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中国面临重大危机，乡村都是危机软着陆的重要载体，如同这次疫情危机，只有乡村可以最低成本实现对疫情的群防群控。
5月15日，人大国发院国家高端智库“名家讲坛”以“大疫止于村野：生态文明战略转型的由来”为主题进行线上直播，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温铁军深入分析了当前疫情扩散之下发生的“全球化危机”的客观规律，提出中国应对危机的政策建议。
以下为演讲实录：
今天讲座的主题是“大疫止于村野——生态文明战略转型的由来”。
最近西方世界对中国抗疫过程有怀疑和批评，因为批评和质疑太过强烈，反而把中国真实的抗疫经验掩盖了。
中国为什么能够有效地防止疫情？在防疫战斗的过程中，最低成本的防疫战场是乡土中国。如果按户籍人口计算，我国大约有60%左右的人口是农村人口，跨省进城打工人员占外出人口的大约60%。也就是说，大疫期间（恰值春节），打工者回乡居多，初算3亿左右的打工者中有1.6亿人是出省的，还有1.2亿人留在本省；几亿人流动使乡村变成了防疫工作的主战场。一个现实情况是，中国农村缺医少药，在村医生很少、卫生所几乎没有；在防疫资源聊胜于无的情况下，竟让疫情止步于村野。
曾经有个朋友看到这个讲座题目之后问我，可以说大疫起于村野吗？我回答说应该是大疫止于村野，虽然农村抗疫能力是最弱的，但是农村发生的疫情程度却是最轻的。
这次防止新冠肺炎疫情在城市的传播，需要花几千亿元人民币，成本是非常高昂的。媒体、学者在总结中国抗疫经验的时候，很少有人关注农村是如何防疫的。大家只关注农村的断路封村、村干们比较诙谐的政策宣讲。其实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与上次非典疫情一样，每当中国面临重大危机，乡村都是危机软着陆的重要载体，如同这次疫情危机，只有乡村可以最低成本实现对疫情的群防群控。
封村断路只不过是一个大家表面看得到的手段，真实的原因是乡土社会到目前为止还仍然可以有自给自足的条件。疫情发生期间，我就住在一个山村。疫情开始封村的时候，城市里似乎发生了抢购事件，大家都在担心吃饭怎么办、生活必需品怎么办？实际上，在村里生活不用去抢购。粮食和蔬菜是自己种的，畜禽是自己养的，冬春季蔬菜跟不上的时候，房前的野菜屋后的竹笋都够吃几天的。所以，基本生活不是问题。再加上近年来中央加大三农投入基本实现了“五通”进村，有条件的市民纷纷下乡跟农民联合创业，越来越多的城乡融合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国此次防疫成本相对比较低的内在因素。
乡土中国的疫情发病率低、死亡率更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多数打工人口有家可回、有村可回、有故乡可回；这也就是当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美丽乡村”，要“看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才是大疫止于村野的基础。虽然，这个基本经验很少被海外政治家和媒体关注，但这是中国的最重要的防疫经验。
生态文明转型和乡村振兴战略
从这个开场白的话题引出了什么内容？国家的生态文明转型战略。简而言之，就是人与自然要共生、空间生态资源要共享，经济和社会才能和谐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明确提出，乡土社会是“三生合一”，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自然生态就有什么样依存于自然生态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就是要通过生态化转型达致生态文明。人们都知道城市社会“千城一面”；乡村社会却是“十里不同风”。可见，生态文明主要是由几百万个自然村组成的多样性的在地化聚落为载体，这是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的客观基础。
诚然，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都要调整，特别是在疫情打击下，上天给人类社会带来了重要的机遇——自我反思。如果不在疫情中反思发展方式，就意味着我们没有接受教训。今天讲座是“大疫止于村野--生态文明战略转型的由来”，在内容上比较注重反思，疫情在不断提醒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了，如果有错误的地方，希望大家批评。
其实，在疫情爆发之前已有预警。
2005年国务院发布的《全国面源污染普查报告》已经指出，城市化、工业化需要发展产业集群才能最大限度的节约产业成本，并将产业集群置于最小的空间范围之内以节约运输成本，所以出现了产城融合的半小时或一小时经济圈。中心城市形成的产业集群与周边中小城市联动会形成城市群、城市带。然而，恰恰是将产业集群压在城市带上导致了混合污染为主的面源污染。其与点源污染最大不同，在于面源污染并不可以用技术手段解决，只能改变生产方式。
除此之外，农业的面源污染更甚。我国农业从90年代开始大规模使用除草剂、农业机械，现在农业已经发展成为高度化学化的农业，虽然机械化程度还不是最高，但是亩均化学品的用量位于世界前列。
2005年《全国面源污染普查报告》使中央国务院在决策层次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此在2006年提出了“两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经济”概念，2007年提出生态文明战略思想，2008年提出农业要在2020年实现转型、成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农业。然而，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为了应对这场全球危机，中国出台了救市政策，大规模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因此，面源污染发展成为不可逆的趋势。
大自然对人类这种激进到不计代价，且粗放数量型的增长方式虽有一定程度的承载力，但若是简单搬用粗放的进化论，取代可持续的包容乡村多样性的文化，是值得深思的，难道真有必要如此吗？
中国在近几十年内形成相当严重的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问题，虽然相继提出了很多政策发展措施，如从十八大以来的2012年、2013年正式把生态文明作为发展战略，2015年提出深化生态文明改革体系，2016、2017年探讨“农业供给侧改革”和乡村振兴，但却有很少人真正把乡村振兴理解成贯彻生态文明的重要基础性战略，这是为什么呢？
在乡村社会，空间生态资源的价值量可能是数百万亿的规模，但却很少能够清晰计算，因为生态资源特别是空间生态资源几乎是无价的。主要是由于它的可标性很差，不能被标准化计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山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其实这个提法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原来是“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即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并不是同一个事物；经过不同地区、地方领导干部的精炼后，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不再将其分立成两块，考虑到的是绿水青山本身就具有巨大资源价值化的潜在空间。
为应对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国家1998年提出了加强基础建设投资，20多年来大致形成了一两百万亿的基础设施资产，并且很大部分是为农村搞基础建设，包括“五通进村”和整治河道修理桥涵，整体投资了二十万亿甚至更高。河道连同水资源在内很可转为价值化资产，但由于被政府部门投资，所有权归属部门，与地方老百姓、农民的发展没有直接关系。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沉没成本，在部门那里就表现为债务，政府消化不了，也不像西方国家开发债务产品来活化债务市场，银行也无法跟进投入流动资金，企业也不能与社会投资相结合。于是银行不断增发货币，要么进入股市要么进入房市，却难以激活大量沉没资产用于生态化转型和农村经济发展。这是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
其实，只要银行投入的资金能够转化为资产，将沉没的债务资产活化是有前景的。但麻烦的是，政府部门还没能按照深化生态文明体系的改革要求去改善部门法制或规章，大规模的基建形成的沉没资产，也并没有与农村创业创新、乡村重构新型集体经济相结合。于是，当上一轮西方金融危机导致国内实体经济严重不景气时，没有来得及反思如何实现金融与生态资源价值化有机结合的战略转型，而是出台了工业供给侧改革，针对的是现象上过剩的实体经济，而过剩是无法在全球化危机爆发之际被任何一国单独解决的。
当中国提出工业供给侧改革要搞“三去一降”时，金融就没有意愿进入实体经济了（因为大部分行业都不景气），这种情况下，实体经济在城市就出现了通货紧缩，宏观上也进入金融经济下行期，金融投到实体的资金继续下滑，城市需求上不去。于是，大量化学品催生的农业跟着出现过剩。2016年开始讨论农业过剩，2017年提出农业供给侧改革，但没有意识到农业过剩是过度化学化的粗放型增长催出来的结果。
城市经济2014年开始下行期的不景气情况下，很多企业下乡发展。
此前在1998年上一轮城市经济不景气的阶段，也有很多企业下乡，圈占农村资源推进资本化以获得利润。此次城市经济再度不景气，企业又纷纷下乡圈占农村资源，试图推进新的一轮资源资本化。此时恰值新农村建设，在大量投资注入农村，帮助实现农村“五通”，行政村级别的农村已经实现水电气路+宽带全面进村，基本属于开发区的标准了。
很多地方搞产业化农业的项目，在某种程度上，是依靠银行债务或者地方财政补贴来维持的。越来越多的老板发现投入产出严重不合理，在农业上重资产建仓，可是收回成本的能力很弱。
同时，农村跟城市在市场经济上已经接轨了，城乡基本要素市场是统一定价的——农业劳动力的价格与在城务工的收益若是差距太大，是没有办法解决农业外雇劳动力投入的。若是要参照第二三产业的土地要素价格，农民只能抬高地租，20年前租一亩地要300元，现在至少要800元。
可见，推进市场化客观上是按照城市价格对农业要素定价，地租翻了2.5倍，劳动力价格翻了3到5倍。在市场决定价格的今天，农业产业化的投资企业高投入低回报是常见的，也因此时有听到企业老板跑路的情况。但是老板跑路了，农民既拿不回地也不能挣钱，只好找地方政府，因为签合同时是地方政府出面承诺支付地租，所以很多地方政府在替跑路的老板向农民付地租，本来亏损财政愈发苦不堪言。
好消息是，2017年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因为生态文明是国家战略调整中起着提纲挈领的关键作用的战略，那就要用乡村振兴来支持生态文明战略。唯有如此，才能改变过去20年搞农业产业化的粗放数量型增长的发展方式。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都强调农业供给侧改革一定要改变粗放数量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在这种必须改变生产方式的要求下，农业应积极转向绿色生产方式。
农业供给侧如何改革？
中央关于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文件要求农业要一二三产融合。我们在生态化转型的实践中认识到甚至要推进六产融合。六产融合意味着农业不再是某一个产业层次中的单一经济概念，而是要跨界、穿越，才能实现多业态的集成创新。并且，要主动把乡村振兴和六产融合做整合，把农业与金融这两个供给侧改革做整合，才能靠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来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实现六产融合的立体循环的两型经济。
我们上面谈到了大疫、生态文明转型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机结合，接下来将对乡村振兴应对危机挑战做相关性解读。
当前，农村有数以百万亿计的生态资源。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到山水田林湖草沙综合系统开发，就得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最后实现“生态资本深化”。这也是生态文明战略转型的经济内涵所决定的内生逻辑。
具体怎么做呢？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深化农村三变改革，重构新型集体经济。这意味着，将乡村社会的生态资源由村集体内部化实施三变改革，即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村民变股东，先由农村集体在成员内部评议定价。也就是，可以将农村集体地域范围内的闲置房屋、空间生态资源在本村成员内部通过资金变股金的方式完成对价，借用股票上市前的一级市场与战略投资人谈判发行价格的机制，完成村域资源价值化。
比如村集体有100万股金作为合作社内部融通，有人想借5万块外出务工，可以将家中闲置房抵押，形成资金和闲置房产的对价关系。再如，有人要做生意，希望把山林抵押30万，这就要内部评估山林及其乔灌草有多少价值？按多少抵押率给予贷款30万？在农村内部通过资金变股金的方式，可以先形成村集体经济组织内的内部市场，将过去农村的非标资源价值化，其与股票一级市场通过对价形成股票发行价格的道理相似。我们称之为农村新型集体经济内部化定价的一级市场。
通过重构新兴集体经济，将大量资源型资产完成初次交易。当然，这第一道交易发生在农村集体经济内部的目的，是将资源型资产可标化。当农村空间生态资源转化为集体资产后，外部投资人使用资源性资产就只有经营权和受益权。为了激活政府投入到乡村的生产性沉没资产，需要政府各部门把这些在村的基础设施资产以PPP方式做股到村集体，村集体拥有使用权和收益权，而所有权仍然归政府部门，一来可以保证集体资产不被控制人搞私有化牟利；二来，村集体在共享这部分资产的同时也需要与政府实现共治。
当然，政府投入乡村的基础设施资产增加了农村集体资产的总量，将曾经属于政府部门的公共投入（上文提到的沉没资产）被村集体再活化了，同时也把国家和村集体共同拥有的空间资源性资产活化了，这就是重构集体经济能够激活国家投入的沉没资产的道理。
当农村的资源性资产达到一定规模后，就形成了农村集体经济公司化转型条件，曾经的村集体将变成村域资源性资产管理公司，可以凭借其资产总量对外谈判招商引资在城市一小时经济圈的范围内，本来就有大量农村可以转化为以集体作为资产管理公司的六产融合经济体。
从重构村级新型集体经济的财产关系变革再往上就是与金融供给侧改革相结合做大做强县域经济。需知，村级公司化可以发债。一是对乡镇和县域平台公司做外部投资。多个村级资产管理公司对乡一级入股，可以形成乡一级的乡村振兴服务公司。二是村一级以自有资产入股在县级建立的平台公司，可以联合县级平台公司代为发行绿色债券，用县级发行绿色债券的数额对应获取国家增发的货币，这样就把增发货币投入到乡村振兴的实体经济上了。三是央行增发的货币就由此锚定在国家主权可控的生态化发展转型上，人民币就从锚定外汇储备而受制于海外金融资本集团，转为与国内生态资源价值化（货币化和资本化）结合的重归主权货币的过程中了。
这也是中央应对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挑战提出“国内循环为主体”的体现。
当生态资源不断货币化，不断增发货币，不断有绿色债券与增发货币对接时，乡村中的资源资产就盘活了。即使全球化崩解，那些锚定在本国主权控制下的资源价值化实现过程的金融部门也可以通过生态经济货币化和生态资本深化深耕“县域蓝海”。其一，因为村内已经形成对价关系完成初次交易了，对外也就可以做二次交易了；当投资人能够在地方产权市场上对农村绿色资源做当期交割的资产交易，就意味着县域二级市场形成了。其二，由于投资人来农村进行资源性资产交易，当这些资源交易中有了对预期收益的变现需求，比如对物业资产、林业资产等未来二十年、五十年的预期收益是多少做一定折扣率的变现，那就可以开展期货性质的交易，村域生态资源产品就变成在地方期货市场上可以做交易的资本交易品种了。
乡村经济公司化改革之后，利用现代市场可以将我国过去被动纳入金融资本全球化的一系列包袱甩掉。目前中央在讲国内循环为主的内外两个循环，我们应该主动将农村新型集体经济变成一个内循环的载体，也就是在生态文明战略的大转型中形成的生态资源价值化开发与三变改革的深改结合，这也就是空间生态资源的价值化实现过程。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人大国发院”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HRcO0AKcsPxp6ZXw3o_mf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