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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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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03 -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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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乡村建设二十周年纪念”系列活动 国仁读书会(第一季):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招 募 函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要求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从2001年至今,当代乡村建设相关机构一直致力于各种类型的乡建人才培养。在“5G”新技术及新冠疫情影响下,网络化的学习方式与沟通方式进一步普及,为了低成本且高效率地推进新时代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突破传统学习...
2020 - 03 -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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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一个个万众一心共同战“疫”的故事,让置身其中的每个人都深切感受到:病毒无情,人间有爱。疫情发生后,由北京共仁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共仁基金会)发起的“头雁战‘疫’——百村防疫,群防群治”(以下简称“头雁战‘疫’”)项目,正在把“特别的爱”陆续传递到全国各地的100个乡村受益点,其中,有28个在河南。针对农村地区疫情防控相对薄弱的现状,该公益行动不止免费发放消毒粉、面罩...
2020 - 02 -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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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背景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以来,乡村的防疫工作需要更多的社会关注和支持。为支持全国乡村带头人抗击疫情,守护家园,北京共仁公益基金会发起“头雁战疫——百村防疫,群防群治”项目,面向鄂、豫、湘等全国各地百村,协助当地人民政府开展防疫工作,提供群防群治的防疫物资包、小额资助、防疫培训等必要支持。项目目标1、为乡村提供必要的防疫物资,支持乡村带头人在乡村持续开展防疫工作;2、支持乡村带头人积极参与基层...
2020 - 01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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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西南大学图书馆组织编撰的《民国乡村教育文献丛刊三编》顺利出版。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围绕农村和农民问题,一些有识之士和社会团体设计出多种改造方案,试图通过乡村教育、乡村建设,挽救中国的危机,使中华民族重获生机和活力。在乡村作为社会问题引起大家关注的前后,全国各地发起的乡村自治和乡村教育的试验区也随即兴起。在推进乡村教育实践运动的同时,一批知识分子对乡村教育研究也极为重视,出版了大量专著、发表...
2020 - 01 -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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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和治理现代化是中国走向全面复兴的征程中要完成的历史任务。12月20日-21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同样在这个时候,来自全国各地的10多个省区的村党支部书记、第一书记、政府部门负责人、企业负责人、高校及科研院所200余人在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战旗村相聚,共同探讨如何才能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发挥好村庄和农民如何的主体作用,促进村庄转型,发展新型集体经济,提高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此次会议由四...
政策理论
2018 - 09 - 03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牧、农村经济)厅(局、委、办)、发展改革委、民(宗)委(厅、局)、民政厅(局)、林业厅(局)、扶贫办: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国办发〔2015〕47号)决策部署,积极发挥农民工等返乡人员在创业创新中的生力军作用,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农村繁荣稳定和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农业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民委、民政部、国家林业局、国务院扶贫办决定联合实施开发农业农村资源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行动计划。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正确把握推进返乡创业行动的总体要求(一)基本思路。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一系列方针政策,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引领,以促进返乡人员创业、带动农民就业增收为目标,围绕县域经济和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落实扶持政策、开发创业项目、搭建创业平台、培育创业人员、构建服务体系,引导和鼓励返乡农民工、中高等学校毕业生、退役士兵等人员,开发农业农村各类资源要素,创办领办市场主体,发展农村一二三产业,以产业促创业、创业促增收、创新促发展,使其成为创业兴业、致富一方的新型职业农民,为推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支撑。(二)主要目标。计划从2015年11月开始,分三个阶段推进。动员部署阶段(2015年11至12月)。各地制订具体实施方案,积极发动,部署落实。全面实施阶段(2016年1月至2018年12月)。认真组织实施,探索载体模式,强化政策支持,抓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阶段(2019年1月至2020年12月)。加强督促检查,总结推广成功经验,分析存在问题,不断完善政策和工作机制,将返乡创业行动引向深入。二、认真落实返乡创业扶持政策(一)落实定向减税和普遍性降费政策。通过各类媒体和制作政...
2017 - 12 - 01
文章来源:本文根据温铁军教授2016年12月30日在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的第四届中国爱故乡大会暨2016爱故乡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开幕式致辞整理而成。已经温铁军教授审定。谢谢中国农业大学提供这么一个场地,也谢谢刚才致辞的景书记讲到的这些单位和这些人;也谢谢刚才李主任在这儿强调了乡村文化本身内在的组织载体重构,它能够凝聚人;也谢谢永青基金会这么多年来对几乎不产生任何GDP的活动给予长期的支持;谢谢在座各位,各个方面的朋友们大家的努力。如果没有我们大家这么不计任何代价,不追求GDP的努力工作,我们的乡村文明,我们的故乡的失去的速度,会远比现在快得多。今天北京又发出了雾霾橙色警报,估计2016年的关键词“躲霾之旅”将会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词。刚才大家说到乡村文化的可贵之处,除了它自身的价值,还有很重要的发展价值。其实就是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躲霾之旅”其实是城市人群对乡村文化的一次被动发现。因为,人们被霾笼罩,岂止北京,整个华北大地都是如此,这种霾已经成为不可逆的自然现象,同时也是人类社会自毁的现象,两个作用叠加在一起的时候人们才会反思。有人很欣赏马云的一句话,别的你能躲,霾你能躲得了吗?如此严重的大面积雾霾是怎么发生的呢?主要是因为我们长期坚持发展主义思路,并且是极端发展主义。使得长江以北被霾笼罩。中国的地理分布西高东低,长江以北几乎没有横向的、东西走向能够阻断雾霾的山!于是,从长江工业带到淮河工业带再到华北工业带,我们几乎都是按照产业文明的发展思路,把产业集群压在城市集群上,城市带就是产业集群的载体,确实创造最大的GDP,世界排名前15名的特大城市一半以上在中国;也确实制造了世界上最大的污染。老天爷开始罚我们——气候变暖了,这又被公大多数人认为是人类工业活动、城市活动的结果。这个气候暖化导致北方南下的冷空气没劲了,从长江城市带开始形成的工业污染叠加着城市污染向北推,于是乎北京、...
2017 - 12 - 09
中国是否要走以乡村文明消亡为代价的城市化之路?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走向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这是顺应了时代发展必然的重大抉择。中国五千年传统文明与生态文明具有高度时代契合性。启动乡村文明建设,让乡村走向永续发展之路。  绵延数千年之久的中国乡村文明,正处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2012年,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镇化率达到了51.3%。这标志着当代中国已经从乡村社会转型为城市社会。处在这个历史性拐点的国人,一方面对中国百年之久追赶西方现代化的期盼给予了极大鼓舞,因为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另一方面,展望未来城市化的图景,面对快速消亡的乡村文明,却感到阵痛和担忧。因为在中国乡村快速消亡的背后,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传承载体的消失,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之根的动摇。在历史的天平已经开始向城市社会倾斜之时,中国是否一定要走以乡村文明消亡为代价的城市化之路?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走向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问题。  一、警世:乡村消亡危机的六个表现  1.文明形态上判处死刑:使乡村失去希望  作为中国传统文明载体的乡村目前遇到的最致命的危机,是在被认为是世界发展必然趋势的城市化浪潮中,失去了存在的时代理由。不论是一些地区正在搞得大规模“拆村建区”的城市化,还是许多地方热衷的“拆村进城”农民被城市化;不论是主流学者所主张的五年内让农民工终结的城市化,还是各地政府正在编制的城市化率成倍增长的城市化目标,在所有这些理论和行动的背后,都包含这样一个似乎是毋庸置疑的逻辑:即农村作为中国五千年农耕文明的载体,无法承载以工业化为内容的中国现代化。中国要实现近代以来几代人梦寐以求的现代化,必须走城市化之路。无论是被主流经济学理论的论证,还是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现代化之路,似乎都准确无误的回答了,单向度的走向城市化进程必...
2016 - 01 - 02
从统计数字来看,中国粮食生产自2004年以来呈逐年上升态势。根据中国的统计口径,中国粮食(包括大豆和薯类在内)总产量从2003年的4.3亿吨增长到2014年的6.07亿吨,增长了42%。2015年粮食产量有望继续增加。单纯从统计数字来看,中国粮食产量持续增加,农民收入也在增加。  当前中国粮食供求状况  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在国内产量不断增长的同时,粮食进口数量也在逐年增加。2014年,中国进口粮食(包括大豆)总量达1.04亿吨。截至2015年10月,今年粮食进口量已达1.03亿,基本与去年全年的进口总量相当。虽然2015年进口的粮食总量比2014年同期明显增加,但是进口的总金额比2014年下降,这表明国际粮食价格仍呈下跌趋势。当前,中国国内粮食产量增加,但粮食进口量却在增长,致使社会库存量增长。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是因为国内粮食的生产结构存在矛盾,如大豆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已超过了80%;二是因为中国的农业尤其是粮食等大宗农产品(000061,股吧)缺乏国际竞争力。由于自然禀赋的原因,中国耕地面积有限,农户数量巨大。目前,中国拥有约1.3亿公顷的耕地,而承包土地的农户达到2.3亿,平均每个农户的耕种面积不足0.5公顷。这种分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使中国农业在提高国际竞争力方面遇到很大困难。近些年中国的粮食产量虽然在增长,但是生产成本也不断提高,推动了国内粮价逐步上涨,甚至超过国际市场的价格,导致更多来自国际市场的粮食进入了中国。  从今年1~9月份的价格来看,中国国内批发市场的小麦、玉米、大米平均价格分别比进口到岸完税后的成本价高36.6%、50.6%、41.6%。国内粮食价格高于国际粮食价格,除了国内生产成本高之外,其他原因也不可忽视。一是自2011、2012年以来国际粮价大幅度下跌。二是人民币汇率坚挺,对美元的汇率不断上升,这意味着以美元计价的粮食进入中国市场后的价格会...
2018 - 09 - 06
伴随经济中心从欧美转向亚洲,大陆与海洋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一带一路”战略实际包括了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印中巴两走廊、欧亚大陆桥等众多范畴,大陆联系的重要性显著提高了。如果说美日海上同盟是对冷战格局的延伸,那么,“一带一路”却是对历史路径的回归。重复资本主义道路,“一带一路”不可能成功  “一带一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计划,它面临的困境和挑战绝不只来自经济学家们谈论的资金、资源、市场和劳动力方面,而且也必定来自政治、文化和其他方面。世界经济的重心向亚洲的偏移将带来一系列政治、社会、文化、宗教、语言等方面的问题。反过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核心就在于其经济与政治、文化、习俗、宗教等等的脱离,在于其经济过程对社会关系的破坏和摧毁。因此,“一带一路”必将是一个针对资本主义经济模式进行改革的漫长过程,也必然是将历史文明与未来的社会主义相互连接的进程。   说历史文明,是因为这一新计划的四个关键概念,即路、带、廊、桥,正是亚洲跨社会体系或历史文明的纽带。就像古代的丝绸之路不仅是物的交流的走廊,而且也是精神交流的纽带一样,“一带一路”将要穿越如此广袤的陆地与海洋,连接起不同的民族、宗教、语言、习俗和传统。如果没有文化间的交往和交流,这一宏伟蓝图难以成功实现。说这一计划不可避免地具有社会主义色彩,是因为如果不能克服任由资本主义经济逻辑主宰这一广阔而复杂的网络的局面,这一计划必然像以往的各种发展主义模式——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的发展主义模式——一样,因对文化多样性和生态多样的破坏而遭致失败和报复。  “一带一路”不是单一国家的计划,不是一个以领土及其扩展为目标的帝国再造计划,而是一个以“互联互通”为中心概念的、以多重复合的参与为基本内容的动态过程。面对这一史无前例的世界实验,任何缺乏深刻和长远认识的经济计划、金融扩张和军事冒险,都将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现在谈论“一带...
2018 - 08 - 01
仝志辉: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特邀研究员,研究领域:乡村政治、乡村治理和农村民间组织,著有《选举事件与村庄政治》等。   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仅要使服务组织服务农业,更重要的是要让它能服务农民。当前很多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只是为少数大农户服务的,更有一些主要是为龙头企业和农业资本服务的。有些服务组织虽然服务农户,但是服务收益也很少分享给农户。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必须和国家战略相向而行。国家的“三农”战略是要使农业现代化和农民收入提高同步实现,通过扶持大规模土地经营的农业企业和家庭农场,将广大中小农户挤出农业和农村,想以此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这样做不是真正对农业和农村发展负责。为此,需要认清以下的战略选择。一、扩大中小农户在服务环节的利润分享,实现适度规模经营要增加农民收入,需要扩大农户的农业经营规模。为此,很多地方政府把扩大土地经营规模作为扩大农户经营规模的主要方式,希望在追求减少农民的基础上扩大单个经营主体的土地经营规模。由于城镇化在一定时期接纳农民数量有限,需要较长的历史过程,因此总体上我国农业始终会是人多地少,即使城镇化率达到80%,我国也至少会有3亿农民,这就决定了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有一定限度,只能是适度的。在我国的农业经营主体中,多数还是没有达到适度土地经营规模的“半耕半工”农户。扩大农业经营规模的主要方式不应该是扩大少数大农户和外来资本的土地经营规模,而应该是扩大广大中小农户在农业服务环节的经营规模。扩大农业服务规模是扩大农业经营规模的主要方式。即使是一个农业为主的乡镇,对其所有农户的农业生产各环节所需的各类服务,加总起来的经营规模和其中的利润规模都是相当可观的。这些服务需求如果由农户自己联合起来提供,农户的经营规模自然就会扩大。第一个战略选择是:扩大中小农...
2018 - 07 - 26
未来的长时期,如何在中国的地域范围内推进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同时,又要保持农村近7亿农村留守群体的就业与增收、农村社会的良性治理、农村生态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相较于对外转嫁成本的西方工业化发展道路而言,这是习近平治国方略的一个东方式的基本命题。本文从中国主位的角度,阐述东方理性复兴的两个重要表现——村社理性的复兴和政党理性的自觉,认为村社理性的复兴是实践习近平三农战略思想的基础性目标,而政党理性的自觉是实践习近平三农战略思想的组织主体保障。一、何谓东方理性的复兴关于东方文明有异于西方文明的观点,一个共识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是一种以群体为基因的文明,表现在社会政治传统上,一方面,政治国家的建立基于血缘地缘关系扩大化的群体结构,成员从对诸如小农村社的集体依赖(治水和防务)中汲取力量;另一方面,以传统农业为经济基础的政治理念大都崇尚以民为本,以德治国。中国最早的国家——夏,就是在对原有氏族制度(部落联盟的集合)联合起来疏导水患、从事灌溉农业进行国土综合整治而形成的。古代中国因为灌溉而有组织,因为组织而有群体文明。此外,以大禹为首的国家首领需要保持个人道德上的高尚情操,如果大禹居功自傲、骄奢淫逸、那就会德不配位而失去权威,他“三过家门而不入”,便证明了这一点。然而,这和西方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文明发育和发展大异其趣。古代希腊社会由于实现了手工业——农业商业——航海业的分工和分离,从而脱离了继承共同祖先的血缘亲族的氏族社会阶段,率先开始了延续至今的以个体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和建基于市场经济上的民主政治传统。马克思承认自己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主要产生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欧洲中心主义价值取向的基础上,他明确强调:在被高山、大海、荒漠所隔绝的地方,历史的发展很可能是另外一种与“五个阶段”不同的亚洲模式——“亚细亚形态”。[①]进一步地,至今在中国学术界居主导地位的两大派别,...
2018 - 07 - 10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农业(农牧、农村经济)、农机、畜牧、兽医、农垦、农产品加工、乡镇企业、渔业厅(局、委、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水产)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国发〔2015〕23号)、《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国发〔2015〕32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9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国办发〔2015〕47号)等文件精神,立足职责分工,农业部决定实施推进农民创业创新行动计划(2015-2017年)。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重要意义  (一)农民创业创新是蓄积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必然选择。随着我国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增强,农业资源要素驱动力逐步减弱,传统发展方式难以为继。推进农民创业创新,支持农民适应市场需求,以自身资金、技术和经验积累为基础,创办产业和企业,创新技术、业态和商业模式,有利于农业实施创新驱动,转变发展方式,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不断培植新的增长点和动力源。  (二)农民创业创新是带动农民就近就业增收的有效途径。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农民就业出现新的趋势性变化,结构性矛盾更加凸显。推进农民创业创新,支持有梦想、有意愿、有能力的农民在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中施展才能,在充分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带动更多的农民就近就业增收,有利于实现创新支持创业、创业带动就业的良性互动。  (三)农民创业创新是助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力量。随着我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的不断兴起,为农民创业创新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推进农民创业创新,可以激发农民这一重要群体的智慧和创造力,培育农村创业创新文化,增强农民创业创新意识,有利于农村百业兴旺,打开新型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协同发展新局面,为稳增长、调结...
2017 - 12 - 07
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人民公社体制解体,村庄失序,以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为手段,以村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为目标的村民自治诞生,加入了改革以来的基层社会重构。但历经变化,在各方作用下,原来制度预期的直接民主和村民参与变得面目不清,逐渐演变为精英民主和间接民主。本文在新条件下,力图对作为中国经验一部分的村民自治先作出理论上的澄清,然后尝试性地给出改进之道。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二审《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草案,今年年内还将三审的当下,权衡改进之道也是迫切的思想任务。  村民自治何以是中国经验  为什么说村民自治是中国经验呢?首先是因为这个事实的影响足够广泛和重要,它牵连着共和国前30年的农村集体化和后30年的村庄自治。它影响着八九亿人的生活——村民每三年选举一次村委会主任和委员,然后再通过村委会、两委会或村民代表会议决议来决定村庄的大多数事务。  村民自治是中国经验,更因为它是一个独立于以往的中国政治发展经验的新想法和新实践,在中国之外也无从上到下系统推进的类似工作。这个想法和实践是什么?可以听听当时的历史实践者如何描述:  通过群众自治,实行基层直接民主,不是近几年才提出来的,早在1953年,决定建立城市街道委员会的时候,即提出并经中央批准:街道居民委员会的性质是群众自治组织,不是政权组织。它的任务,主要是把工厂、商店和机关、学校以外的街道居民组织起来,在居民自愿的原则下,办理有关居民的共同福利事项,宣传政府的政策法令,发动居民响应政府的号召和向基层政权反映居民意见。居民委员会应由居民小组选举产生,在城市基层政权或其派出机关的统一指导下进行工作。但它在组织上并不是基层政权的“腿”,不应交付很多事情给它办。居民委员会就是这样在城市办起来的。但是,这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过去一直没有推广到农村。1982年颁布的新宪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
2017 - 12 - 06
【摘要】当代乡村建设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形成乡村治理的良性结构,其关键在于,形成村两委主导的综合性农民经济合作社,主要是以第三产业内部服务于第一、第二实体产业的形式,生成一块用于良性治理的村庄公共财。以这块公共资金,服务于村庄公共事务,乡村善治方得以真正形成、持续发生作用。【关键词】村庄 善治 公共财乡村治理秩序或者乡村系统的相对稳定,以村庄治理秩序为载体,需要相应的经济资源集聚机制为基础。当现代市场社会的核心发展越来越取决于产业化利益的时候,以广大小农为对象的村庄治理,必然会与公共资本—“公共财”密切相关。那么,村庄要想达到善治状态,即“通过治理以实现农村社区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动态管理过程”①,这块公共财应该是多少?从何而来?用向何处?在缺乏公共财的传统农区村庄,是否有可能重新生成公共财?地方上有无这样的经验性探索?这正是此文需探讨的。公共财,是村庄善治可持续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乡村经历了一个对于小农村社制度的去组织化过程,其既有自治平衡结构支离破碎,大多数村两委缺乏集体收入;另一方面国家面临经济危机,财政紧缩,对乡土社会治理欠缺充足的投资。于是,乡村劣治便出现了。在缺乏集体公共资金的情况下,以前是以三提五统的方式,通过向农民摊派治理成本,来维持对乡土社会的治理。自2005年起全面免去农业税之后,又出现另一种形式的治理问题,即自上而下地给钱,才能形成对上负责的乡村治理。税费制度取消,变成了由上级政府特别是中央、省两级承担对农村公共开支责任,这是一个重大变化。其结果是:谁给钱我对谁负责,上面给钱,我村两委就变成了只向上负责,但是上面的指导并不必然与村庄内在的具体需要合拍,甚至未必从村两委干部的实际需求和愿望出发……发展下去,基层治理不但要以钱为手段,而且成本不断增加,也难以做到有效和实事求是。例如,你要求我建立党员活动室,哪怕每一天都锁着门我也建了;你要求建立电脑室,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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