国发〔2015〕23号)、《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国发〔2015〕32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9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国办发〔2015〕47号)等文件精神,立足职责分工,农业部决定实施推进农民创业创新行动计划(2015-2017年)。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重要意义  (一)农民创业创新是蓄积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必然选择。随着我国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增强,农业资源要素驱动力逐步减弱,传统发展方式难以为继。推进农民创业创新,支持农民适应市场需求,以自身资金、技术和经验积累为基础,创办产业和企业,创新技术、业态和商业模式,有利于农业实施创新驱动,转变发展方式,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不断培植新的增长点和动力源。  (二)农民创业创新是带动农民就近就业增收的有效途径。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农民就业出现新的趋势性变化,结构性矛盾更加凸显。推进农民创业创新,支持有梦想、有意愿、有能力的农民在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中施展才能,在充分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带动更多的农民就近就业增收,有利于实现创新支持创业、创业带动就业的良性互动。  (三)农民创业创新是助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力量。随着我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的不断兴起,为农民创业创新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推进农民创业创新,可以激发农民这一重要群体的智慧和创造力,培育农村创业创新文化,增强农民创业创新意识,有利于农村百业兴旺,打开新型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协同发展新局面,为稳增长、调结...
2017 - 12 - 07
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人民公社体制解体,村庄失序,以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为手段,以村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为目标的村民自治诞生,加入了改革以来的基层社会重构。但历经变化,在各方作用下,原来制度预期的直接民主和村民参与变得面目不清,逐渐演变为精英民主和间接民主。本文在新条件下,力图对作为中国经验一部分的村民自治先作出理论上的澄清,然后尝试性地给出改进之道。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二审《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草案,今年年内还将三审的当下,权衡改进之道也是迫切的思想任务。  村民自治何以是中国经验  为什么说村民自治是中国经验呢?首先是因为这个事实的影响足够广泛和重要,它牵连着共和国前30年的农村集体化和后30年的村庄自治。它影响着八九亿人的生活——村民每三年选举一次村委会主任和委员,然后再通过村委会、两委会或村民代表会议决议来决定村庄的大多数事务。  村民自治是中国经验,更因为它是一个独立于以往的中国政治发展经验的新想法和新实践,在中国之外也无从上到下系统推进的类似工作。这个想法和实践是什么?可以听听当时的历史实践者如何描述:  通过群众自治,实行基层直接民主,不是近几年才提出来的,早在1953年,决定建立城市街道委员会的时候,即提出并经中央批准:街道居民委员会的性质是群众自治组织,不是政权组织。它的任务,主要是把工厂、商店和机关、学校以外的街道居民组织起来,在居民自愿的原则下,办理有关居民的共同福利事项,宣传政府的政策法令,发动居民响应政府的号召和向基层政权反映居民意见。居民委员会应由居民小组选举产生,在城市基层政权或其派出机关的统一指导下进行工作。但它在组织上并不是基层政权的“腿”,不应交付很多事情给它办。居民委员会就是这样在城市办起来的。但是,这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过去一直没有推广到农村。1982年颁布的新宪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
2017 - 12 - 06
【摘要】当代乡村建设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形成乡村治理的良性结构,其关键在于,形成村两委主导的综合性农民经济合作社,主要是以第三产业内部服务于第一、第二实体产业的形式,生成一块用于良性治理的村庄公共财。以这块公共资金,服务于村庄公共事务,乡村善治方得以真正形成、持续发生作用。【关键词】村庄 善治 公共财乡村治理秩序或者乡村系统的相对稳定,以村庄治理秩序为载体,需要相应的经济资源集聚机制为基础。当现代市场社会的核心发展越来越取决于产业化利益的时候,以广大小农为对象的村庄治理,必然会与公共资本—“公共财”密切相关。那么,村庄要想达到善治状态,即“通过治理以实现农村社区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动态管理过程”①,这块公共财应该是多少?从何而来?用向何处?在缺乏公共财的传统农区村庄,是否有可能重新生成公共财?地方上有无这样的经验性探索?这正是此文需探讨的。公共财,是村庄善治可持续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乡村经历了一个对于小农村社制度的去组织化过程,其既有自治平衡结构支离破碎,大多数村两委缺乏集体收入;另一方面国家面临经济危机,财政紧缩,对乡土社会治理欠缺充足的投资。于是,乡村劣治便出现了。在缺乏集体公共资金的情况下,以前是以三提五统的方式,通过向农民摊派治理成本,来维持对乡土社会的治理。自2005年起全面免去农业税之后,又出现另一种形式的治理问题,即自上而下地给钱,才能形成对上负责的乡村治理。税费制度取消,变成了由上级政府特别是中央、省两级承担对农村公共开支责任,这是一个重大变化。其结果是:谁给钱我对谁负责,上面给钱,我村两委就变成了只向上负责,但是上面的指导并不必然与村庄内在的具体需要合拍,甚至未必从村两委干部的实际需求和愿望出发……发展下去,基层治理不但要以钱为手段,而且成本不断增加,也难以做到有效和实事求是。例如,你要求我建立党员活动室,哪怕每一天都锁着门我也建了;你要求建立电脑室,我也...
2017 - 12 - 06
1982年到1984年间,中国废除了运行20余年(1958-,1982年)的人民公社制度,确立了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土地所有权归各村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计口均分,归各农户所有,实行土地集体所有权与农户使用权的分离)。1987年1月中国颁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并对国家征用集体土地及对失地农民安置补偿做出了一系列的法律规定。在我们看来,此一新的土地制度及农地征用法是理解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来低成本、高速度推进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一个极其重要但常被忽视的视角。一、“土地家庭承包制”:土地所有权的模糊性及其经济社会意义新的土地制度规定“中国农村土地(包括耕地、宅地、林地与村集体建设用地等),归农民集体所有”。但“集体”指什么,本身具有很大模糊性。这一模糊性源于人民公社的土地制度:“队为基础,三级所有”。“三级”指“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队为基础,三级所有”指土地所有权为三级所共同所有,但经营使用权归属于最基层的生产小队[①]。人民公社是一种“政社合一”的体制。“政”指政府或国家设在农村最基层一级的政权机构,而“社”指农村最高一级的农民集体组织。1982年废除人民公社体制后,原人民公社内部的“政”改制为乡政府或镇政府(1984年末,全国建有8.5万余个乡政府和近7200个镇政府,70余万个村民委员会),原公社内部的“生产大队”转制为“村民委员会”(在法律下,村民委员会为村民自治性组织,每三年改选一次,但在实际上,村民委员会经常成为乡镇政府之下的行政机构),原“生产小队”转制为“村民小组”。当土地由村委或村民小组分配给各农户使用时,对土地的所有权性质始终十分模糊,我们在80年代晚期到整个90年代全国各农村的调查中对农民与地方干部问同一个问题:“土地到底是谁的?”得到的答案相当一致:“土地是国家的”。国家法律上明文规定是“集体的”。但农民与村干部在习惯观念上都认为是“国家...
2017 - 12 - 01
一、阎云祥《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书提出“无公德的个人”,以描述农村中出现的那些只讲权利不讲责任和义务的人。这种“无公德的个人”看似在争取个人权利,具有与现代社会公民相似的气质,实际上却只是过度功利的个人主义的畸形发展。阎云祥认为,“无公德的个人”出现原因是“私人生活的充分自由与公共生活的严格限制”的结果。阎云祥关于“无公德的个人”出现原因还可以讨论,“无公德的个人”在当前中国农村却有相当的普遍性。除了“无公德的个人”以外,还可以有更多造词,比如“无约束的个人”、“无敬畏的个人”、“无底线的个人”、“无责任的个人”、“无义务的个人”、“无集体的个人”,等等,所有这些造词,都指向当前农村中普遍存在的权利与责任和义务不匹配的个人,这些个人只讲权利,只讲个人利益,不讲公德,不讲责任,不愿承担义务,甚至没有基本的敬畏与底线。在当前村庄社会结构性力量快速衰落的格局下面,过度功利的个人主义的畸形发展,造成了社会的解体。“无公德的个人”不只是个人的问题,而且与村庄结构性力量有关系,与村庄政治有关系。二、在当前农村女少男多的情况下面,农村多子家庭更难娶到媳妇,因为独子家庭父母往往有更多积蓄,且父母仍然年轻,还有比较多的剩余劳动力为新婚子女帮忙。因此,华北多子家庭普遍出现了娶媳妇难的问题。为了能娶来媳妇,多子家庭父母往往宁愿付出更高的彩礼,建更高大的房子,先为大儿子娶上媳妇再说。结果,为大儿子娶上媳妇后,父母就很难再有能力为小儿子娶媳妇付高额彩礼及建高大住房。小儿子就可能娶不上媳妇。假若小儿子娶上媳妇了,小儿子和媳妇心里就不平衡,因为父母为大儿子娶媳妇付出更多。父母为了平衡,尽可能多为小儿子媳妇干活帮衬,又引起大儿子和媳妇的不满。总之是父母无论如何做,两个(更不用说多个了)儿子和媳妇都不满,怎么做都不对。在父母年龄不老、身体较好时,问题还不太大,一旦父母年龄老了,身体不好,两个儿子媳妇都不愿承担...
2017 - 11 - 29
为什么我不讲现代化而讲现代性呢?因为现代化在我们经常性的使用中已经被指标化了,是可以用数据来说明的,比如“GDP 翻两番”。当我们把现代化本身用数据抽象出来进行比较的时候, 我们把发展观表现为一种线型的发展观,由不发 达到发达这样的线型思维。线型发展观有这样的 问题,它把发展过程中的整个关系的演变和一些社会本身的不可比性完全忽略了。通常,社会的发展有连续也有断裂,会有跳跃和转折,但是采用线型指标后往往会把这个过程看作是连续的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这会造成许多的问题。我用一个例子说明,比如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个中层干 的收入可能是几百块,但是90年代末到现在,一个工人的收入可能有两三千块。如果我们认为由几百发展到了几千就说明我们的社会发展了,那么我们心里都会打鼓,比如社会福利的问题、货币本身的含金量,还有一直到80年代我们的社会其实还没有完全货币化,所以当时货币所起的作用和90年代及现在起的作用是不太一样的。你把这些都忽略了来讲发展是有问题的。所以现在,我们讲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如果单纯用数据来说明的话是有待商榷的。我们总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联系在一起,有些媒体甚至把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等同起来,好像是说,在改革开放前我们没有“现代化”这样的东西。这些都是我不想用“现代化”的原因。   刚才讲到了“现代化”的指标性、线性和抽象性,“现代化”还有同质性的特点。比如世界银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等机构会经常出经济发展报告,通过数据展示出的不同是量上的不同, 没有质上的不同。这样就把不同的社会变成同质的东西。基于此,我不用“现代化”而用“现代性”。 我用“现代性”,是因为这个词具有多元性的历史经验和非同质性。“现代性”里面包含了很多的矛盾,很多曲折的东西。哪怕是中国的“现代性”里面也包含了挑战自身的矛盾性的东西。比如,中国半殖民地的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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