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乡融合发展和小城镇建设，这其实主要是一个城镇化的专题。

一、城乡融合发展战略：不是城市化或者简单的城镇化

我们首先清理一下概念。大家知道前面这个城乡融合发展是一个国家发展战略。我们是在新时代，把过去的城市化发展、城镇化发展、城乡统筹发展等等，最终演化成了城乡融合发展这个概念。在10月29号发布的中央关于十四五规划（即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的文件中，更多强调的是“城乡融合”，而不是以前的老的比较体现发展主义的概念，就是讲“城市化”，或者简单地讲“城镇化”。

其实这些概念每一个对应的内容都有一定的差异，有些差异甚至是比较本质性的。大家知道，“城市化”对应的英文概念叫做urbanization。那“镇”，就是我们提出的“城镇化”在英文中没有对应的概念，如果一定要变成英文，就很可能被人认为是 Chinglish（中式英文）。那我们怎么翻译“城镇化”呢？城镇化当然不是城市化。“城镇化”可以字对字地，用所谓信译翻译成townization或townshipnization。它就不是一个urbanization的概念，因为urban主要指的是城市，城市另外一个概念叫city，纯粹指的是“市区”的概念。所以当我们讲城乡融合发展的时候，就应该说，它既不是过去的那个城市化——urbanization，也不是过去的城镇化——townization，而是一个叫做urban rural integration的概念。当然，我知道大家并不是都懂英文。我只是说，我们无论说城市化，还是城镇化，它总有一个对应的概念内涵。当我们说城市化的时候，是直接使用的英文概念。当我们说城镇化的时候，因为它没有对应的英文词，所以很多学者就直接把城镇化翻译成了英文的城市化，似乎城市化跟城镇化是一个概念了，其实这两个概念的差别还是挺大的。

我提一个解释，请大家注意，城镇化正式成为国家战略是2005年。2005年我们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要抓新农村建设作为国家战略，而新农村建设需要的经济发展内容就是发展县域经济。县域经济发展有两大支柱，一个叫做中小企业发展，一个叫做城镇化发展。也就是说,一般的中小企业进大城市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大城市的门槛过高。所以中小企业更适合的应该是进城——门槛低的城镇，主要指的是县域经济内的县级城关镇和县域的建制镇。“建制镇”翻译成constructive town，就是指被建设的镇，town是“镇”。当我们翻译“乡”的时候，“乡”是叫township。所以其实就意味着县域经济内的这些县级城关镇以下的镇，是更多的承载中小企业发展的空间载体。所以讲做县域经济要靠城镇化和中小企业发展。因此领导人当时就做了一个解释，说：“我们中国是要加快城市化，但中国的城市化是要靠城镇化来实现的 。”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并不能靠大城市化，尤其是不能靠那些超大型城市。像很多发展中国家那样过分发展大城市，于是乡村衰败，大量的贫民在乡村没有安身之地，土地卖出了等等。于是，失地农民就会大量流入到大城市的贫民窟。世界上有很多大型贫民窟都是有名的，比如印度的孟买，几百万人都居住在贫民窟里，生活条件非常差。那里往往也是黑社会控制，盗匪横行，黄赌毒泛滥，基本上国家治理不可能到位了。所以大城市就是“空间平移，集中贫困”，这在发展中国家是一个普遍的状态。所以为了避免这种状态在中国发生，我们有两个东西是坚持的：第一，我们是搞城镇化的，我们不能盲目地发展大城市。第二，我们是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不能轻易推行土地私有化。

这些就跟新农村建设当时作为国家战略出台有关，所以领导人特别强调，我们确实要加快城市化，但我们不能搞大城市发展，我们要搞的是城镇化，城镇化又主要是县域经济的城镇化。所以这个国家战略，讲城镇、城镇建设等等，其实早在2005年，距今15年前，中央确定城镇化战略的时候，问题就已经很清晰地提出了。所以各位千万不要把概念混淆了。我们这个“城镇化”指的是“县以下的城镇建设”，而不是县以上的大中型城市。当然县这一级现在已经很多地方都变成小城市了。比如说县这一级原来叫做central town，central town的中心镇现在大部分都已经变成city了，就是变成城市了。还有些就直接变成城市的区了，比如说北京市周围的这些区县，除了极个别的，基本上全都变成区了，大城市变成区这个现象的是普遍的。所以我们得说，恐怕我们得理解，大城市不是中国发展的目标。

当然中国客观上实际上是大城市超前发展了。那大城市的超前发展带来了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值得大家关注的现象就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我们的登记城镇化率——也就是你如果是农村来的，你在城里打工半年以上，就按照居住地和就业来做统计。我们统计的这个城镇化率已经超过60%了，也就意味着中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大大超过一般的城市化率的水平，因为全世界城市化率大约在50%左右。我们已经超过了国际平均的城市化率，变成了一个相对城市化率水平比较高的情况。但这并不是说，这些人都能够在城市稳定的定居，他们只是在城市里边有打工挣钱的机会。我们的户籍城市化率当然大大低于这个所谓的按居住地和就业来算的统计上的城镇化率。户籍城镇化率，我们现在还仍然是不到50%，大概45%-46%的样子，在这个水平上，应该说还有很多人是回得了家乡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得注意，为什么要特别强调，一个超过60%，一个是40%几。这中间有百分之十几的差距仍然是一个流动状态。这百分之十几的人口对中国来说至少是1亿5以上，到2亿之间。那就是说我们有大约三亿左右的外出打工人口，其中有大约一半到三分之二仍然是可以回得去家乡的，也就是说这两个指标之间的差距这一块，其实仍然是有可流动性的。

那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呢？为什么现在要强调城乡融合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现在面对着非常严峻的局面，按中央的说法叫做“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那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很可能会强迫中国硬脱钩，会在全球化的体系之下实现去中国化。他们正在策划，比如说以西方领导的所谓的自由民主国家，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冷战意识形态的组合，叫做自由市场组合，或者叫做民主国家组合。他们已经完成了在WTO（世界贸易组织）提起诉讼，不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那就是说你不是他们阵营中的一员了。他们甚至可以说，让WTO不工作，另外重组一个所谓自由市场的体系。中国已经被WTO裁决为不能作为市场经济国家。当然WTO有一套规则，就是你不作为市场经济国家，你要受什么样的待遇，这个待遇当然是不公正的，于是就会造成你在贸易上很被动。不仅如此，人家已经另外做好准备去中国化，就是你们得再搞一套体系，这个跟他们现在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系应该是完全不同的。但我们并没有做任何准备说我们要另外再搞一套，所以很可能去中国化对他们来说已经完成了各种各样的政策准备、制度准备。

再进一步，很可能就是跟中国打金融战。我们也都知道，对华为打的是技术战。特朗普总统发起的对中国的贸易制裁也好，提高关税也好，强迫中国签订贸易协定也好，这都叫做贸易战。那么打了贸易战、技术战，接着该打的什么呢？金融战。金融战就是，比如像这次，美国和欧洲都已经通过法律了，他们就认为对中国必须制裁。而这个制裁，在美国在欧盟都已经通过了。也就是人家法律准备也已经完成了。

那就是中国被硬脱钩，进一步对中国制裁，无论是打金融战，还是打什么战，对他们来说都已经准备好了。美国人已经说了，“在我们的选项中，没有哪个是不可以用的 ”，当然也包括军事选项。所以全球化这次挑战叫做“全球化解体的危机”。过去是他们主张，要把中国纳入到他们的自由市场体制之中，通过自由市场的建设，就认为中国会像西方一样实现西方的体制。但发现，他做不到。于是对中国就要采取制裁，去中国化，强迫中国脱钩。这不是我们主观的，这是被动的。我们不在这个上面多花口舌，我们只是告诉大家，这叫做严峻的挑战，并且是前所未有的重大的挑战。

而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我们如果继续按照过去加快城市化的方式会怎么样呢？你们也都知道，现在城市的污染很严重。为了减少污染，还城市一片蓝天，我们现在几乎所有的大中型城市都已经不再烧煤了，全部改用石油天然气了。而我们石油天然气超过70%要靠进口，其中有60%左右是要从红海，经印度洋，然后经过马六甲海峡，经过中国南海，要有大的石油天然气的运输船舶给中国运。有人说通过马六甲海峡的商船大部分都是给中国送货的，送石油，送天然气，送各种产品。我们吃进原材料，一旦遭遇到西方全面制裁，强迫实现去中国化，硬脱钩（这不是我们要的），那我们的石油、能源、原材料各个方面恐怕都会受阻。这个受阻的方式未必直接通过战争，当然通过战争是一种方式，更主要的很可能是靠什么呢？靠你不能用美元结算，中断了你的结算方式。这个世界上大宗的原材料，能源、石油、天然气等等，都要用美元体系来结算。一旦他中断了结算，那么我们大量的大中城市就因为不能结算而无法维持。那我们有没有可能靠国内维持呢？我们沿海建立的这些储备库，比如石油天然气的储备库，维持不了多长时间，几个月而已。这样就意味着，城市化很可能是一个巨大的风险敞口。

所以这次，我觉得十四五规划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以往基本上都把城镇化作为一个发展的重大战略方向来强调。而这次，没提。这个很有意思，而且也没提GDP。我们要GDP增长多少，没提。既不提GDP,也不提城市化了。当然，过去因为我们把城市化和城镇化混了，所以提城镇化，已经大大改变了我们当时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十一五规划的时候所讲的县域经济城镇化。以后实际上变成了超过县域经济，其实就等于把城镇化回归到城市化了。所以在十一五以后我们已经连续用了三个5年计划的时间，大约15年左右在大力加快的是大中城市，包括特大城市在内的城市建设。同时我们又是把产业集群叠加在城市带上。每一个省几乎都是以省会为一个中心画一个一小时经济圈，然后把产业主要集中在城市带上。一小时经济圈，其实就是指的这个省可以把几个重要的中心城市用一个小时的交通时间，把它联系起来。这样用高速公路或其他交通工具来联系，就等于在这个一小时经济圈的城市群上，任何产业的配套都能够很短的时间内实现。这样能节省仓储和运输成本，产业整体竞争力就会提高。这个发展的思路无可厚非，在正常情况下，你没有任何这些所谓制裁、封锁等等，这些毛病都没有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干。有些甚至是在建立全球物流，用飞机来保证物流，尤其是高技术产业，他的很多零部件是全球形成供应链的，于是乎他们尽可能利用航空条件来形成全球的产业链布局和供应链布局，这个安排往往会导致……运输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如果一旦运输中断了，你的物流链就断了。物流链断了，产业链就断了。

这次疫情爆发，已经很大程度上给了人们一个警醒，就是你不能再按照过去那种方式去思考问题了。一个疫情，还不说冷战，还不说人家有意制裁你，仅仅就是自然界发生的一个新冠病毒，就足以打断全球的供应链，物流断了。物流一断，产业链就断了。所以西方为什么现在它的增长率始终上不来呢？就是因为这些国家还在疫情的打击之下，他们很难恢复过去的供应链和产业链。于是乎这次全球化挑战显得中国又是一枝独秀了。中国很快控制住了，第三季度开始正增长了，然后大量又出口了，而世界各国都不能复工复产，所以更多的需要的是中国生产出的产品。但这对于全世界是个打击，是个教训，对中国也同样是个教训。很可能当大家只能眼睁睁看着中国一枝独秀的时候，又不能承认你们这种国家应该有优势，在他的思想意识形态，在他的理论上，乃至在他的政治制度上，中国都是一个不可以被相融的国家。

美国国务院的一个官员Skinner不是讲的很清楚吗？她说：我们过去的老冷战时期，那时候是苏联跟我们的矛盾，但是苏联信仰的是西方的思想，因为马克思是西方的犹太人。马克思主义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中的激进思想。她认为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一个自由主义思想，所以苏联信奉马克思主义仍然信奉的是我们西方的思想，是这个体系。所以我们跟苏联之间并没有说必须谁灭了谁的这种矛盾，当然过去不是这样的，过去是你死我活的，即使苏联放弃了共产党领导等等，现在俄国仍然是他的主要敌人之一，只是最近才把中国变成第一的敌人，过去一直是把俄国当成他的主要敌人。她说，俄国人仍然是斯拉夫民族，他是我们西方白种人的一支，我们还不是那种必须谁吃了谁的矛盾。不是必须激烈对抗的，不是你死我活的矛盾。但是中国崛起就不一样了，他们代表的是我们完全不了解的文化，他们不是我们西方的白人体系。因此我们不能让中国崛起，不能让东方文化变成世界的主导力量。这东西说到根儿，其实有点种族主义了。当然她没有宣布她是种族主义，但是本质上就带有种族主义的特点。因此，对中国的打击就绝对不可能是因为你是否放弃马克思主义，你是否放弃社会主义而有所改变。对他来说，你是另外一种文化，你是另外一个人种。你们不能成为世界的主导。

我们当然并没有想成为主导，我们只是说大家共存共荣好不好？总书记一再讲，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个国家。然后说，我们人民应该友好交往，大家应该是互通有无的。但人家不这么看，人家说你不能崛起。就是你当一个仆从国家，跟着人家后边提鞋那可以。你要是想成为一个跟他平起平坐的，大家可以共存共荣于这个世界上的国家，是不允许的。我们不想当领导，那也不行。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过去大城市超前发展大量使用了海外的能源和原材料，无论你是炼钢铁、还是用水泥、还是用什么，所有这一切原材料，乃至于农产品也是，很大程度上，进口量占比越来越大。这种发展方式，就是人们脱离乡村社会进入城市 变成城市生活。这种方式尽管有利于增长，因为城市相对有规模能集中，能创造GDP增长。所以你看我们这次既不再强调GDP，又不再强调城市化，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为啥呢？就是要保住稳定，我们练好内功，夯实基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才能维持国家的基本的安定团结。也就是说，我们是一个稳定发展的条件。不能单纯追求增长不顾安危，这牵涉到国家综合安全。所以不再强调城镇化，有些同志不理解，认为：你看我们本来应该靠着城镇化大量人口进城，带动城市基本建设，需求还能不断增加，然后我们还能进一步维持高增长。所以你们看现在进入这么低的增长率。似乎他们是对中央现在的政策有些不同意见。我觉得这个正常，大家算的是经济账。那你算算国际安全帐，算算综合安全，我们就不敢这么简单的说一定要坚持继续走过去的城镇化道路了，这是安全方面。

更为重要的还有另外一方面，大家可能没太关注过。我们从2005年，本来是要加快中小企业和县以下城镇化，结果没想到还是资金大量的涌入大中城市，各地都在拼搞城市群和产业集群，没挡得住。城镇化战略和科学发展观并没有在中国实际上落地，大家还是在以GDP竞争，追求高增长。于是只有这种方式增长高，但是带来了严重的破坏。我们本来2005年要转型，就是因为中国的污染已经很严重了。结果这十几年，大概这15年期间的大力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以这两个东西来支撑现代化，这么一种发展方式客观上造成了什么?污染越来越严重。各位如果有兴趣查一查，网上有的是中国的污染地图。在东部的城市带，工业化高度发达的这些沿海地区，它的污染是最严重的。

这些现在遭到一个什么大的挑战呢？就是气候的暖化。注意，我们这个国家三级台阶的地理分布，大家上过小学都懂，我们东部又恰恰是平原地带，工业、城市都主要集中在东部，污染就重点在东部。气候一暖化，从南方向北推的暖湿气流就把在南方已经形成的严重的污染推过长江去，推向大华北。那推到哪儿，它推不动了？就是北方的蒙古高原的外缘——燕山山脉，再加上黄土高原的外缘是太行山脉，它构成了一个L型。南方推过来的厚重的大气的混合污染，停在了这个上边，下不去了。不能再往上堆了，上面它推不动了，这个空气本身是浑浊的，是沉重的，它是个物理现象，推到这儿被燕山、太行山一挡，它走不动了，就覆盖了整个大华北。所以你们看，从邯郸往北一直到唐山这一大片，包括北京、天津、石家庄、保定全部都在内，就变成了中国的重污染带。尤其是北京，CBD聚集了世界上非常雄厚的资本力量，又是核心机关所在地。不论你是贫还是富，不论你是贵还是贱，大家共同来分享严重的污染。所以一度北京曾经一年三分之二以上是污染天气， pm2.5严重超标。pm2.5最严重超标在哪呢？石家庄、保定这一带。最高的能好几百。详细不说了，总之污染是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污染当然就造成了什么呢？造成整个水，土，气都不再可持续，子孙后代将没有资源可用，这且不说，当代人直接受害的，大量的各种各样的疾病发生，癌症迅速增加。于是现在，尤其是像这种呼吸空气造成的肺癌已经成了北京近乎第一大杀手，华北地区我估计差不多都排在前三位。总之这些肝、肺、肾等等，各种各样的人体器官就在高污染的条件之下，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这些当然都进GDP。你造成污染，你也进GDP。你去采取某些技术手段，再消除污染，也进GDP。人吃了各种各样的不安全食物，喝了不安全的水，也是GDP。等到你得了病，再去医院看病，带动医药行业的发展，还是GDP。所以这个GDP是肮脏的，代价巨大的。你要这个GDP吗？于是早在2003年，新农村建设提出城镇化战略、新农村战略等等，这些战略提出之前，就已经明确强调我们今后要改为科学发展观。但那个时候各地正在追求这种粗放的数量增长方兴未艾。所以，中央2003年，就是距今17年前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并没有被得到贯彻时，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的提法就是放弃单纯追究GDP。

现在终于在疫情之后，无论是今年两会还是这次五中全会公报都不再强调GDP了，并且考核也在改，组织部、人事厅对各个不同单位的考核也正在调整。南方，比如浙江，我们都知道是生态省。浙江很多地方已经改了GEP，GDP是工业生产总值，GEP是国内生态总值，改成这种发展方式的考核了。那就意味着，我们不能再用过去加快大城市，大量集中人口进大城市等等，这种发展方式。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它的风险过大的问题。所以我们说先要用点时间给大家把为什么城乡融合发展变成一个这么重要的战略讲清楚，它怎么回事，怎么演变过来的，因为什么演变成这个东西了，我们先把这个概念做点解释。

二、客观认识城镇化：从城乡二元结构到城乡融合

接下来，第二点，我想给大家讲讲我们政策讨论的由来。为什么过去是城乡二元结构？为什么后来强调城乡统筹？为什么后来又变成城乡融合？这个一步一步的变化，它是怎么来的？这一点也希望大家理解，这样我们可能就会明白我们现在面临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大家应该知道建国之初，中国没有城乡之间的界限。1949年建国之初，我们是在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下，这个影响非常重要。因为1948年国民党币制改革，就是把过去的法币改为以美元作为发行依据的金圆券（美金），来发行货币，发行中国的货币，就叫做金圆券。我们承认美国的美元可以兑换黄金，美国自己1944年也提出美国保证任何发出来的纸币都可以固定兑换率来兑换成黄金。所以40年代战后，这就是叫做美金了，美元相当于黄金。中国当时利用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援助向美国借了4800万美元，把它作为一个基础来发行中国国内的货币。这是国民党政府的所谓顶层设计，它的金融深改就是这么搞的。结果没想到，不到4个月就失败了。你们看建国大业，可能其中有一些描述。各位如果有理论偏好的，可以在网上搜到我们一本书，叫《去依附》，讲的就是建国初期这段经济危机怎么回事。他48年搞，失败了。这一失败，国民党金融体系崩溃了。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很多过去的纪录片，上海人用黄鱼车，就是三轮车带个斗，成车的运钞票到粮店去换一袋米。那个时候恶性通胀非常严重。所以国民党金融垮台了，恶性通胀了，民不聊生。于是他叫金融先垮，财政也不能靠金融来维持了，军队就垮了。所以我们说，国民党是现代金融经济和现代财政体系先垮掉，接着是现代军事体系垮掉。现代化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对民国是一个重大的教训，就是灭顶之灾。

到了1949年新中国建立，不管你意识形态叫什么名字，总之面对的是一个通货膨胀之下的烂摊子，留在城里的很多人没有生计，因为城里边经济基本上垮掉了，就没有就业。这时候农村人口占全部人口的88%，所以一解放，大量的精兵简政，上百万军队解甲归田，遍地英雄下夕烟了。这个时候，城乡是没有什么二元结构的，也没有体制障碍。你只要在城里边能就业，当然就进城了。你要是个能工巧匠，也许还能开个作坊、店铺。但是城里没有就业，顶多有点教师、修水电的或者修马路的等等，这些公共设施需要点人，这些新中国政府把他们包下来了。其他的，大量的企业是倒闭状态，就没法安排工人就业。所以我们当时，连同这些公共部门的，搞修理的、搞建设的这都算工人的话，我们的工人总人口占比，占全国比重不到5%，95%以上不是工人。也因此就是说你在城里边的城市人口是非常少的，只有12%不到，11%到12%之间，就算大数吧，12%城市人口，88%农村人口。农村人口可以进城，只要你能有业可就，也没有人挡着你。

接着1950年爆发朝鲜战争，苏联为了就近支援朝鲜战争的需要，大量向中国转移进来了工业，整个厂搬进来，这样的有156个苏联转移到中国的大型项目，中国自己配套680多个大型项目。于是，合计起来大约有800左右的工业项目在城市建设。因为那时候工业项目不下乡，在城市建设的这些工业项目就需要大量劳动力。首先得进城去修马路、挖土方、盖厂房，干这些重体力活。于是50年代，从1950年，一方面打仗需要人，另外一方面，城市工业建设也需要人。这时候城乡是开通的，就有了2000多万乡下人进城。尤其大量需要那些有点能耐的，会干点工匠的，比如泥瓦匠、木工等等。还有很多青年人也是进城去学了各种各样的能力，比如大家都知道雷锋叔叔是个中国老典型。雷锋是什么呢？尽管他身材不到1米6，很低，但是他积极响应号召，加入城市建设，所以就当了推土机手。那时候大量需要人来进城。他原来是农村苦孩子，但是年轻，积极好学，上进，就加入到城市建设之中。后来又当兵，当了汽车班的班长，因为他原来有技术，有手艺。所以你们看整个50年代的时候大量农民工是进城的。

什么时候二元结构了呢？大家知道是1958年。什么道理呢？是因为1955年当中国大量接受苏联援助以后，发现这么多的苏联的设备、苏联的工厂、苏联的技术你谁来管？我们没有培养出这么多人。我们革命大部分是农民参加的，农民大部分都是文盲、半文盲。所以当我们解放以后，发现干部队伍中的很多人文化比较低，参加革命了才学点字，这怎么能管现代工厂？于是我们就从苏联请厂长、请工程师、请技术员、请熟练的技术工人，就要花费极大的代价。请苏联来一个厂长，你得支付中国的国家主席的工资，苏联还得要双份。总之这个阶段就是，当然你的军队也全部换装变成苏式装备的军队了，所有的苏式装备的培训教育，就你这些军官，特别是高级军官就全都要进苏联的军校。那政府高官们，尤其是管经济的，那更是得苏联培养。那时候我们的海归是苏联海归，当然也包括其他东欧国家。于是整个上层建筑——高校、科研院所、工厂的领导班子，技术班子，就全盘苏化。这好不好呢？这就是个争论。因为你毕竟被帝国主义国家侵略欺负上百年，好不容易通过三次土地革命战争，我们叫独立战争，解放战争，我们是革命打出来的一个独立政权。这时候，是不是就要有主权问题？是不是主权如何维护是个问题了？

所以55年、56年中共讨论，认为在经济上我们已经依赖人家了，改不过来，军事上也依赖了，那我们唯一能够保持主权独立的标志是什么呢？就是党不是儿子党，党纪关系必须平等。可以是兄弟关系，但不能是父子关系。于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苏联出兵把人家给控制了，我们就表示不同意见，说你们不能这样对待兄弟党。我们不公开表示反对，但我们必须提醒苏联共产党你不是老子，别的党也不是儿子。我们把这个观点表达给苏联共产党了，这就激怒了赫鲁晓夫。1957年以后苏联就不再对中国援助了，就改为你给我什么，我给你什么。那我们能给他什么？他只要我们两种：一种是我们的农产品；一种是要我们的稀有矿产品。1957年一改我们就突然发现，我们手里没有那么多东西给他。稀有矿产品我们自己要用，当然给他也是一种还债交易的方式。那我们更多的要靠什么？靠农产品。靠农产品就得有更多的劳动力回到农村去从事农业生产。这个时候苏联给我们的援助开始下降了，我们又没有那么大的建设能力了。

于是就开始，从1958年说我们要建立一套制度了——这就是所谓户口制度。再进劳动力就要按计划来了；已经进城的，用不了的还得退回去。所以从58年，就开始有一批已经进城的农民逐渐退回到农村。接着到1960年，苏联把投资全撤了，然后把技术专家包括管理部门全撤了，中苏两国进入到了国与国之间的矛盾。这时候你就没有投资了，没有投资，工业化就等于是半停半不停吧，反正是停滞状态了，因为没有那么大的需求了。于是也不需要人来修马路挖沟、建厂房等等，这些都停了。我原来是个汽车兵，我记得我们到处跑的时候，很多地方都有水泥的框架建起来了，在地里边，但是没有继续。当年我们工业化高潮的时候所形成的那些厂房框架后来就又变成农田。这些导致我们推出一套办法，那就是户籍制度，隔绝了城市人和农村人之间的自由流动。

很多人批评，现在很多人都说你这个城乡二元制度是个落后的、错误的制度。当年是没有好办法。不仅如此，你们如果看《陈云文选》，陈云在东北曾经工作过很长时间。他当时是国家副总理，分管计划工作。他在60年前后就做了好几次，我印象里做了三次讲话。就讲，我们现在不仅是农民不能再从农村来了，我们还得把城里的人，特别是不能就业的青年人送到农村去，让他们生产自救。否则的话，我们等于是要花两道成本——我们从农民那去征粮食，争购农副产品要花一个巨大的成本，你才能完成这个征购，因为你城里边有相当多的人，没有劳动，没有就业；你把粮食征购到城里来再计划的去分配到每个人头上，这又是一道成本。与其去花两道成本，不如让这些人下乡直接就在农村参加劳动，他至少可以自救。这样我就减两道成本，不用征了再发下去，这不是等于两个工作程序么？他讲了多少次这个道理。于是从1960年开始我们有大量的城市知青下乡了。那次几百万还是上千万，具体数我记不清楚了，总之我们那次，遭遇了苏联撤资，苏联强迫中国硬脱钩的时候，那次的代价就是出了一个城乡二元结构。大量的已经进城打工的农民返乡了，在城里不能就业的城市青年也得送到乡下去，就叫做第一次上山下乡运动。

客观地看，城乡二元结构成型于什么呢？早期成型于苏联对中国的去中国化，苏联强迫中国的硬脱钩，发生在1960年。现在2020年，这么长时间过去了，这次是美国要求中国硬脱钩，美国开始去中国化了。那会不会再出现一次紧张的情况呢？不管将来真的发生什么，我们现在至少要有思想准备，并且要有战略准备，有政策准备。

所以今天我们讲城镇化，得先理解过去二元结构是怎么发生的。我们现在已经过快的进入城市化了，当危机再度爆发的时候，城里边没有就业机会的时候，如果这些人回不去会出现什么后果？如果不是城乡融合，而是城市造成乡村衰败破产，城市大量占用乡村资源，比如城市过多占用了乡村的土地资源，那就导致你的农业产出下降了；城市过多占有了农村的劳动力资源，就弄得种地的就剩老年人了。这种状态行不行？当然不行。正常情况下也许还能维持，但如果在特殊情况下，特别是危机大爆发，人家为了逼迫你硬脱钩，会怎么样呢？

硬脱钩苏联人干过，难道仅仅只是苏联人干过么？美国人也干过啊。美国人1950年不就干的是中国硬脱钩吗？因为朝鲜战争。到1989年又干过一次，1990年中国又进入了严重的衰退和萧条。美国人1950年干的那次一直到1970年，尼克松总统准备访华，于是1971年派基辛格来中国，说是让他给毛泽东送个大礼，才解除对中国的封锁禁运。也就是那次封锁禁运从50年到70年，先后经历了20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跟中国的硬脱钩。接着又是60年苏联带领东欧国家跟中国的硬脱钩。很多人说中国当时对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等等少数几个欧洲国家有援助，说你这么穷怎么还援助他们？其实是中国当时只剩下这几个欧洲国家，特别是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对中国不封锁。比如我们当年用过南斯拉夫的化肥。南斯拉夫跟我们还有技术上、经济上、政治上的各方面往来。所以我们客观地看，就是今天的很多人从现在出发去评价过去，他们脑子里面缺少历史知识。我们补上一点，就说明了在一系列的跌宕起伏的发展过程中遭遇到了什么问题，遇河架桥、进山开路，你就得这么一步一步的走出来。所以我们看到，50年美国人制裁中国，就全断了，70年提出恢复，72年才真正恢复。苏联人60年做过一回，当然以后就再没有机会再做了。

美国人做了第二回，什么时候？就是1990年。1989年提出，90年美国带领西方外资全部撤出。中国就在90年开始进入萧条阶段。整个90年代我们都是跌跌绊绊的，这跟60年代全面贫困有一拼。60年代也是因为没有就业，我们90年代不是大量的国企下岗么？在座的各位你们在东北地区，当时东北地区就是失业下岗重灾区。当然你们今天看不到，为啥呢？如果做学问看统计年鉴，这些人都不算失业。因为统计年鉴上写的概念叫做登记失业率，我们当时这些叫做“下岗再就业”，不叫“登记失业”，或者叫做“再就业”、“下岗待业”等等。我们创造了各种概念，就不表现为失业。所以你今天看当年的事情，1960年看不出来，1990年你也看不出来。你要看整个90年代，其实4500万国企职工实际上失业。但我们把这叫做下岗再就业，或者叫做待岗培训等等，所以他并不进入登记失业率。

你看不到，遭到对方制裁的时候我们实际上遭遇过什么样的重大代价，也就不明白，现在中央为什么不再那么强调城市化。尤其是我们不仅不强调城市化，我们连城镇化都不强调了。十四五规划提出叫做“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为什么不再像过去以资为本了呢？以人为本什么时候提出的？1999年江泽民同志提的，现在还有效。中国的国家制度，它之所以有竞争优势，就是他一代接着一代干。他不翻烙饼、不折腾。不像美国两党斗争，你要想上台你一定要把对方抹黑的一点好处没有。所以他折腾。当然我们有些人喜欢折腾，你看人家多好，人家翻烙饼，你这不翻烙饼。我们一代接着一代干，这就是中国特色，中国这个体制就不翻烙饼、不折腾，才能够遇到困难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才能够遇到困难连续去解决。

我们客观的看到了中国当年是怎么一步一步的遭遇到没有工业发展的时候，让你的城市化退回去。所以1960年其实按陈云讲的道理就是“退城市化”，也就可以叫做“逆城市化”。你加快城市化没有问题，但到了60年代你就得逆城市化。而现在，我们到了新世纪不是开始加快城市化了吗？其实我们从九五就开始加快城市化了。到十一五本来想调，调整城镇化，没调成，继续加快城市化。加快城市化，就导致今天资源环境条件都不可持续了。再加上全球化挑战，特别是西方要制裁你了。这时候，我们就得调。所以你们看中央调的方法，现在叫乡村振兴战略。当年调的叫新农村建设战略。乡村振兴也是20个字，新农村建设也是20个字，大体内容不变。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说，假如90年代初期遭遇到西方制裁中国，西方资本全撤导致中国出现了磕磕绊绊这样一个阶段。那我们现在2020年，恐怕再度面临西方对中国的全面制裁，可能发生的情况比以前还要严重。所以中央才提出，我们面对全球化挑战，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既然前所未有，那我们可能遭遇到的困难比上一轮90年那次制裁，比60年那次制裁，比50年那次制裁，比这三次大规模制裁形势怕要严峻的多。所以不考虑到这些巨大的风险敞口，一味只讲发展，叫做典型的“激进化的发展主义”。有些人拿出小平同志说“发展是个硬道理”说事儿，但是硬发展没道理。没条件的时候，你石油天然气断了，假如美元结算也给你断了，你怎么发展？你这时候只能严守底线，练好内功、夯实基础，然后以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乡村振兴战略里边包括着城乡融合发展，因为乡村振兴战略里边提出了鼓励市民下乡与农民联合创业。

（本文节选自微信公号，为温铁军于2020年11月2日，在吉林长春莲花山度假区领导干部专业能力素质提升培训班的讲座文字整理。）

本文转自“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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