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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家恩:城乡中国的情感结构——返乡书写的兴起、衍变与张力

潘家恩|城乡中国的情感结构——返乡书写的兴起、衍变与张力

潘家恩: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特邀研究员,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自2001年起参与当代中国乡村建设实践至今十八年,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重庆区域统筹。在Cultural Studies、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台湾社会研究季刊》《二十一世纪》《开放时代》《人民日报》等处发表文章6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中国乡村建设脉络机制研究”等项目,联合主编《中国乡村建设百年图录》(国家“十三五”重点图书规划项目,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面对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这一重大历史转型,近年来方兴未艾的返乡书写成为充满生产性与传播力的文化热点,其既因为主流文学影响力下降及非虚构写作的流行,还联系着“乡衰”和“城困”这种新的社会基础。在兴起的同时,充满内在张力的返乡书写在发展中还产生了“返乡体”“乡怨论述”“书写返乡”三种衍变。融合了“城乡视角”与“亲人视角”的返乡书写不仅是对书写对象的描述和书写者自身经验的呈现,还是城乡中国剧烈转型过程中复杂情感结构的折射。


关键词:返乡书写   城乡中国   情感结构

 

近年来,有社科研究者基于历史比较与实证分析而指出,当前正发生着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这一重大转型。周立认为以下三个根本变化改变了费孝通“乡土中国”论述的社会基础:首先,乡村人口不再占大多数,而是城乡各半。根据统计显示,2017年年末,城镇常住人口已经达到8.13亿, 占总人口比重的58.52%,比1978年的17.9%提高了超过40个百分点;其次,农民生产不再以土地产出为主而出现“土地粘着”,而是收入日渐多元;再 次,随着交通条件的普遍改进与城乡互动程度的加深,社会生活已经高度流动,不再终老是乡。1刘守英则进一步认为,“以农为本、以土为生、以村而治、根植于土”的乡土中国,已经进入“乡土变故土、告别过密化农业、乡村变故乡、城乡互动”的城乡中国,因此,“城乡中国”有必要成为理解转型中国的一个重要范式。2实际上,文学研究者雷达2015年即已从文学角度提出这一“世纪转型”。由此,他认为乡土文学创作的土壤和根基已经 发生了重要变化,若不有所应对或自觉,乡土文学命运将令人担忧。与此同时,他也敏感地意识到现代乡愁的文化焦虑症将成为当下转型期典型的文化特征,故文学需要顺势而为,介入现实生活中凡俗人的心理裂变,捕捉“由乡而城”过程中所出现的普遍体验。

返乡书写的实践主体以文学研究者和媒体工作者为主,也包括在城市不同领域工作有乡村经历和背景的知识分子(本文以“农裔”知识分子进行描述)。常以散文、笔记、见闻等相对多元的书写形式,延续着现代文学对“故乡”这一经典命题的关注,但其不同于一般的乡村书写,而是在城乡互动视野下对乡村及“农裔”知识分子状况的再审视,其中“返”是关键,既说明特殊的写作源起与状态,也强调该书写是对长期“陌生化”乡村的重新面对,通过书写者的“现身”与经验的“在场”,带出更为复杂的情感表达,折射出城乡剧烈转型过程中的普遍势能与内在困境。

返乡书写引发了社会各界不同角度的关注与讨论,既反映着当下社会的结构性困境与城乡变迁,也是近年来乡土书写的新发展——正如有研究认为,已有的“乡土类”虚构文学较少切入城乡关系内部,缺乏对当前城乡转型中那种难以言喻处境的表现,有浅表化和浮泛化的趋势。相对而言,基于个人经验的非虚构类返乡书写更具真实性和可信度。本文尝试结合社会文化等广义文本,对返乡书写的兴起、衍变与张力进行初步探讨,同时也以此为例,对其所内在之城乡中国的情感结构进行思考。

潘家恩|城乡中国的情感结构——返乡书写的兴起、衍变与张力

乡村建设动员大量知识分子下乡,并提出“欲化农民,需先农民化”。图为部分都市知识分子初到河北定县乡村(1930年代)。

 

一 兴起:“乡衰”与“城困”中的文化表达

文化研究奠基人、被誉为“战后英国独一无二的最重要批评家”的雷蒙德·威廉斯于1954年率先提出“情感结构”,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还有丰富的方法论启示。在《漫长的革命》(1961)中,威廉斯认为:情感结构之 “结构”所暗示的,一方面是“稳固而明确”,但另一方面却在我们活动中“最细微也最难触摸到的部分发挥作用”,它既是一个时代的文化,也是一般组织中所有因素带来特殊的、活的结果。其非常广泛而又深入地存在着,因为沟通和传播靠的就是它。也可以说,情感结构是描述某一特定时代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普遍感受,其中饱含着人们共享的价值观和社会心理。到了《马克思主义与文学》(1977),威廉斯进一步指出:情感结构可以被理解为溶解流动中的社会经验,它常处在过程当中并具有“新兴性、联结性和主导性”等特征。他还特别提醒我们:这些经验虽然常被当作私人性的、个人特癖的甚至是孤立的经验,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其充满社会性。7因此,情感结构分析既包括对特定时代的普遍情感进行挖掘呈现与动态把握,还有助于揭示相关文化因素的物质及社会基础。本文希望借助这一思想资源,以返乡书写为例,思考“城乡中国”剧烈转型过程所蕴含着的复杂情感结构。

民国乡村建设针对教育资源稀缺而创新教育方法,图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河北定县推行的“导生制”。

笔者认为,近年来返乡书写的兴起,可以从两个层面上说:一方面,与返乡书写相关文本较为集中地产生且进入公众视野,并引发更为广泛的社会讨论,改变了之前乡土书写多停留在文坛内部而较少与现实发生直接关联的状况;另一方面,返乡书写成为一种新的表达与介入方式,“我与故乡”“乡村 与城市”等关系性命题及相关情感体验直接进入写作者视野。亲人、故乡、老家,这些本应熟悉但却日益陌生的存在,在“农裔”知识分子的表达中重新被激活。返乡书写虽多从家庭和村庄等微观处入手,却常带出诸如“在中国”“乡村图景”这样的大命题,其溢出文本的复杂情感,在有乡村背景的读者群体中产生着很大的共鸣。

当然,返乡书写的兴起不是横空出世或偶然事件。一方面,如前所述,返乡书写者许多是文学研究者,回到百年中国的乡土小说发展史,正如丁帆所指出的:“返乡情绪、怀旧情绪,试图寻觅精神避难所或精神故乡的情结其实是现代人的普遍情感。” 可以说,这些情感为乡土小说和返乡书写同样注入了深层的原初动力。而在城乡间“游走”常常是两者得以发生的现实条件,当城乡间的互动进一步加大且出现实质变化时,不同形式的返乡书写也就更具社会基础了。

到了当下,由于面对文学影响明显降低且丧失文化参与性的双重危机,9近年来文坛出现了影响力逐步上升的“非虚构写作”探索——这种更为开放、多元且不同文体彼此交织的写作倾向动摇了文学的某些本质规定性,10既让“写作主体不再是隐匿的超然主体,而包含着反思性的主体自觉”,也让写作者的经验和情感获得了更大的空间。在不少作品中,“写作者既对自己的叙述与描写对象有明确的社会属性方面的关怀,同时也在方法论上有一定的自觉和反思”。可以说,返乡书写作为“非虚构写作”的重要类型,其兴起内在于这一文坛新动向。

另一方面,已有研究将梁鸿的“梁庄系列”放在“回不去的乡村”和“进不去的城市”框架下,认为与当前“三农”问题及城乡困境同构正是其获得广泛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13笔者进一步认为,由长期不合理城乡关系所逐步造成的“乡衰”和“城困”,是返乡书写兴起的社会基础与外部环境,返乡书写则是该双重困境的文化表达。

此处之所以概括为“乡衰”,更强调的是乡土社会内在和整体性变化。虽然新世纪以来随着农业税的逐步免除,原来最容易引发社会关注的“农民负担过重”等经济层面问题迎来釜底抽薪式解决,乡村进入了休养生息的“后税费时代”,然而农村组织涣散和凝聚力下降等老问题却日益加重,乡村面对着 “空心化”的新困扰。同时由于长期以来的“去乡土化”发展,文化、教育、生态等相对隐性问题开始浮现出来,社会风气败坏、生态环境破坏和价值伦理危机正成为今日乡村的逼仄现实。

实际上,这种溢出经济视角而对乡村复杂状况的敏感,已经散见于返乡书 写者的早期表达中。在黄灯发表于《天涯》2006年第4期的《故乡:现代化进程中的村落命运》一文中,作者谈到家乡中“河水脏了,青山秃了”,同时从生态环境、生活方式、生命质量、精神状态、价值认同、文化教育等方面讨论了当代乡村社会的困境,以及外来务工所带回的新生活方式对乡村已有生活造成的震荡。在当时“取消农业税”的普遍叫好中,类似批评略显刺耳且不合时宜,但却隐约触碰到了后来她及梁鸿等人在返乡书写中所面对的问题,同时也坦诚地表达着“农裔”知识分子的纠结与无奈。

潘家恩|城乡中国的情感结构——返乡书写的兴起、衍变与张力

爱故乡艺术团团长孙恒在第三届中国爱故乡大会上发布“寻找故乡之歌”主题活动(2015年,中国农业大学)。 

如果说“乡衰”和“城困”是返乡书写兴起的社会基础与外部环境,乡愁的弥漫是其兴起的情感基础与舆论氛围,那么“农裔”知识分子的现实社会经济状况则为其兴起提供着内在动力。如果说方方的中篇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2013)是以文学化的方式,反映了“知识改变命运”这一曾经充满感召力许诺的贬值,那么社会学者基于实地调研后的《蚁族》则从不同角度对 “农裔”知识分子们所面对的“留不下的城市”与“回不去的乡村”两难进行了事实论证。无论梁鸿还是黄灯,因为进城较早,已基本过上相对体面的都市生活,但却仍然需要直面“乡衰”和“城困”的整体性困境——因为那些“在梁庄”和“出梁庄”的乡亲,或者《大地上的亲人》中的“留乡者”和“离乡者”们,梁鸿、黄灯们就像李佩甫《生命册》(2012)中的主人公“丢”,虽然在城市当上了令人羡慕的大学教师,可身后却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在坍塌的乡土中,个人荣光也将黯然。


这当然不是“农裔”知识分子的个人问题,它既是“乡衰”和“城困”整体困境在个体身上的具体表现,也是长期“去农化”教育后果的逐步显现。除此之外,与现实距离越来越大的知识生产方式及对“乡土”的各种偏见,则进一步催生着“农裔”知识分子的不忍、不甘与质疑。正是这些复杂情感构成了 梁鸿写作的内在动力,根据她的自述,“梁庄”系列写作首先由于对自己原来在学院和城市中那种“虚构的,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没有任何关系生活”的怀疑,同时也内在于对主流乡村认识的不满——“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了民族的累赘,成了改革、发展与现代化追求的负担?从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为底 层、边缘、病症的代名词?”于是,她2008年和2009年利用寒暑假回到梁庄住了将近五个月,“以一个重新进入故乡密码的情感者的态度进入乡村,寻找它存在的内在逻辑”。可以说,这种情感需求及对自己生活状态的不满是其返乡书写的主要动力。正因如此,包括“困惑、犹疑、欣喜、伤感”等在内的情感纠葛就成为“梁庄”系列的特色所在,正如有研究认为“它的影响力其实不在于文本内部的客观描述,而在于情感表达方式”,而这恰也是各种奖项所特别肯定的地方。

与此相似,黄灯的返乡书写也源于其作为知识分子而对“现代化进程中村落命运”的忧虑和思考(见前文引述她2006年文章),以及其作为“农民女儿(儿媳)”所感受到来自乡土的情感联结。在她不同时期返乡书写合集的《大地上的亲人》自序中,黄灯将这种书写理解为是“用文字重建与亲人的精神联系”,并将之回溯到2002年她读硕士时与堂弟在广州的一次重逢:

堂弟的到来,让我感动并深思,多年迷惑不解的一个问题逐渐清晰——在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中,逃离的群体,是如何在知识的规训中,以个人成功的名义剥离一种本真的感情,并在内心注入更多上升通道的算计和权衡;又是如何在不知不觉、不动声色中塑造精英的感觉,逐渐疏远身后的亲人?我隐隐感到竭力营构的优越感正轰然垮掉,自我审视悄然出现。

如果将梁鸿和黄灯的返乡书写结合起来看,可以发现其中不仅包括“农裔”知识分子对田园荒芜而故乡远去的不舍,还包括对乡土社会不再能提供安身立命意义价值的不安,以及对社会流动受阻和代价风险加大的不甘。因此,所产生的书写既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与救赎,也可以说是在由“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转型过程中,面对“乡衰”与“城困”双重困境时 的文化表达。

潘家恩|城乡中国的情感结构——返乡书写的兴起、衍变与张力

二 多向衍变:返乡体、乡怨论述与

书写返乡

有研究指出,当下的“文学性正在向四面八方蔓延,而文学本身也应容纳多姿多彩的书写活动,这其中潜藏着巨大的可能性”。返乡书写作为有着广泛社会基础与时代症候的文化表达,文学书写只是其中的一种形式,我们既要看到其表述的多元化,看到兴起后的各种衍变,同时思考其所反映出当前城乡中国的复杂情感结构,因为一个社会的情感结构,常在转型时期更易显现。

随着自媒体及移动互联网的普及,返乡书写在2015年后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不论是王磊光还是黄灯的春节“热文”,都是通过互联网进行广泛传播并引起很大关注,也正因网络书写的低门槛与流行性,便随之产生了一批以返乡为题材的“格式化”写作,有人将之命名为“返乡体”,以批评其模仿、廉价、批量生产及刻意扭曲城乡关系等特征。类似书写常抽空乡村的复杂语境与实感,充斥着矫情的贩卖与恶劣的噱头,进而引发了及时且尖锐的批评:有人指出其过于简单、刻板、套路化,忽略农民主体性,背后仍然是城市中心主义;也有人认为该类写法存在着“内在缺陷”而易于被主流叙事所选择和编 织,因此无法达到其所寄望的目标。

然而,正如雷蒙德·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中的提醒,“进步都市主义”和“田园牧歌”常如影形随,其所代表的两类“浪漫化”则成对出现,需要同时加以警惕。身处普遍信任危机之中,对返乡书写的批评和反思也可能出现“反返乡体”:一些批评过于急切和武断地将本来十分多元的返乡书写归纳为“黑农村”、以“惨”为基本特征的农村印象,认为其“煽情”“装模作样”“审判故乡”“挑拨城乡矛盾”;另一些批评则对书写者的动机进行了略显泛化的质疑,不仅指出其过于“造作”,刻意制造阅读冲击效果而使观察沦为猎奇,还认为这些返乡精英不能接受回到家乡缺乏存在感的社会现实,他(她)们急需为自己的返乡找寻意义,而“返乡体”事实上成为回乡“屌丝们”最好的自尊维持方式。虽然批评者义正词严,但该类批评常与所批评对象共享着相似的问题。例如:同样的标题党、对象化与缺乏自省,同样居高临下、以偏概全与道德优先,并充满着“一言以蔽之”的判断冲动与刻板偏见,很容易沦为二元对立的 “打假式”批评,在理解和认识上都存在着错位与不足。

笔者认为:“返乡体”与“反返乡体”共同构成了返乡书写在大众传播中的第一种衍变,这种衍变虽然推动了公众对乡村议题的关注,但却不利于对返 乡意涵的深入展开与反思实践。正如前文所述,返乡书写的更大意义,不限于写作内容本身,同时包括所引发的讨论及为重思城乡关系、知识分子如何有效介入社会开启出新的可能空间,然而“返乡体”与“反返乡体”的二元对立,过于简单地阻断了对深层意义的探讨。本来可以多元互补的角度差异不无遗憾地转为工科对文科,或文科内部的社会科学对文学充满偏见的嘲讽与贬低。如此导向既可理解为学院体制内长期以来学科细碎化和“领地化”的恶果,也体现了当前学界实际上缺乏直面现实的能力与跨界对话的条件,而与真实社会议题一同被消耗掉的,还包括知识界、媒体界与现实的互动连接,以及推进建设性实践的难得契机。

如果说以“返乡体/反返乡体”为表现的第一种衍变是在主观上由“乡愁”所引发的“浪漫化”,但在客观上则以乡村的名义边缘乡村,是有话语权的知识阶层对另一群同样有话语权的知识阶层的错位对话与无效挑战,同属带有选择性和遮蔽性的论述,不无遗憾地搁置了对困顿现实的进一步认识——正如有研究指出,浪漫的田园梦与其说是对不合理城乡关系的质疑和挑战,毋宁说是以乡村之名寻求安全而不失优雅的抚慰,不仅含有更加隐蔽的偏见,而且隐匿着把乡村抽象为无人的风景和新欲望空间的危险。那么以“乡怨”论述为内核的第二种衍变则是“去浪漫化”突围中的异化与反动,或是一种逆向情感表达后的新陷落。可以说,“乡怨”论述为理解返乡书写带入了新角度。

相对而言,虽然充满暧昧和纠结,绝大多数的返乡书写都应该算是“乡愁式”的,让我们普遍感受到了对乡村的不舍情感。然而,2017年春节以“爆款”视频《春节自救指南》(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及《致某些讨人厌的亲戚》(papi酱)为代表的“乡怨式”返乡书写的流行则提醒我们剧烈城市化进程正催生出对乡土社会的另一种情感:相对于此前返乡书写之“恐归”情绪多为离乡游子无法重新融入乡土社会的痛苦与纠结,以及对“回不去的故乡”之陌生与忧虑,“乡怨”论述中的“恐归”则是陷于“婚恋、就业、社会分化” 等现实困境下的“农N代”青年们对“乡土/地方”的厌倦与失望,以及对 “留不下的(大)城市”之不甘与自我解脱。

在上述两个广泛传播的视频中,控制性极强的七姑八姨或挑衅感爆棚的各路亲戚,成为“广场舞大妈式”的恼人存在。在传统乡土社会里,这种血缘和地缘的有机连接可谓平常,为何当下会变得如此“张牙舞爪”?而所谓过度关心、家庭冲突、侵犯隐私等令人反感的日常行为同样也是都市核心家庭的常见隐疾,为何会标签化为“春节”和“返乡”的专属?对“个性”“自由”的追求与对主流偏见的拒绝为何会转为另一种更为隐蔽的新偏见?

实际上,这些“恼人”与其说来自一年一度的短暂返乡或对乡下(县城)亲戚的某种代际反叛,不如说更来自现代都市普遍性问题(婚恋、就业、流动……)、社会分化剧烈的现实状况与熟人社会传统交际方式的奇特“嫁接”。那种出于对春节返乡让“Mary变翠花”的恐惧而希望与乡土社会划清界限的潜意识,与其说是对“保守/落后”乡土社会的反抗抑或忘本,不如说当前剧烈城市化浪潮所携带的巨大能量已经让许多人自惭形秽以致无法面对。虽然当下中国的城镇常住人口已经超过农村,但乡土依然是中国社会的底色,流动于城乡之间的不仅有数亿农民工及其家人,还包括大量“乡生城长”的“农二代”及虽在城市出生并长大,但父辈或祖辈有着乡村背景与亲属网络的“农N代”,春节只不过让这一底色及所隐含的社会结构显现出来而已。

回到这种“乡怨式”返乡论述,随着春节假期的结束,摆脱乡下或县城的 “七姑八姨”后,都市白领和“中产/准中产”们的日常生活是否如愿?无论高房价、职场压力、雾霾,还是各种婚恋节目对大龄青年的调侃刺激似乎并未让他(她)们获得真正的“自救”,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另一首引发更大反响 的“神曲”《感觉身体被掏空》(2016)则是该现实困境的直接隐喻。因此,这些“乡怨”不仅是怨乡,乡村只是其面对大小压力和各种困境的想象性归纳,社会的整体性问题被转换为地区、性别、身份等个体层面上的“遭遇”,并以所谓价值观冲突与代际矛盾来遮蔽主流社会对乡村或县城的深层偏见。怨气中所包含的也不仅是厌恶,还包括进城后“新中产们”面对当下社会的微妙心理——当充分感受到阶层分化和断裂所带来的结构性困境时,只有在文化上努力维护正在消失的优越感,才可在下坠与失落的焦虑中获得某种平衡。

正如“乡衰”和“城困”需要一起纳入视野,“乡愁”和“乡怨”也需要结合起来讨论。两者看似对立,实际却内在呼应且相互缠绕,是“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转型过程中一体两面的情感结构。“乡怨”论述的及时显现也提醒我们需要对返乡书写的暧昧性和复杂性进行再认识,同时也说明“乡土”正日益成为抽象空洞的历史性存在,正逐渐丧失能够为“农N代”提供精神价值与意义认同的文化滋养。

如果说“返乡体化”的返乡书写常带着无病呻吟的惆怅与“叶公好龙”式的向往,那么“乡怨”论述则充满着逃离乡土的托词与掩护,是在“乡衰”和“城困”双重困境下,“农N代”们无力感与虚无感的进一步放大。从“返乡体”到“乡怨”论述,虽然在表达情感和主题上截然不同,却共享着相似的逻辑,产生着同样的偏见效果。

对于这些可能的陷阱与雾障,返乡书写实践者们也从不同角度进行自省,并尝试做出突破。例如,梁鸿就反思到“一个写作者、思考者的‘生活实感’能否从‘旁观’处得到?”25黄灯则自陈有限的文字无法涵盖无穷丰富的现实,直面更多亲人的命运及被遮蔽的细节,反而让内心的纠结和迷惘越来越深,因此需要对返乡书写所潜在的“消耗性”和各种陷阱进行反思。为实现此目标,将话题引向建设性,实现话语层面的讨论与建设层面的行动相结合或许是一种可能的办法。因此,当面对以都市和中产趣味为导向的现实,同时真正的农民和返乡实践者多数时候常处于“失语”状态,如何让返乡书写与现实更好地结合,让充满艰辛的实践得以被“看见”,使之成为建设性实践的能动力量,发掘重新发现乡土和反思都市的潜在可能,则是返乡书写的第三种衍变。

如果说返乡书写的前两种衍变更多是以“返乡”为题材,第三种衍变则以 “返乡”为目标,并与现实实践紧密互动。所谓“返”不仅指作者在生活或地理空间上的回归,也包括突破现实遮蔽并重建城乡新视野的自觉,其不希望停留在对乡衰的哀叹与痛感的回味上,而是努力促成更多建设性的改变。这不仅需要自觉的意识,更需要自觉的实践。实际上,这些已经内在于部分返乡书写的实践中,比如黄灯2016年那篇引起广泛讨论的文章在新媒体传播前的题目为“回馈乡村,何以可能”,虽然文章更多是提出困惑,但却包含着行动和改变现状的诉求。在该文引起巨大反响后,黄灯则更直接地推动建设性书写实践,2017年4月她联合《十月》杂志社在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参与发起“从返乡书写到书写返乡”主题沙龙,并担任“爱故乡文学与文化小组”组长。为促进乡村文化研究学者与乡土书写一线实践者的互动对话,她还于同年8月在自己老家湖南汨罗组织了“发现故乡·乡土书写工作坊”,让返乡书写不仅发生在书本上,还联系着历史传承与文化复兴;不仅是个人的情感表达,还促进着大众参与和社区凝聚,让更多人认识、热爱并建设自己的家乡。

潘家恩|城乡中国的情感结构——返乡书写的兴起、衍变与张力


发表黄灯文章的《十月》2016年第1期,题目为“回馈乡村,何以可能?”

若从更大范围看,类似的努力其实一直广泛存在着,无论是近年来在城市郊区进行卓有成效探索的北京工友之家“皮村文学小组”,还是自2012年由 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联合多家当代乡村建设机构共同发起的“爱故乡”实践,都努力将更为广大的“在乡者”和“返乡实践者”纳入视野,进一步呈现乡村复杂性,揭示各种类型的遮蔽,以在新坐标中重新发现乡土的意义与价值。在这一过程中,所呈现的自然不仅是故乡在现代坐标与资本逻辑面前的陷落与退败,也包括乡土社会在现代转型进程中的内在矛盾和张力冲突,以及其所蕴含着的建设性力量与突围努力;另外,这些“书写返乡”通过在城乡之 间,研究者和实践者之间搭建桥梁平台,推动社会各界人士参与乡村建设,重塑乡村活力与魅力,让资源回流乡村,让文学重新获得力量。

可以说,这种新的书写不只是书写乡土,而是以广义的书写表现一种新的生活并推动更多新的可能。如此“书写返乡”还希望让乡村获得有别于“都市中心”的文化表达,其自然不是简单地怀旧,而是重估乡村更为多样的价值,呈现其中的力量与韧性。这也就意味着在行动中需要努力避免个人化的悲情自恋,自警于静态的“闭门造车”与“故乡客”心态,让“返”不仅是想象或遥望,而是以此为“机”重建与故乡、土地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民众话语对精英话语进行稀释与挑战,进而实现良性有效的城乡融合。因此,它不再是笔墨时代的另一种“抽屉写作”,而是一份“互联网+”时代带有故乡芬芳与话酒桑麻的邀请。

三 “及物”的难度:返乡书写的内在张力

在评论家李云雷看来,梁鸿写作的重要意义是对常常存在“不及物”弊端之乡土题材写作的可能克服。28但如何“及物”,却并非自然而然地可以轻易 实现的。上述对返乡书写不同衍变的讨论,让我们看到返乡书写存在着复杂的内在张力,而这种张力在非虚构写作中普遍存在,刘大先就认为非虚构写作存在着“缺乏整体性与总体观”这一常见困境。虽然在突破权威话语笼罩的书写中暗自包含了反霸权的冲动和通向社会行动的潜能,但同时也充满了泥沙俱下的驳杂泛滥和精神冲突所带来的情感折磨。

具体到返乡书写来说,这些张力首先体现在返乡书写者“我”身上,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和当下时代的社会人,“我与乡村”的关系充满暧昧性。一方面,自晚清以来,在“都市眼光”的审视下,乡村一直在被“问题化”和“对象化”。回到中国百年乡土小说史,“绝大多数乡土小说作家,甚至说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乡土作家都是地域性乡土的逃离者,只有当他们在进入城市文化圈后,才能更深刻地感受到乡村文化的真实状态。也只有当他们重返‘精神故 乡’时,才能在两种文明的反差和落差中找到其描写的视点”。也可以说,乡村文化精英与乡土社会的有机联系逐渐消失而难以建立起内在认同,实际上是近百年来的整体性趋势。返乡书写者所接受的教育、所使用的语言和所承担的知识生产目标常带着不同程度上的“去乡土”特征。另一方面,当下的“城困”是和“乡衰”同样真实的社会现实,当逃离乡村的愿望得以满足,都市生活的新鲜感和神秘感消失后,失落与新的不满足常随之而至,特别是大都市中令人望而却步的高房价、污浊空气和拥挤交通。也可以说,随着乡村基础设施的明显改善,“我与乡村”有形的距离在缩小,也出现了逆城市化及“再乡土化”实践,但却同时面对着“去乡土化”的历史惯性与结构限制。

在“梁庄系列”书写中,梁鸿注意到了这种绕不开的“前视野”,认为自己其实是“不自觉地在模拟一种情感并模仿鲁迅的叙事方式,似乎只有在这样一种叙事中,我才能够自然地去面对村庄”。作者坦承自己实际上充满着“无力感”和“失败感”,所谓“重返”实际却使“逃离”之感变得清晰而必然。而在同 时期的虚构作品《生命册》中,家园的崩溃和重新获取身份认同的艰难是真实且突出的,“归乡”之途充满着无奈与艰难。如果将之放回更大的文学史脉络,一方面“再离去”常作为现当代文学返乡叙事的命定结局;但另一方面在返乡论述的奠基者鲁迅身上,对“双向隔膜”关系惊心动魄地揭示及由此带来毫不留情的“双向批判”同样也是一种传统,可见这种张力一直存在。

除内在于返乡书写者主体的情感纠葛,作为返乡书写的表现对象与社会基础,“城乡中国”本身就充满着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当下乡村的剧烈变化已大大突破物质层面,随着城市化的加剧,与乡土社会相匹配且长期积淀下的文化伦理、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正在加速度消失,以撤并学校为表现的教育城市化,让未来“农裔”知识分子与乡土天然联系的物质基础日益稀薄。可以说,“留不下的城市”和“回不去的乡村”不仅是“农裔”知识分子所面对的基本现实,同样也是浮动于“城乡中国”之农民和村庄青年、少年的普遍状况。正如《中国在梁庄》的毅志在日记中所记录的:“现在呢?什么金光大道,道路是越走越窄,在家,挨饿受穷;出门,被人瞧不起,我们这样的乡村青年走进了一个死胡同了。”可见,这种张力既是城乡长期分隔、此长彼消格局下的深层困境,也是长期以都市为导向“非农化”精英教育的后果,而这些既是返乡书写者所需要面对的基本现实,也是书写返乡者所遭遇的更大挑战。

潘家恩|城乡中国的情感结构——返乡书写的兴起、衍变与张力

梁鸿著《中国在梁庄》首版封面(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在这双重张力下返乡书写进行了突围尝试,除在书写内容上与现实进行更多的联结,还在视角上进行了创新,以尝试让写作者和对象之间进行更为充 分的互动。笔者将其中带有一定普遍性的独特视角归纳为“城乡视角”与“亲人视角”的融合。所谓“城乡视角”,是基于对返乡书写中大部分书写者身份 及环境的概括——书写者多具有乡土背景,虽然通过教育进城(因此获得一定话语权与表述能力),但在经历和情感上仍然介于城乡之间,“乡衰”和“城 困”的双重危机在其身上有着显著影响,对“留不下的城市”和“回不去的乡村”也有着更为敏锐的感受。相比而言,如果说“城乡视角”作为城乡割裂与再融合过程之复杂状态的内在要求,是乡村出身文化精英在长期“去乡土化”教育与文化下的某种身份自觉,是对长期以“乡土”为问题之“都市视角”和“知识分子视角”的挑战;那么“亲人视角”则有别于常见的“自我视角”或“他人视角”,而是对“亲人/家”的再发现——正如有研究指出,这些返乡书写其实就是返“家”书写,因为无论是梁鸿、王磊光、黄灯,还是其他写作者,他们的叙述内容都是和“家”有关。

“亲人视角”由黄灯在返乡书写实践中提出,她认为其:“不但来自他们(亲人)对我的情感召唤,也来自我对理论的怀疑和学术视角的调整;更重要的是,其不但成为我学术观照的重要资源,更让我意识到了一个真正的问题——‘如何直面亲人’,它关涉到一个最基本的知识伦理:是抛弃他们,还是接纳他们……”而在《中国在梁庄》的写作过程中,最初梁鸿用日记体,觉得不理想,后来她把日记体换成纯抒情体,还是不行,最后选择了观察、素描、议论和自述等结合在一起的文体。可以说,复合文体包含着内外视角,既有利于以“城乡视角”带出背后的复杂城乡关系与双重危机,也有利于以“亲人视角”带出复杂情感,正如有评论认为,“梁庄女儿”所带来“饱满的生命之气”是其书写成功的最大秘诀。

融合着“城乡视角”与“亲人视角”的返乡书写,通过对书写者与乡土社会关系的再认识,重新强调情感及经验的意义,对常见的“都市眼光”及以 “中立/客观”为名义而回避现实的处理进行反思与克服。当然,这种挑战仍然充满张力——如庞秀慧所指出的,面对乡村社会的巨大变迁,返乡书写所呈现出的情感结构和价值理念非常杂芜,所展示的情感立场甚至于与知识者自身的价值观形成了巨大的冲突。……他们对这片土地有感情,但是对于各种困境不知所措,对情感建构的力量缺乏想象力。

也可以说,在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剧烈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农裔”知识分子与故乡的关系既天然连接又事实疏离,既饱含情感又充满无奈。这些书写虽然隐含着调整坐标的可能性,但同时也要警惕因过度关注个人和情感,而对社会结构及更为宏观的政治经济议题产生新的遮蔽。

 

结 语

 

返乡书写不仅是对书写对象的描述和书写者自身经验的呈现,还是对城乡中国剧烈转型过程中复杂情感结构的折射。正如现实中的乡村充满差异,返乡书写也充满复杂性,其中不仅有悲伤与无力,也有坚韧与尊严;不仅有残酷与无奈,也有温暖与淡然。返乡书写同时也充满可能性,书写主体作为“去乡土化”教育与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农裔”知识分子,面对着“留不下的城市”和“回不去的乡村”这一两难困境与现实逼迫,既和其他人群一样存在着这个时代常见的焦虑与无力感,但同时也开始有了不同程度的反思自觉与“再乡土化”实践。

一体两面的“乡愁”与“乡怨”正悄然成为城乡中国转型期间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情感结构。我们既需要避免充满张力的“乡愁”被其他破坏乡村的力量所吸纳,看到“乡愁式”的书写可能巩固“都市霸权”的不期然效果,也要警惕因受众的关注疲劳而向“乡怨”转化。因此,需要发掘其重新发现乡土和反思都市的潜在可能,从文字上的“重返”到思想价值上的“重构”,使之成为建设性实践的能动力量。

一般性地揭示“中产梦”虚幻或进行纯粹的意识形态批评是不够的。之所以要进一步讨论返乡书写不同面向的衍变并呈现其中的内在张力,是希望避免返乡书写在知识圈和既定框架内部的自说自话与封闭运行,同时警惕这种空间被媒体逻辑和以都市为中心的主流文化所主导、遮蔽与消耗。在现实中,返乡书写尝试以非虚构写作对抗一种无力感,但其本身也常被另一种无力感所裹挟,这种新的无力感与其说是个人困境,还不如说是更大的社会困境在书写者身上的表现。因此,返乡书写不能只停留在精神或话语上的返乡,而需要自我反省并与实践进行紧密互动,让返乡书写不落入常见陷阱,更可以成为进一步推动书写返乡的有利契机,进而让话语层面的批判与实践层面的介入有机结合。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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