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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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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11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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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屏南龙潭村喜迎宁德撤地设市20周年暨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揭牌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温铁军(左二)和宁德市委副书记曾智勇(右二)、屏南县委书记党帅(右一)、屏南县委副书记、县长柳岳(左一)共同为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揭牌。屏南县委书记党帅致辞 党帅致欢迎辞,他说,“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汇聚了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福建农林大学经济学院“...
2020 - 10 -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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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疫情暴发时,他们为了保障食物供给,在各自的岗位上坚守。他们是种粮的农民,是为一线医护人员送餐的外卖小哥,是在重重压力下组织员工加班稳生产的粮食企业人,是为空巢老人送菜的社区大姐…… 他们就是我们的粮食英雄!今年的10月16日是世界粮食日,也是联合国粮农组织75周年的纪念日。10月16日至25日,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处与头条搜索共同举办了“粮食英雄”投票活动,选出在疫情一线为了保障...
2020 - 10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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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快推进城口县乡村振兴试点示范工作,进一步加强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10月9日-12日,由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与四川战旗乡村振兴培训学院、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共同主办的城口县乡村振兴试点示范专题培训班在四川成都战旗村圆满完成。来自重庆市城口县的党政干部、村两委负责人、集体经济负责人及部分市场主体共40人参加学习。本次培训班邀请到中央党校、浙江农林大学、重庆农科院等高校专家授课。内容围...
2020 - 09 -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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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新时代中国乡村建设论坛暨城口乡村振兴论坛成功举办2020年9月23日,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主题的第三届新时代中国乡村建设论坛暨城口乡村振兴论坛在重庆市城口县成功举办。本次论坛由重庆市农业农村委、重庆市扶贫办、西南大学、城口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城口县农业农村委员会、城口县委组织部、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西南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联合承办。期间,来自北...
2020 - 08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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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27日-8月29日   四川成都.战旗村进入2020年,是乡村振兴战略取得重要进展同时也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而这不平凡的一年又给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带来了新的挑战。为此,国仁乡村振兴论坛继连续举办“新时代村庄与集体经济转型高级研修班”、“‘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现代化’高级研修班暨村书记乡村振兴工作研讨会”以及“‘三级市场理论与操作方案’在线研讨会”...
百年乡建
2018 - 09 - 11
阿拉伯民族的形成和现代化的断裂澎湃新闻:阿拉伯民族主义在二十世纪中东世界是一支重要的推动力,阿拉伯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又决然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以埃及为例,我们该如何理解阿拉伯民族和其现代化进程?萨米尔∙阿明:首先我们得理解所谓“阿拉伯民族”的复杂性。我们说“阿拉伯民族”是一个民族,是因为我们说同样的语言——受教育人群说的语言是同一种。大众的语言,也即是方言,则彼此相似,但也有些差异。 这和伊斯兰有一定关系,但只能说是有一点关系,因为很多穆斯林也不是阿拉伯人,比如说波斯民族——伊朗人,又比如土耳其。但在历史上,这个(阿拉伯)民族除了第一任和第二任哈里发在位的很短暂的一段时间之外,从来都没有真正团结起来。 就算在这些哈里发的时代,权力集中程度都是很有限的,实质上的权力分散在整个地区的多个王朝手上。 因而整个地区实际上存在着不同的生产方式,不同的归属,不同的贸易渠道——一方面是跟印度和中国,另一方面是通过拜占庭连接南欧和地中海区域,还有就是通过波斯和斯拉夫人贸易。形成所谓阿拉伯区域的各个地区,其本身也拥有不同的久远历史,比如说埃及的历史就要追溯到很久以前,超过5000年,其中很多传统在阿拉伯时代也保留下来了——比如当代埃及的行政、分省区划等等,都跟5000年前的古埃及时代没有太大区别。埃及可以追溯到一个很古老的国家,而埃及又属于更大的一个——阿拉伯民族。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大叙利亚地区——包括了今天的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以色列、约旦。这个区域拥有共同的语言基础——阿拉姆语,很可能是耶稣基督说的语言,往上可以追溯到腓尼基人的文明。这一区域的传统更倾向于分散化,而不是集中化。埃及就有很强大的中央权力,很像中国。而大叙利亚就并非如此,更加分散。还有就是伊拉克地区,也就是原先的美索不达米亚,巴比伦地区。这里跟伊朗关系复杂。有时候是伊朗的一部分,有时候从伊朗独立,有时候征服伊朗。这里有...
2018 - 09 - 04
后沙涧村,地处海淀区西北部,明代成村,因位于沙涧河后部而得名。以CSA(社区互助农业)经营模式闻名遐迩的小毛驴市民农园,就在后沙涧村西,其南边是沙涧河,西边是京密引水渠,土壤肥沃,水质甘甜,自然风景优美,是发展生态农业的风水宝地。2008年3月,在海淀区政府和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的支持下,我和创业伙伴们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就被她迷住了——我们一见钟情!凤凰岭下、京密引水渠旁,有山有水,正是我们一直的梦想。荒弃的苗木基地,野花、野草,刺猬、野鸡、野兔,还有野生蘑菇……简直是野生动植物的天堂,美得让人心醉!在这个大都市的近郊,这是多么让人惊喜的自然生命存在!后来我们才知道,1990年以前,这里其实是后沙涧村的优质水稻区(京西稻),通过引京密引水渠水进行灌溉;1990年初,因北京城市化发展,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城市缺水严重,京密引水渠停止供水,不再种稻,并于2000年前后改为苗木基地,直至2008年小毛驴市民农园的建立,又成为市民耕作的菜园。 农场开始施工建设时,这么巨大的工程,当时就很好奇工程队为啥竟然没有花钱从外面买过沙子,而是就地取沙,后来访问本地的老农,才知道农场原来就是沙涧河的老河道。解放初期,沙涧河还是一条发源于西山的自然河流,流经台头村、梁家园村,再穿过后沙涧村,最后汇入稻香湖;那时的夏日,清清的河水缓慢流淌,茂密的水草下鱼虾成群,村里的孩子们下河嬉戏……上世纪60年代修建京密引水渠时,沙涧河被截弯取直,改造为人工泄洪渠;2014年,河渠又被深挖扩建硬化,渠边已有50年树龄的高大杨柳全部被砍伐,曾经的乡野风景已荡然无存……我们梦想着通过土地的多样化利用,为生物多样性创造优质的生存环境,将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田园生活与乡野情趣场景带给北京市民,体验过去农家半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因此,在我们最初的农园规划中,这里有农田,有果园,有农家动物园,有树林,当然还有湿地...
2018 - 07 - 26
五年前,我们怀着对土地的无比敬畏之情和对未来农业生活的美好想象,在北京西山的凤凰岭下开荒僻壤,筑房造田,建立了小毛驴市民农园。而在此之前的五年,我们在河北定县的晏阳初乡建学院里,务农授课,开展农村实验。从乡村到城郊,不仅仅是地域的转变,而是一种跨越。无论今天的城市还是农村,所面临的都不是单一的经济问题或技术问题。新农业,是一种跨界的生活思维;农业的改变,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变革。近年来,“小毛驴模式”被很多人传播,而对于团队自身,似乎从来没有一个专门设计的模式,也很难说出既定的路线。可能会有人批评我们没目标,没理想,但确实,到今天要分享出来的,无非就以下三个方面。人的培养是最难的小毛驴市民农园,是一大批青年农人梦想开始的地方。很多人的农业畅想,从这里开始延续和发展。团队的早期成员,从进入乡建学院开始,就始终把自身定位为第一批学员,每一次的培训、交流和实践,在给旁人传播知识的同时,也在不断提升自己。毛驴团队始终坚持一个信念——人是最根本的,因此,一直坚持开展对实习生、志愿者的培养。自2005年算起,陆续接待农业实习生、志愿者已经九届,总参与人数超过300人。在这个历程中,大多数实践内容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自发、自觉创造出来的。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每年来学习的人群都会有所变化,早期大多以下乡支农为目的,后来学习农业技术的人逐渐增多,再后来以计划开展农业创业者居多,其中也有一小部分人,真正喜欢农耕生活,喜欢土地,愿意劳作,享受在村庄里居住,这些人则补充和支撑了团队,也因此形成一种独特的生活化的团队氛围。从事农耕需要很高强度的身体劳动,大多数学习者在刚刚进入的一个星期,对这项工作很有兴趣,之后便很难坚持下去,因为比起在办公室的其它工作,在土地上的重复投入看起来收效太低了,而且要忍受强大身体压力。正是这个社会强化了很多在办公楼里的无用工作,而使得农业劳动这件最基本的工作变得价值低下,如果...
2018 - 07 - 12
如果爱父母就带他到这里来那繁茂的土地里有青春的回忆 如果爱子女就带他到这里来那自然给予的我们同样给予他们 河边的白杨洒下斑驳的荫凉不远处的青山是无声的挚友洒下的汗珠结成香甜的果实真切地感觉我们是地球的孩子 这是小毛驴市民农园桃花源41号地主平骁妈妈写的一首诗——《大地之子》。每次读到这首诗,都觉得很欣慰,我们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小毛驴的存在,对于北京这个大都市及居住在其中的市民而言,或许也是一种慰藉。小毛驴市民农园位于北京海淀西郊,西北六环边上、京密引水渠旁,是北京城区与西山之间的一片净土,无论从地理空间还是功能定位,它其实就是乡村生活在城市中的延伸。这也是小毛驴本质上不是一个种菜卖菜的农场,而是链接城乡、开展农耕教育的平台的缘由所在。一个空间就是一个能量场。小毛驴市民农园本身的存在,既是一种新文化的象征,更是一种新文化的创造者。那么,它究竟是什么文化?这种文化是怎么形成的?未来它将指向哪里?一、重农爱农的新文化本世纪初,在全球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急速发展之下,城市居民远离了土地,传统农业和农民生计受到严重冲击,传统农耕文化和人文关怀逐渐失落,自然生态遭受破坏,同时引发了食品安全危机和各类环境污染问题(雾霾!)。“自然缺失症”已经成为当代都市生活的通病,逆城市化成为大势所趋,“市民下乡,农业进城”成为新的时尚,在城乡互动的过程中,社会文化也在悄然变化:从以人为本到尊重自然,从鄙夷农村到向往乡村,从消费至上到认同节俭,从不劳而食到亲近农耕……2014年,中央提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文化产业迅猛发展,提高文化软实力是各行各业、各地城市或村落的追求。但文化是什么?什么才是积极的、健康的、可持续的文化?海洋文化学者李二和在其《舟船的起源》中写到,“文化是一切生命文明行为的代称,大自然是人类文化的根本导师和启蒙者。我们几乎没有一样科学发明是凭空想...
2018 - 07 - 10
编者按2008年4月,在海淀区农林委员会和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等机构的大力支持下,小毛驴市民农园在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后沙涧村创立。十年来,小毛驴团队在社会各界的关爱和支持下,在社区支持农业(CSA)试验与推广、市民农业实践、CSA生态农业人才培养、适用技术研发、农耕文化传播、亲子自然教育、都市农业政策推动等方面,为中国三农和城乡统筹发展做了积极有效的探索。在小毛驴市民农园成立十周年之际,我们将推出一系列的活动、文章,不忘初心、总结过去、把握现在、面向未来!本文回顾了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团队推动中国群众性生态运动的整个发展过程,特别是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创办的前世今生。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产物,既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又成为后来者的铺路石,直至生生不息,薪火相传!本文作者黄志友,2004年毕业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毕业后先后参与了河北定州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北京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和北京海淀小毛驴市民农园的创办与运营工作,并于2012年参与发起全国“爱故乡计划”,现为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总经理、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总干事。十多年来,致力于生态农业发展和乡土文化保护的倡导与实践。前言新农村建设与城乡互动 “三农问题”普遍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三农问题”则是伴随1990年代激进现代化改革的重要挑战,进入新世纪被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新乡村建设即为缓解“三农”困境的多种尝试之一。因为,中国是一个农民大国,目前有70%的户籍人口生活在农村,即使再经过10-20年的城镇化发展,当总人口达15亿时,农村仍将至少有4-6亿人口,比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还多,而农业则更多地受制于耕地和水资源的严重短缺。近年来粮棉油糖等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进口大幅度增加的趋势难以逆转,主要农产品按人均计算也不过仅仅能够维持世界平均水平。更为严峻的是,农业成为中国发展短板的同时,也正成为...
2018 - 09 - 29
应NIAS之邀,我的北欧之行的第一站是丹麦的哥本哈根。NIAS是北欧亚洲研究院(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的简称,地处哥本哈根市东南部的Amager岛上,那里是哥本哈根大学的人文学院。但NIAS并不是哥本哈根大学的机构,而是一个由北欧五国政府资助的独立研究院。NIAS的院长Thommy Svensson教授是研究东南亚问题的人类学家,他同时还是欧洲科学基金会亚洲委员会和欧洲东南亚学会的主席,这显示了NIAS在欧洲的学术地位。刚到丹麦时,Thommy形象地介绍说,NIAS是一个以北欧二十多所大学为基地的伞状组织,它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视野研究亚洲社会与文化,致力于在专门的学术分科与综合的研究之间建立某种平衡。这一点也是我最喜欢的。现代大学中的学术分科是历史的产物,许多当代问题和当代的学术已经难以在传统的分科中得到说明,近年在美国兴起的所谓“文化研究”可说是一种对于现代专门化的学术分科的反平衡。比如国内讨论的越来越多的“全球化”问题,就不可能在单一视野中解释。说来真巧,临行前有一次与朋友讨论新马克思主义问题,他提到阿明的理论,语焉未详。此次适逢联合国主持的环境与社会发展首脑会议及非政府组织会议在哥本哈根召开,NIAS邀请与会的阿明教授演讲。他的议题从一个特殊方面涉及了所谓“全球化问题”。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埃及人,现任设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卡的第三世界论坛研究所的领导人,以“依附理论”著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五十年代在巴黎接受教育期间,他是来自第三世界的新一代的“批判的知识分子”之一。这些“批判的知识分子”共同创造了一个富有成果的国际氛围,自那时起,在这个氛围中已经产生了一些最杰出的法国和国际的经济学家和发展学者。阿明的兴趣一直集中于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关系。早在一九五七年作博士论文时,他通过积累...
2018 - 09 - 13
耶稣又对他们说,我要去了,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犹太人说,他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难道他要自尽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世界的。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 约翰福音8:21-24一、财富和贫困的自增强  我想讲的是,这个世界的确已经走到了尽头。之所以走到尽头,是因为我们的发展模式。这是一个强者愈强和弱者愈弱的机制,是一个财富自增强和贫困自增强的机制,是一个自动走向毁灭的机制。  我们可以试着看一下现在的全球化,它实际上只是资本的全球化,而不是劳动的全球化,不是土地的全球化,不是技术的全球化,也不是管理的全球化。在诸多生产要素里面,唯独资本全球化了,唯独资本自由化了。其他生产要素,都被排斥在外。这是一个强者对弱者的排斥,是一套形成全球性的广泛认同,已无法调转方向的机制。  资本走到哪儿,就在哪儿就形成一套财富的生产和消费机制。这套财富生产和消费机制,迎合了人类追逐财富、追求消费满足的欲望,从而对每个人都形成了非常大的诱惑力,自然也就产生了对资本强权的认同。由于几乎每个人都为资本所诱惑,资本自然就扮演了主导者的角色,就成了一个强者。逐渐地,这一套机制扩散到全球,使得全球化就演变成了“资本的全球化”,或“全球的资本化”。谁拥有资本,谁就成为主导力量,去推动和改变全球化。中国人在近些年的发展过程中,常常说到“强强联合”。实际上,这不是中国人发明的,整个世界机制,就是强强联合,是强者和强者的合作,弱者则往往形不成对等的合作,自然也就无法站在与强者公平交易的对等位置上。于是,就出现了强者的盛宴,和弱者的眼泪。不仅中国如此,世界上每个地方的发展,都是这样,因为这已经是一套世界逻辑。  二、强者恒强的机制   这样一套逻辑,是怎样形成的呢?我认为有一种...
2018 - 09 - 11
一、全球的框架,更长远的眼光1、万隆(Bandung)和不结盟运动国家(NAM)万隆会议宣告了亚非国家的意志:要通过一个真正独立的、与所有劳动阶级利益一致的发展进程,夺回其主权并完成独立。1955年,大多数亚洲和中东国家都在二战结束后夺回主权,而在其他地方,尤其是在非洲,解放运动正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展开斗争。正如万隆会议的领导者们所回忆的,这次会议是第一个“非欧洲”(所谓“有色”)国家举行的国际会议。这些国家的权利曾遭欧洲、美国和日本的历史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否认。虽然在大小、文化和宗教背景以及历史轨迹上存在差异,这些国家一致抵制西方列强专为自身利益而建立起的殖民和半殖民的全球化模式。但万隆会议也宣告了这样的意志,即亚非诸国要通过进入一个真正的、加速进行的内向型发展进程,夺回它们的主权:这正是它们与历史上的帝国主义中心国家一起平等地参与塑造世界体系的条件。正如苏加诺总统(Soekarno)在其致辞中所说,这次会议把选择不同方式和手段以实现各自发展目标的各个国家联合到一起。一些国家(中国、北越、朝鲜)选择了他们所称的受马克思主义启发的“社会主义道路”;另一些国家则构想了具有国族和大众特色的发展道路,与社会进步改革相结合[可称之为“国族/大众”计划:苏加诺的印尼、尼赫鲁(Nehru)的印度、纳赛尔(Nasser)的埃及,以及其后许多其他国家均为例证]。所有这些国家都优先考虑经济的多样化和工业化,以摆脱仍是农业和矿业商品生产者/出口者的限制。他们都认为,国家必须承担起控制这一过程的主要责任。他们也认为自己的目标(特别是进入工业时代这一点)在根本上可能与全球体系的统治逻辑相冲突;但他们所处的位置,又允许他们成功地迫使全球体系做出调整,以适应其需求。然而,许多加入不结盟运动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并未采取确定的立场,以为有可能在全球体系的配置框架内寻求发展。在这里,我们需要记住的是,所有亚非...
2018 - 09 - 04
萨米尔·阿明在《每月评论》(2014年6月)上发表了题为《朝向社会主义的民众运动:统一性和差异性》。文中对当代世界中几股主要的激进左翼潮流谱系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左翼统一行动的倡议。该文主要论点如下:我们都明白,就这些运动所实行的策略来讲,很难划清有效和无效之间的界限,也很难判断策略的目的是否与实际情形相冲突。总的来说,许多运动都可以被称作“朝向社会主义的运动(movementstowardsocialism),这个词语是近几十年来一些南美国家(如智利、玻利维亚等)的政党发明的。这些南美政党放弃了传统共产党的目标(夺取并掌握政权,建设社会主义),而代之以明显较为温和的目标,即耐心创建走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和政治条件。这种目标调整可以用两点概括,即民族化和国家计划。至于用什么样的具体方法使现代经济管理社会化,这些选择了“朝向社会主义的运动”的政党并没有给出界定。这些将自己刻画成社会主义者甚至共产主义者的组织和政党有一些声称是马克思的继承者,有一些甚至声称是苏联共产主义以及(或者)毛泽东思想的继承者。在现代世界的建构中,法国革命起到了中心作用。它界定了一套价值观——自由、平等、博爱(按照今天的话,即团结),这套价值观将现代建立在根本性的矛盾之上。归根结底,这套价值观是资本主义能够接受但却无法实现的,如果要真正实现这些价值观,则需要更髙层次的社会文明。在这个意义上,法国革命远非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它随着雅各宾派的上台提出了超越资产阶级革命的诉求。在这套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激励下,美国也提出了革命口号:自由和私有财产。这两者一起界定了“自由企业精神”,除了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之外,他们不承认任何超越该原则的平等诉求。自由和私有财产二者结合起来让不平等成为合法:不平等似乎成为个人才能和勤奋的结果。他们让人忽略团结的美德,而只承认相反的一面,即个人和企业之间的竞争。究其本质,自由和平等...
2018 - 07 - 04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已经过去了数年。重新回头看这场危机,能够看到什么不一样的东西?作者通过政治经济学分析指出,这场全球危机不仅是经济的,其实质也是源于西方的现代上层建筑的政体危机,或称现代政治危机;其所以引发西亚、北非的政治动荡,则可归因于这种政治体制的泛意识形态化的普世价值,在危机爆发时直接地、显著地作用于高成本上层建筑的逻辑结果。一、发达国家全球金融资本与现代化政体的双重危机    2008年西方金融资本核心区“华尔街金融海啸”次第引发了全球危机和发达国家债务危机,引发了海内外理论界和政策界的广泛关注。这场全球危机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内在相关性,本质上是由西方主要国家的政府扩张信用造成的。从迄今为止的演变进程来看,主导国家的金融衍生品泡沫破灭不仅引发了金融危机,也暴露了具有全球普遍意义的、愈演愈烈的财政(政府债务)危机。    正是由于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都是政府独有之政治强权创造的信用体系危机,我们才说这场全球危机不仅是经济的,其实质也是源于西方的现代上层建筑的政体危机,或称现代政治危机;其所以引发西亚、北非的政治动荡,则可归因于这种政治体制的泛意识形态化的普世价值,在危机爆发时直接地、显著地作用于高成本上层建筑的逻辑结果。 (一)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特征    渐次暴露出来的发达国家债务危机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方面,这是一场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与以往人们较多讨论的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差异显著,却内在具有同源性;另一方面,从新世纪第一个10年西方政府不断增加债务的演化情况看,西方债务危机并未结束,进入第二个10年仍然在不断地蔓延、发酵,有些情况下还可能激化、恶化。1.发达国家的政府负债规模。    根据2009年9月《经济学人》杂志设立的“全球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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