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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慧丽、王辉:从东方理性复兴的角度看习近平三农战略思想

未来的长时期,如何在中国的地域范围内推进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同时,又要保持农村近7亿农村留守群体的就业与增收、农村社会的良性治理、农村生态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相较于对外转嫁成本的西方工业化发展道路而言,这是习近平治国方略的一个东方式的基本命题。

本文从中国主位的角度,阐述东方理性复兴的两个重要表现——村社理性的复兴和政党理性的自觉,认为村社理性的复兴是实践习近平三农战略思想的基础性目标,而政党理性的自觉是实践习近平三农战略思想的组织主体保障。

一、何谓东方理性的复兴

关于东方文明有异于西方文明的观点,一个共识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是一种以群体为基因的文明,表现在社会政治传统上,一方面,政治国家的建立基于血缘地缘关系扩大化的群体结构,成员从对诸如小农村社的集体依赖(治水和防务)中汲取力量;另一方面,以传统农业为经济基础的政治理念大都崇尚以民为本,以德治国。中国最早的国家——夏,就是在对原有氏族制度(部落联盟的集合)联合起来疏导水患、从事灌溉农业进行国土综合整治而形成的。古代中国因为灌溉而有组织,因为组织而有群体文明。此外,以大禹为首的国家首领需要保持个人道德上的高尚情操,如果大禹居功自傲、骄奢淫逸、那就会德不配位而失去权威,他“三过家门而不入”,便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这和西方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文明发育和发展大异其趣。古代希腊社会由于实现了手工业——农业商业——航海业的分工和分离,从而脱离了继承共同祖先的血缘亲族的氏族社会阶段,率先开始了延续至今的以个体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和建基于市场经济上的民主政治传统。马克思承认自己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主要产生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欧洲中心主义价值取向的基础上,他明确强调:在被高山、大海、荒漠所隔绝的地方,历史的发展很可能是另外一种与“五个阶段”不同的亚洲模式——“亚细亚形态”。[①]进一步地,至今在中国学术界居主导地位的两大派别,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还是欧美模式的市场资本主义及市民社会理论,都源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缺乏对于这个亚细亚形态的理解,都多少忽略了对东方、特别是对中国这个几乎是发展中大国唯一没有被彻底殖民化过的国家、其文明历史传承基本脉络的认真解读。[②]但是如果把这两个源于西方的理论体系在中国的实践中使用,均难以适用。

为了分析方便,我们把东方文明的政治经济传统称为东方理性,把西方文明的政治经济传统称为西方理性。就西方理性的发展来看,发端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欧文明,亦被称为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文明,迄今仍是全球发展之主流模式和方向。关于西方理性,除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对其内在矛盾进行深刻的批判之外,一些其他西方学者也都对此有一定共识,比如乔万尼·阿瑞吉,对历史资本主义几百年来四个体系积累周期(热那亚周期、荷兰周期、英国周期和美国周期)的形成、发展、转移等规律进行研究,以批判资本主义文明为主线,来研究金钱、权力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源。[③]他认为,资本主义具有创造性破坏的内在危机,由国家之间竞争推动的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和军事主义的协同配合,造成了欧洲后裔致富和获权的良性循环,但同时也相应地造成了大多数其他民族致贫和失权的恶性循环。[④]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在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互动之中,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理性的政治经济实践传统普遍臣服于西方理性的政治经济实践与模式,其历史遗产多少得以保留,存在着一种从属的伴生性的特点,这为当西方理性在东方实践中因致贫致乱等各种困境时,东方理性在一定阶段和条件下得到复兴埋下了伏笔。[⑤]当代著名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小约翰·柯布认为,中国有三大得天独厚的优势资源,姑且称为东方优势,只要认识到位、运用得当,就一定能避免西方的现代性错误,实现中华民族真正的复兴:一是中国文明是一种有根的成熟文明;二是中国的政治与西方不同,是一种群体共同体治理结构;三是中国现在仍然存在着世界上最众多的村庄和农民的群体基础。[⑥]所以,所谓东方理性的复兴,需要从漫长的历史时段来考察,需要从东西方文明形态以政治经济等不同理性形式为主要表现的各自源起、冲突和伴生实践过程中理解。

二、习近平三农战略思想,具有东方理性复兴的宏观历史意义

国家主席习近平,一直对解决“三农”问题关怀倍至。早在2006年,他在浙江省委书记任上就在浙江温州倡导尝试了以“三位一体”的新型农民合作方式,即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基础、以供销合作社为依托、以信用合作社为后盾的“三位一体”服务联合体建设,在乡村各个层面整合成大农协、增强为农服务的科技、流通、金融三重功能的做法。有学者总结了以之为主的有关习近平三农思想的一系列提法,称为习近平三农战略思想:“三位一体”的新型农民合作,需要自下而上的大农协的合作体系建设与自上而下的大农政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相辅相成,既提高行政效能,又降低合作成本,这样从组织制度创新上解决小农经济适应市场经济的问题,从制度性保障上根本解决三农问题;认为它体现了中国领导人要实现的几代农民梦,即从家庭承包责任制的第一个飞跃,跨进到大规模、多层次的农村合作制的第二次飞跃。[⑦]

“三位一体”新型农民合作为组织制度创新举措的习近平三农战略思想,结合当前的历史宏观大势,具有在政治经济层面上的东方理性复兴之意义。

中国近现代史上现代化制度变迁与三农问题之间的矛盾关系,本质上是西方理性扩张、东方理性渐缩以及导致东方问题加剧之间的伴生性关系。中国人地关系紧张的“内生性结构变量”和国家追求工业化、现代化的“宏观制度变迁”, 是百年中国农民、农业、农村问题的根源。其中,现代化、工业化的强制性天命,是西方理性外发的结果;而中国人地紧张的本土性现实,则是个东方式命题。因为发源于欧洲的西方理性,其扩张所导致的巨大经济社会动荡和生态破坏等成本,经由全球殖民扩张和奴隶贸易等方式向全世界转嫁的社会历史条件,当东方社会拥抱以西方理性为内涵的工业化现代化制度变迁时,无论是地域空间还是历史时机均不具备了。所以,西方理性在中国的表现就只能是政府主导的“内生型”工业化制度变迁,百年来中国现代化制度变迁的本质就是一种“成本转嫁论”[⑧],三农问题的出现,其根源在“三农”之外。谁缓解或者解决好了这个现代化制度变迁与三农问题的矛盾关系问题,即既保证现代化从三农中汲取资源,同时又以某种组织制度形态保证三农问题不至于导致危及到社会和政权稳定及现代化工业化本身,谁就成功;若任由其因汲取资源而形成对立面地、不可控地发展下去,轻则三农问题严重、民不聊生、群体事件多发;重则社会动荡、战乱频仍,政亡人息。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理性扩张至今,东方问题则愈益严重。建国后以中央政府主导的工业化,改革开放后则路径依赖地形成了以地方政府主导的工业化进程。这个西方理性在地方上的扩张发展进程,有两个严重后果:一个是地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现代性问题。争相竞次的工业化,使中国卷入了全球第三轮资本化的世界史周期之中,纳入了以美国为主导的、以资本、商品及其生产模式自由流动的全球体制当中,成为“世界工厂”中间的一个加工组装车间,它以透支中国的环境资源,劳工生命福利、社会贫富分化为代价,酝酿了本轮全球资本化的危机条件[⑨];而且,在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均绝对过剩的状况下,当前地方上以房地产与地方政府结合搞的城市化大开发,在这个第三轮全球资本化的内在危机和大萧条来临之际,本质上属于一种以“生产创造需求、调结构、保增长”的刺激政策,这将导致了更严重的泡沫,更为严重的过剩产能、贫富分化,二次探底不可避免……另一个是加剧了细碎化的小农经济问题。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家庭承包制”,其实是一种形成制度改变的交易:政府为了进一步主导改革开放时期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从不经济的农业退出,其实质是部分恢复了传统的小农经济。在资本下乡和工业化、城市化发展中,庇护小农经济的传统村社理性日益遭致瓦解,小农经济日益成为原子化状态,表现为资金、土地、劳动力等方面的分散性、细碎化、兼业化,它很难抵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也很难成为当前国家农业战略安全、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性力量。

尽管西方理性的扩张加剧了东方式的现代性问题及三农问题的伴生,但是它又高度依赖东方理性对其致贫致乱致污效应的软着陆和化解。中国之所以在建国后的现代化工业化进程中基本上没有遭受大的社会性动荡危机,实是因为每当产业资本在城市发生危机的时候都会把代价向乡土社会转嫁。如果不能做到新农村建设的实际效果,而是把农村摧毁,危机软着陆的载体就不存在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陷入危机跳不出来,原因就在于没有像中国这样有一个无数次接受危机代价并使其在城市得以软着陆的农村。[⑩]以史为鉴,着眼于百年来现代化制度变迁与三农问题辩证关系的历史宏观规律,通过发育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制度的关键举措,以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为核心任务,努力维持乡土社会的可持续性;寄望于维持好经济危机阶段软着陆的机会和条件,包括提供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民生安全的软着陆条件,使农村作为现代化的要素蓄水池和危机消纳器,摆脱百年来现代化制度变迁与三农问题加重的历史性规律循环,这些才是习近平三农思想的战略意图所在。

三、东方理性复兴在贯彻习近平三农战略思想中的两个着力点

任何组织制度创新,都是处于一定的历史条件和具体场域之中的,任何人的三农战略思想若想流长,则必要溯源;若要可持续,则必要滋润根本。习近平欲通过三位一位的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制度创新的办法,以制度创新为载体,解决具有战略高度的三农问题,而制度创新不是横空出世的产物,它要有基础、有根源,有历史继承的;同时也应该有一定心性境界和思想理论修养的组织群体为主体性保障的。三位一体,既是组织制度层面的,同时也是思想文化层面的,因为三生万物,大道归一。在此强调颇具有东方理性复兴内涵的两个方面:

(一)复兴村社理性,是基础性载体和目标

无论多么丰富的三位一体内容,都会把加强“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统”的经营体制作为基础性任务和使命。在传统信用社、供销社系统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各自为营的大环境下,亟需探索小农经济的村社层面统一经营体制在现实中得以完善和稳定的好办法——从村庄层面发育适度规模性的综合农民合作,尝试以经济合作为基础的村庄整体建设与各涉农部门服务及外部市场长效对接的可能性,这一担当需要借助既有基层组织制度——村两委的体制内和自治体之双重优势。这也是第二次飞跃的应有之义。

对于大多数普通村庄的发展前途而言,显然,不只是夯实村级层面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的“统合”功能,而是复兴村社理性。这个村社理性,普遍意义上而言,即一种村社群体理性。就是指:中国人数千年聚居于村落,祖祖辈辈共享村落边界内的以土地、水和山场为主的资源,形成了能够内部化收益互补并降低外部风险的小农村社文化共同体,其中的经济理性,是一种“内部化”机制,即以村社为边界、以平均地权为内容的财产均沾以及存在农户和村社的两级地权,这种统分结合的土地产权是小农村社体制的经济基础,也是维系村社内部治理秩序的关键机制;同时,中国农村缺乏超越性信仰,小农村社因而成为再造农民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的基本场域。⑪“村社理性”为实践原则的发展模式能够使村社共同体成为应对“资本下乡”的保护机制,村社共同体利益能够最大化地得以保持。⑫笔者曾在河南省兰考县等地参与了十年的复兴村社理性的试验,其经验可以总结为:综合性经济合作组织建设、多样性乡土社会文化建设、党政主导的群众路线这“三位”,服务于作为“一体”的美丽村庄的可持续发展。

复兴村社理性,是有效落实“三位一体”新型合作机制的必要基础。在村社理性遭瓦解的情况下,无论是什么下乡,都会遭遇小农困境,形成“精英俘获”机制⑬,县乡层面上的“三位一体”也因缺乏基础性载体而功能失效。在高度紧张的人地关系矛盾和无法突破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体系的情况下,面对国内外政治经济紧缩周期的正确选择,是提倡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民生主义,这是个东方式命题和解决办法。我们亟需从村庄层面增强统的功能,复兴村社理性,巩固统分结合的小农村社制度。

(二)政党理性的自觉,是习近平三农战略思想得以贯彻的组织保障

“三位一体”的合作组织制度得以落实,关键在于政党理性在自上而下的大农政主导作用和整合作用的自觉发扬。

制度设计是重要的,但制度的执行取决于人,取决于其所依靠的行动者或者践行者所持的理念和文化。为什么习近平在浙江经过现场办公动员并形成省级政策文件的东西,随着其调迁就难以持续了呢?为什么改革开放发展到了今天,政府各涉农服务部门变成了各自为政的利益主体了呢?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好制度,为什么就难以达成制度绩效呢?可见,制度决定论是有它的局限性的,什么能突破这个局限?只能是持理念、在行动的组织者,组织者的思想建设问题很重要。习近平主张,各级政府要指导和帮助农民成立自治组织,实行农民的自我保护,但是在一些地方推广“三位一体”合作组织,遇到的最大阻力来自涉农部门本身, 涉农部门各有利益、各自为政,难以起到对大农协的主导作用。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是要靠深化改革,然而只有建立在政党理性自觉之上的制度深化改革才能成功,否则很难以制度层次突破制度局限性,也许解决了旧有问题,但会带来更多的新问题。

习近平曾提出: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中国共产党具有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双重性格,其所继承的中国本土的优秀传统政治理念的那重性格,即从先人那儿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那种“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优秀政治精神元素,正是在千年本土政治中所传承的东方理性,它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中国人的民族特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相切合,它是实事求是的,是经世致用的。比如,习近平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要学习党的好干部——焦裕禄同志,学习他“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具有“善利万物而不争”的特点;凡事探求就里、“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的求实作风,具有“滴水穿石”的坚韧性;“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奋斗精神,具有“自强不息”的特点;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具有“外圣内王”的素王特点。⑮这些,都是东方式的。中国共产党惟有从东方理性中汲取政党自觉的元素,则可以避免西方政党政治的制度性、权利性缺陷,在制度困境中以德治国,以德行政。

笔者认为,习近平的三农战略思想,其三位一体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制度创新的长效贯彻实施,亟需一支以东方理性为自觉修养的党政干部队伍,从道德的层面内在的生发出各种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法”和“术”出来,否则,制度组织创新缺乏真正自觉的执行主体。

*此文是国家社科基金“我国村社综合合作社生长机理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课题编号:13BJY107]的阶段性成果。

[①] 黄少政:《“信”的历史积淀与现代转换》,载《青海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②] 邱建生、杨帅、兰永海、温铁军:《中国社会变迁与乡村文明建设》,载《行政管理改革》2013年第3期。

[③] 参见[意]乔万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Chaos and Governance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姚乃强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一章。

[④] 参见[意]乔万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Adam Smith in Beijing—Lineag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路爱国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88页。

[⑤] [美]乔万尼·阿瑞吉等:《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马援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07页。

[⑥] 第一作者与小约翰·柯布(John B. Cobb,Jr)于2013年11月中旬的谈话中提及。

[⑦] 陈林:《习近平三农战略思想》,载《人民论坛》2013年12月。

[⑧] 温铁军:《全球资本化与制度性致贫》,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⑨] 祝东力:《60年的国际环境与世界史周期》,载《绿叶》2009年9期。

[⑩] 邱建生、杨帅、兰永海、温铁军:《中国社会变迁与乡村文明建设》,载《行政管理改革》2013年第3期。

陈靖:《村社理性:资本下乡与村庄发展——基于皖北T镇两个村庄的对比》,载《中国农业大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贾林州、赵晓峰:《地权:回归村社 回归农民——兼评贺雪峰〈地权的逻辑: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向何处去〉》,载《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2年第1期。

关于精英俘获及其产生机制,参见:刑成举、李小云:《精英俘获与财政扶贫项目目标偏离的研究》,载《中国行政管理》2013年第9期。

习近平于2014年3月17日到兰考调研时,提出“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要重点学习弘扬焦裕禄的公仆情怀、求实作风、奋斗精神和道德情操。要见贤思齐,组织党员、干部把焦裕禄精神作为一面镜子来好好照一照自己,努力做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参见:2014年3月19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3/19/c_119830628_3.htm

摘自习近平在2014年2月2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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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时间: 2020 - 04 - 16
    城口县地处重庆最北端。走进城口,给人的第一印象便是山大、沟深、坡陡。我先后两次到城口调研,2018年去城口时就感到,这里的自然条件不适合搞规模化农业,要脱贫摘帽必须在贯彻“两山”理念上创新,推进“生态资本深化”的改革。  党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我一直在研究空间生态资源开发和生态资本深化问题。城口在实施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比较优势在于被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包围而拥有丰富的生态资源。这个交通不便的贫困县,各级干部生态化转型意识清晰,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思路明确,早已发展起县域生态经济。由此,西南大学与城口联合建立了深改试验区。  发展转型,首先要思想转变。面对脱贫攻坚这个党向人民郑重承诺的政治责任,城口县坚定不移地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坚持走“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发展之路,发动干部群众打好生态牌,算好生态账,走好生态路,依靠生态富。  几年来,城口在“三变”改革中盘活农村空间生态资源,不论依托公司带动,还是村集体引领,在生态资源开发中都强调群众参与村域空间生态资源定价,通过重构乡村新型集体经济的制度创新来实现资源资本化内生的“益贫性”,这也利于各地在探索生产发展型、资源开发型、项目带动型等多种模式的生态经济发展中实现了脱贫攻坚的战略目标。君不见,一批“大巴山森林人家”带动乡村旅游蓬勃发展,山地特色农业主导产业加快发展,农村电商打通了特色农产品出山的高速...
  • 发布时间: 2020 - 03 - 29
    这是一次典型的因全球产业链断裂而发生的全球化危机  早在2月17号我做一个连线的公开讲座的时候就强调说:这是一次典型的因全球产业链断裂而发生的全球化危机!首先是因为疫情会阻断全球产业布局所依赖的产业链分工。大家都知道全球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是全球产业资本根据利润导向来形成产业的不同环节在全球的分布,跨国公司获取全球产业链的收益,却没有支付风险成本;那么,风险不断累积会因为任何一个偶然因素造成断裂!这次是疫情爆发而出现断裂。 因为疫情在多个工业化国家,包括原材料国家等爆发,使得原来按照追求利润导向的、风险偏好型的、而不是风险厌恶型的全球产业布局,当疫情陡然爆发的时候,这种巨大风险对全球产业布局造成了根本性的冲击。所以我觉得多数人以为在国内复工复产就能够延缓危机的的看法可能相对乐观了一点,至少是对危机的性质估计不足。由于多国相继爆发疫情,并且西方体制几乎没有阻断蔓延的社会控制能力。所以,任何单个国家复工复产都不可能挽救造成全球化危机的产业链解体局面。利用时间窗口把加工贸易型的粗放数量增长转向生态文明导向的空间资源开发  在这个关口上中国应该及时反思:此前过度依赖加工贸易型的外向型经济,属于粗放数量增长并且形成累积的风险。如果想有所调整,就应该及时转向国家已经确立的生态文明导向的国内空间资源开发,朝着贯彻“两山”理念提高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方向努力,而不是...
  • 发布时间: 2020 - 03 - 2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众所周知,县区以下乡村防控的主体是基层干部群众,这对乡村治理来说更是一次大考。值得庆幸的是,农村抗疫过程中乡土社会的优势得以发挥,有效阻断了乡村疫情蔓延。且在很多地方因疫情防控出现了乡村善治局面:基层干部、群众、社会组织被充分调动了起来,一些地方还形成了“村自为战”的疫情防控模式。应重视当前一些地方形成的有效治理局面,并以此为契机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首先,提高农村组织化程度重构社区治理格局。外部主体与分散小农之间的交易费用过高,是乡村治理症结所在。因此,必须提高农村组织化程度,降低交易成本。一要重塑村集体主体性,建强基层党组织这个核心,发挥其在农村社区的领导作用。二要支持引导社会组织发展,对农村老年协会、志愿者协会等各种社会组织加大培育扶持力度,对于可以向社会企业转型的社会组织应予以扶持和规范性引导,增强其为当地服务的能力。三要利用社区当前因疫情防控形成的协同治理局面,借机构建“一核多元”的社区治理格局,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发挥各种社会组织的治理作用。其次,县乡两级治理要各有侧重。对于县级层面,必须树立基层工作导向。一号文件指出县级是乡村治理的“一线指挥部”,明确提出要建立县级领导干部和县直部门主要负责人包村制度,就是为了让县级强化大抓基层的工作导向。有条件的县建议设立基层治理的...
  • 发布时间: 2020 - 03 - 28
    “国土空间规划”正面对两条完全不同的技术路线:一条是现有的架构不变,改造、扩充传统规划的“应用程序”,比如在城市规划基础上增加“三区三线”等一些土地管理的内容;另一条是另起炉灶,设计新的 “操作系统”,重建“应用程序”。显然,前一条技术路线由于可以利用已有的知识和技术积累,无需迁移丰富的应用生态,相比之下要容易很多,但这种“容易”却是以难以执行新的规划任务为代价的。《论国土空间规划的架构》探讨了第二条技术路线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我看来,架构重建并不一定更“难”,但却一定阻力更大,因为要放弃已有的经验,要学习全新的知识。但也只有逆流而上,才能达到成功的源头。——  本文作者:赵燕菁刊载于《城市规划》杂志2019年第12期精彩导读【摘要】国土空间规划不是任何传统规划的延伸,需要按照“任务导向”,设计一个全新的架构。新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要从国家赋予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的事权(“两个职责”)出发,从编制、管理、监督、公众参与到整个规划体系,都要服从于一个简单的“元规则”——自然资源保值增值。在这一规则之下,规划工作的基础是要依次从法律上界定“自然资源”的内容和范围、“全民所有”与其他所有的关系、自然资源“产权人”的权利义务。为此,国土空间规划要设计出新的制度和政策工具,界定中央和地方的权利与义务。【关键词】国土空间规划;自然资源;规划转型1、引言  当下国土空间规划最急迫的...
  • 发布时间: 2020 - 03 - 07
    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当前春耕生产工作指南的通知国发明电〔2020〕7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现将《当前春耕生产工作指南》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2020年3月2日当前春耕生产工作指南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部署要求,统筹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春耕生产工作,分区分级恢复生产秩序,不失时机抓好春季农业生产,夺取粮食和农业丰收,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提供有力支撑,特制定本指南。一、压实责任确保春播粮食面积(一)压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将做好春耕生产工作作为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的重要内容,年底通报考核结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要稳定在上年水平。各地要提高政治站位,主产区要努力发挥优势,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要保持应有的自给率,共同承担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责任。抓紧将任务分解落实到市到县,层层压实责任。(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各地要落实好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统筹实施好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和稻谷补贴政策,推进小麦、稻谷、玉米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试点,稳定农民收益预期,保护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加强政策解读和舆论引导,...
  • 发布时间: 2020 - 02 - 29
    作者简介张孝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公共经济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质量万里行促进会理事。现任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这次疫情值得我们反思的东西很多。我们付出生命的代价,得到的不能仅仅是应对疫情的社会治理如何搞,应对疫情的医疗科技如何创新。在这次疫情中,最需要我们反思问题之一,就是要重新认识中国乡村的价值。从这次疫情看,当大家都聚焦在城市人如何在前线抗疫情的时候,别忘记了,中国乡村和农民在疫情的大后方默默地做着贡献。No.1不能忽略农村和农民对抗疫情的贡献这次疫情发生在春节期间,正好是农民工返乡过年期间。目前中国有2.9亿农民工。据报道,中国有2.9亿农民工,其中近1.7亿农民工返乡,大约80%都回家过年了。在这次疫情期间,随着城市封城的同时,各地农村各自为政也进行了封村。同样两个封,有两个方面的是不一样的。一是农村本身就是自足体系,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市场化程度大幅度提高,但其与城市相比,自足程度很高。春节期间,从人口分布看,至少一半人在农村,一半人在城市。但自从疫情以来,我们大量物质资源和服务等保障措施,主要是为城市服务。这不是我们的国家不关心农村,而是农村能够自我完成这些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农村的自足性,使当今中国在应对疫情上的成本降低了一半。可以说这是中国农村对疫情的贡献之一。另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从武汉离开的这5...
  • 发布时间: 2020 - 02 - 23
    2020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之年,促进乡村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20年,做好乡村产业工作的总体考虑是什么?目标任务是什么?近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正式发布了《2020年乡村产业工作要点》一起来看看!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20年乡村产业工作要点》的通知为贯彻落实中央1号文件、《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精神,紧扣乡村产业振兴目标,聚焦重点产业、聚集资源要素,强化创新引领,突出集群成链,培育发展新动能,推进政策、项目和措施落地,大力发展富民乡村产业,奠定全面小康和乡村振兴基础,我部制定了《2020年乡村产业工作要点》,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农业农村部办公厅2020年2月13日总体考虑做好乡村产业工作的总体考虑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中央1号文件和《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精神,对标对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以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路径,聚焦重点产业、聚集资源要素,强化创新引领,突出集群成链,培育发展新动能,大力发展富民乡村产业,为全面小康和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目标任务做好今年乡村产业工作,在目标任务上,要力求取得“三个进展”:一是在延伸产业链上取得新进展。依托种养业,提升种养业,一产往后延,二产两头连,三产走精...
  • 发布时间: 2020 - 02 - 14
    新京报讯(记者 王纪辛)在2月5日发布的《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脱贫攻坚最后堡垒必须攻克,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对此,著名“三农”问题研究专家温铁军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在当前复杂局面下,为了实现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战略任务,需要考虑把社会的创新能力引入三农领域。”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畅通各类人才下乡渠道,同时多渠道破解乡村发展用地难题,发展富民乡村产业。温铁军则进一步指出,还要鼓励市民参与乡村的“三变”改革,即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村民变股东,把社会参与式的创新能力引入三农领域,从而促进新型集体经济发展,这是实现全面小康的有效手段。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过去没有预料到的” “一个现实情况必须清晰地认识到,当前中国经济处于较为复杂的境况中,在此背景下,中央财政做统筹平衡的难度正在加大。”温铁军认为,实现脱贫攻坚战略目标,必须站在现实的经济背景下重新审视。 温铁军分析,当前面临两大复杂局面。一是地方财政支出能力受限,2019年全国的省市自治区财政都面临了新的挑战,继续维持原有的政府投入力度完成扶贫攻坚、生态环保、三农基础设施等建设和社会开支的能力,将很大程度受制于已经比较沉重的债务压力。二是经济下行压力以及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带来的短期影响。“中国经济增速并不是主要问题,更为关键的是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而现...
  • 发布时间: 2020 - 02 - 10
    21世纪以来第17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5日由新华社受权发布。这份文件题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全文共5个部分,包括:一、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二、对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补上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三、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四、加强农村基层治理;五、强化农村补短板保障措施。文件指出,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党中央认为,完成上述两大目标任务,脱贫攻坚最后堡垒必须攻克,全面小康“三农”领域突出短板必须补上。文件确定,对标对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强化举措、狠抓落实,集中力量完成打赢脱贫攻坚战和补上全面小康“三农”领域突出短板两大重点任务,持续抓好农业稳产保供和农民增收,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保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提升农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确保脱贫攻坚战圆满收官,确保农村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完成这两大目标任务,脱贫攻坚还有一些最后的堡垒必须攻克,全面小康“三农”领域还有一些突出短板必须补上。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复杂局面,稳住农业基本盘、发挥“三农”压舱石作用至关重要,政策措施必须逐项抓好落实,确保如期完成任务。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全文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围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
  • 发布时间: 2020 - 02 - 01
    新京报讯(记者 周怀宗)新型肺炎病毒仍在蔓延,防控任务依旧艰巨,确诊人数仍在增加,防控的重点,也从城市扩大到乡村。在1月26日国新办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举行的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官员表示,农村疫情防控要加强力度。事实上,从正月初一开始,越来越多的乡村就开始封村,拒绝外人进入,也劝阻本村人外出。然而,这一切能否取得理想的效果?著名三农问题研究者温铁军说,“相对于17年前SARS流行时,今天的乡村,封闭能力变弱了,快速的城市化、撤村并镇等,使得农村的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升,村民们的很多日用品甚至食品都要在市场上获取,这使得封村的效果打了折扣,应该采取更多的措施,提升和保障乡村的防疫能力”。温铁军建议,要借此人人生命攸关的防疫工作来在乡村发动群众,形成社会参与式的、预防为主的医疗运动,在疫情缓解过程中推动医疗资源下移,“只要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那些过去疫病流行时行之有效的措施,也都会逐渐挖掘出来。”相比17年前,乡村封闭的能力变弱了中国是人口大国,春节期间大约一半人口居住在乡村。早在2003年“SARS”流行时,乡村的防疫就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温铁军说,“当时还有70%的人口生活在乡村,但并不意味着当时的防疫更难,事实上,那个时候,很多乡村仍然百业兴旺,大多数维持兼业化农民的生态、生活、生产三生合一,也就是说在一定范围内,农户和村社是可以自主存在的,封路之后切断外界人员...
  • 发布时间: 2020 - 01 - 07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食利经济向吃租经济转换势态逐步显现。发展吃租经济,可以通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来落实农民的资源、资本、信用三大主权,提高农民的交易地位,带来利润和租值这两项收益的共建共治、共益共享。【关键词】食利经济  吃租经济  资本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那么,如何推动绿水青山,真正成为农民的金山银山?发展吃租经济,会提供解决办法。当乡村振兴成为长期国策后,各类投资纷纷涌向乡村,但“热投资”遇上了“冷农民”,资本排斥劳动,无法服务于劳动的问题,仍然无法解决。其根本原因是农民的主体性一直未能有效落实,各类资源主权、资本主权和信用主权不在农民手里。共建共治,才能共益共享。没有得到主权地位,资产投资收益也就自然无法有效和农民分享。当资产的自然增值和社会增值逐渐成为收入主要来源时,经济形态正由食利经济向吃租经济转变。这就需要区分资源经济、产业经济和金融经济三类新型经济形态。长期以来,农民在这三类经济形态中,只能参与到产业经济形态中的一二三产业食利经济中,拿到微薄的产业利润和劳务工资。乡村振兴过程中,要考虑让农民参与到资源租和社会租的租值分配中。赋予农民以资源主权、资本主权和信用主权,才能让农民从被“微笑曲线”挤压到最低端的产业经济领域中释放...
  • 发布时间: 2019 - 12 - 26
    党的十九大提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为充分保障农民土地承包权益,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现就保持农村土地(指承包耕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以下简称“长久不变”)提出如下意见。 一、重要意义  自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一直坚持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方针政策,先后两次延长承包期限,不断健全相关制度体系,依法维护农民承包土地的各项权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党中央提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是对党的农村土地政策的继承和发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一)实行“长久不变”有利于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在农村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这一制度符合我国国情和农业生产特点,具有广泛适应性和强大生命力。承包关系稳定,有利于增强农民发展生产的信心、保障农村长治久安。实行“长久不变”,顺应了农民愿望,将为巩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奠定更为坚实基础,展现持久制度活力。  (二)实行“长久不变”有利于促进中国特色现代农业发展。土地承包关系是农村生产关系的集中体现,需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不断巩固完善。改革开放初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成功解决了亿万农民的温饱问题。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和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农业物质装备水平大幅...
  • 发布时间: 2019 - 12 - 26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20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分析当前“三农”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打赢脱贫攻坚战,研究部署2020年“三农”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专门研究“三农”工作时发表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脱贫质量怎么样、小康成色如何,很大程度上要看明年“三农”工作成效。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要集中资源、强化保障、精准施策,加快补上“三农”领域短板;要压实部门和地方政府责任,保护好农民种粮积极性,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巩固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提高服务群众能力。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讨论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继续保持平稳发展的良好态势,精准脱贫成效显著,粮食总产量创历史新高,农村民生进一步改善,农村改革持续深化,农村社会保持和谐稳定。明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年,必须深刻认识做好明年“三农”工作的特殊重要性,对标对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强化举措、狠抓落实,坚决如期完成脱贫...
  • 发布时间: 2019 - 12 - 26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农业发展在实现养活、养好中国人的任务和目标上,成就卓著。同时,中国也为全球粮食安全、贫困治理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15日,第十七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在江西省南昌绿地国际博览中心拉开帷幕。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农业农村发展成就展区,有哪些“三农”重大方针政策、改革实践和辉煌成就?一起来回顾一下吧。1953年1953年10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制度;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上首次提出建设“现代化农业”;同年10月,开垦边疆,屯垦戍边。1955年建成了现代农业大基地,农垦大军在黑龙江、新疆、广东等地的荒原野岭掀起了屯垦开荒的新高潮。1956年发布《1956至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提出了农业生产全面高产要求;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1957年普及推广农作物良种;开展农垦改革运动,提高农业生产力;中国农业科学院成立,至此中央和地方两级农业科研体系基本形成。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提出“农业八字宪法”;兴建水利设施;农业机械化上新台阶1959年矮化育种取得突破,逐步实现了矮杆品种的熟期配套。1960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紧急指示信》,要求坚决纠正农村人民公社中的“共产”风,对扭转农村的形式起了...
  • 发布时间: 2019 - 09 - 04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全文如下。第一章 总则第一条 为了坚持和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高新时代党全面领导农村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制定本条例。第二条 党的农村工作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健全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广大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第三条 农业农村农民(以下简称“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把解决好吃饭问题作为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多予少取放活,推动城乡融合发展,集中精力做好脱贫攻...
  • 发布时间: 2019 - 08 - 17
    潘家恩: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特邀研究员,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自2001年起参与当代中国乡村建设实践至今十八年,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重庆区域统筹。在Cultural Studies、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台湾社会研究季刊》《二十一世纪》《开放时代》《人民日报》等处发表文章6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中国乡村建设脉络机制研究”等项目,联合主编《中国乡村建设百年图录》(国家“十三五”重点图书规划项目,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面对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这一重大历史转型,近年来方兴未艾的返乡书写成为充满生产性与传播力的文化热点,其既因为主流文学影响力下降及非虚构写作的流行,还联系着“乡衰”和“城困”这种新的社会基础。在兴起的同时,充满内在张力的返乡书写在发展中还产生了“返乡体”“乡怨论述”“书写返乡”三种衍变。融合了“城乡视角”与“亲人视角”的返乡书写不仅是对书写对象的描述和书写者自身经验的呈现,还是城乡中国剧烈转型过程中复杂情感结构的折射。关键词:返乡书写   城乡中国   情感结构 近年来,有社科研究者基于历史比较与实证分析而指出,当前正发生着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这一重大转型。周立认为以下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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