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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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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04 -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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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乡村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人要到城里去,也越来越多的人要在乡村创业与生活,城乡融合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新趋势。位于福建省东北部的屏南县,于2015年起,抓住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机遇,依托高山生态资源优势和文化资源禀赋,以传统村落文化创意为先导,将“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公益教育扶贫活动作为抓手,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来自香港、北京、上海、浙江、江西等海内外“新村民”驻扎乡村。并且,逐步探索出“党委政府+...
2021 - 01 -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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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将生态文明和乡村振兴作为发展宗旨的中国社会生态农业 CSA 大会已经成功举办十一届,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参与最广泛且持续时间最长的社会生态农业论坛,在国内外颇具影响力。CSA 大会的举办,促进了国内众多社会化生态农业的模式,如 CSA 农场、有机农夫市集、消费者合作社、食农教育等向前发展,赋予慢食、爱故乡等理念以新的活力和内涵,并且号召消费者健康饮食、参与监督,支持生态农业。2020年春节,突...
2020 - 12 -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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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在当前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去依附”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成为新时代的主旋律。而相对于全球化而言的本土化,也迎来了推动城乡融合与县域经济发展、乡村振兴与区域内循环系统构建的千载难逢的机遇。今年是新时代乡村建设20年,也是百年乡村建设在21世纪的延续。党的十...
2020 - 12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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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故乡-乡村文创研习营是由北京爱故乡、中国乡建院、同心乡创、未来村及窝村里文化联合发起创办的面向乡村文创实践者及乡村建设参与者的实操性研讨学习交流活动。举办时间:2021年1月9日-10日举办地点:北京同心公社乡村振兴,文化先行乡村振兴,不仅仅是基础设施等硬实力的持续增强,更要在文化上促进软实力的不断提升。文化是乡村的根脉,也是剪不断的浓浓乡愁,活在传统文化中的乡村才会生生不息。乡村文化的复兴与乡...
2020 - 11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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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屏南龙潭村喜迎宁德撤地设市20周年暨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揭牌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温铁军(左二)和宁德市委副书记曾智勇(右二)、屏南县委书记党帅(右一)、屏南县委副书记、县长柳岳(左一)共同为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揭牌。屏南县委书记党帅致辞 党帅致欢迎辞,他说,“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汇聚了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福建农林大学经济学院“...
百年乡建
2018 - 06 - 07
内容提要:本文对中国改革以来对外开放的进程和内在逻辑的演变按照宏观经济背景进行梳理,认为:进入21世纪之前新中国的对外开放,大致与一般发展中国家在资本短缺压力下改善外部资本获利条件的应变之策类似,其成败主要取决于制度成本能否转嫁;进入新世纪之初深化对外开放融入全球化,则属符合规律的演变:三大差别—内需不足—国内产业过剩向国际市场释放,伴生国际资本在金融泡沫压力下向中国要素低谷的扩张。当前中国进入应对输入型通胀挑战的新阶段,亟需主动进行政策调整,以维持经济的可持续性。  关键词:对外开放 演变历程 资本短缺 资本过剩 全球产业重新布局    中国近代史上的“对外开放”作为一种任何政治取向的执政者在长期资本极度稀缺压力下都要采取的战略,至少可以追溯至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其不仅与新中国20世纪50年代从苏东国家和70年代面向西方国家的、中央政府规模负债的两次引进制造业设备,也与被今人用“改革开放”来统而言之的1980年以来中国放权地方引进外资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相延续,具有比较研究价值。[②]  本文着重分析中国改革以来对外开放政策的演变过程及其内在逻辑的变化。认为:若按宏观经济波动背景可从时间上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始点分别为1980、1988、1994和2002年。从性质上归类:在21世纪之前的对外开放三个阶段,与一般后发国家类似,属于资本极度短缺压力下改善外部资本进入的获利条件的应变之策;进入新世纪以后的第四个阶段之所以显著地不同于一般后发国家,则是在遭遇三大差别加大导致内需严重不足、造成产业资本凸现过剩压力之后,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机,积极寻求国内产能过剩压力向国际市场的释放,同期伴生着国际产业资本在金融泡沫压力下向中国的大幅扩张。 一、1980:一次未竟的开放与赤字压力下的改革   (一)主流理论界对改革开放的解释    关于20世纪80年代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理论...
2017 - 12 - 09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曾有过一场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其中一个代表作就是“海归”晏阳初领导的“定县实验”。虽然持续不断的外战和内战使得一代知识精英的乡建努力终被蹉跎,但是先辈们的理想并没有被后来人遗忘。时空可以阻隔,但理想,总能找到它的接力火炬手。  1928年的一天,年轻的协和医院医生陈志潜听了晏阳初先生的一场报告,令他终生难忘。  晏阳初对大家说:目前,90%的中国人生活在卫生状况极其落后的环境里,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清洁,许多人整年没有洗过一次澡无论男女老少生了病,没人给医,也没钱求治。如果我们这些人不负起责任去帮助他们,谁又来负此责任?你们现在是在东亚条件最好的医学院学习,又在设备最好的医院内工作,如果你们饮水思源,就应该想到你们的一切优越条件都是受苦受难的农民帮你们创造的。  这场报告,改变了陈志潜的人生。后来,他成为了晏阳初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平教总会)的卫生教育部主任。  那一年,晏阳初38岁,是位学历辉煌的海归: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学士,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硕士。在那个年代,以他这样的海归背景,谋得一份体面的美差混上个高官显贵并非难事,但他的头衔却是:平教总会总干事——这是个靠募捐化缘的公益性的清贫组织。  不做官,也不发财,把自己的终身献给劳苦的大众,这是晏阳初在1919年从美国学成归国时立下的志愿。立下此志,可以追溯到“一战”时的欧洲战场。  1914年,“一战”打响,1917年中国宣布加入协约国一方,英法等国在中国招募了大批华工去欧洲从事战场支援。1918年从晏阳初耶鲁大学毕业后即赴法国,任北美基督教青年会战地服务干事,为欧洲战场的华工提供志愿服务。  晏阳初很多时间都在为这些不识字的华工们代写家信。后来他想,与其帮他们写,不如教他们识字以后自己写。他自己编了一本“千字课”,都是从华工们最常用的字和报刊上最常用的字词中选出。当时的情景,在晏...
2017 - 12 - 07
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人民公社体制解体,村庄失序,以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为手段,以村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为目标的村民自治诞生,加入了改革以来的基层社会重构。但历经变化,在各方作用下,原来制度预期的直接民主和村民参与变得面目不清,逐渐演变为精英民主和间接民主。本文在新条件下,力图对作为中国经验一部分的村民自治先作出理论上的澄清,然后尝试性地给出改进之道。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二审《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草案,今年年内还将三审的当下,权衡改进之道也是迫切的思想任务。  村民自治何以是中国经验  为什么说村民自治是中国经验呢?首先是因为这个事实的影响足够广泛和重要,它牵连着共和国前30年的农村集体化和后30年的村庄自治。它影响着八九亿人的生活——村民每三年选举一次村委会主任和委员,然后再通过村委会、两委会或村民代表会议决议来决定村庄的大多数事务。  村民自治是中国经验,更因为它是一个独立于以往的中国政治发展经验的新想法和新实践,在中国之外也无从上到下系统推进的类似工作。这个想法和实践是什么?可以听听当时的历史实践者如何描述:  通过群众自治,实行基层直接民主,不是近几年才提出来的,早在1953年,决定建立城市街道委员会的时候,即提出并经中央批准:街道居民委员会的性质是群众自治组织,不是政权组织。它的任务,主要是把工厂、商店和机关、学校以外的街道居民组织起来,在居民自愿的原则下,办理有关居民的共同福利事项,宣传政府的政策法令,发动居民响应政府的号召和向基层政权反映居民意见。居民委员会应由居民小组选举产生,在城市基层政权或其派出机关的统一指导下进行工作。但它在组织上并不是基层政权的“腿”,不应交付很多事情给它办。居民委员会就是这样在城市办起来的。但是,这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过去一直没有推广到农村。1982年颁布的新宪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
2017 - 12 - 06
【摘要】当代乡村建设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形成乡村治理的良性结构,其关键在于,形成村两委主导的综合性农民经济合作社,主要是以第三产业内部服务于第一、第二实体产业的形式,生成一块用于良性治理的村庄公共财。以这块公共资金,服务于村庄公共事务,乡村善治方得以真正形成、持续发生作用。【关键词】村庄 善治 公共财乡村治理秩序或者乡村系统的相对稳定,以村庄治理秩序为载体,需要相应的经济资源集聚机制为基础。当现代市场社会的核心发展越来越取决于产业化利益的时候,以广大小农为对象的村庄治理,必然会与公共资本—“公共财”密切相关。那么,村庄要想达到善治状态,即“通过治理以实现农村社区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动态管理过程”①,这块公共财应该是多少?从何而来?用向何处?在缺乏公共财的传统农区村庄,是否有可能重新生成公共财?地方上有无这样的经验性探索?这正是此文需探讨的。公共财,是村庄善治可持续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乡村经历了一个对于小农村社制度的去组织化过程,其既有自治平衡结构支离破碎,大多数村两委缺乏集体收入;另一方面国家面临经济危机,财政紧缩,对乡土社会治理欠缺充足的投资。于是,乡村劣治便出现了。在缺乏集体公共资金的情况下,以前是以三提五统的方式,通过向农民摊派治理成本,来维持对乡土社会的治理。自2005年起全面免去农业税之后,又出现另一种形式的治理问题,即自上而下地给钱,才能形成对上负责的乡村治理。税费制度取消,变成了由上级政府特别是中央、省两级承担对农村公共开支责任,这是一个重大变化。其结果是:谁给钱我对谁负责,上面给钱,我村两委就变成了只向上负责,但是上面的指导并不必然与村庄内在的具体需要合拍,甚至未必从村两委干部的实际需求和愿望出发……发展下去,基层治理不但要以钱为手段,而且成本不断增加,也难以做到有效和实事求是。例如,你要求我建立党员活动室,哪怕每一天都锁着门我也建了;你要求建立电脑室,我也...
2017 - 12 - 06
1982年到1984年间,中国废除了运行20余年(1958-,1982年)的人民公社制度,确立了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土地所有权归各村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计口均分,归各农户所有,实行土地集体所有权与农户使用权的分离)。1987年1月中国颁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并对国家征用集体土地及对失地农民安置补偿做出了一系列的法律规定。在我们看来,此一新的土地制度及农地征用法是理解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来低成本、高速度推进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一个极其重要但常被忽视的视角。一、“土地家庭承包制”:土地所有权的模糊性及其经济社会意义新的土地制度规定“中国农村土地(包括耕地、宅地、林地与村集体建设用地等),归农民集体所有”。但“集体”指什么,本身具有很大模糊性。这一模糊性源于人民公社的土地制度:“队为基础,三级所有”。“三级”指“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队为基础,三级所有”指土地所有权为三级所共同所有,但经营使用权归属于最基层的生产小队[①]。人民公社是一种“政社合一”的体制。“政”指政府或国家设在农村最基层一级的政权机构,而“社”指农村最高一级的农民集体组织。1982年废除人民公社体制后,原人民公社内部的“政”改制为乡政府或镇政府(1984年末,全国建有8.5万余个乡政府和近7200个镇政府,70余万个村民委员会),原公社内部的“生产大队”转制为“村民委员会”(在法律下,村民委员会为村民自治性组织,每三年改选一次,但在实际上,村民委员会经常成为乡镇政府之下的行政机构),原“生产小队”转制为“村民小组”。当土地由村委或村民小组分配给各农户使用时,对土地的所有权性质始终十分模糊,我们在80年代晚期到整个90年代全国各农村的调查中对农民与地方干部问同一个问题:“土地到底是谁的?”得到的答案相当一致:“土地是国家的”。国家法律上明文规定是“集体的”。但农民与村干部在习惯观念上都认为是“国家...
2017 - 11 - 23
编者:今天推送的文章是黄灯老师丈夫、广东金融学院杨胜刚老师为黄灯老师的新著《大地上的亲人》所写的“跋”。2016年春节,黄灯老师《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引起巨大关注与广泛讨论。在这篇文章中,作为亲历者和在场者(儿子),杨老师对家庭三代农民的命运进行了回顾和叙述,对其背后的原因进行了探析,与黄灯老师作为介入者(儿媳)的叙述和思考构成了互补和对比。抛开当下对返乡书写的各种定见,这种个案式的叙述,毫无疑问并不单纯指向一个家庭的命运,而是在小叙事背后承载了与时代的同构和深刻关联。杨胜刚老师2006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现任教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主要从事左翼文学研究。杨胜刚:回望我家三代农民去年此时,黄灯《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通过新媒体传播,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使得农村话题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黄灯在发表此文之前,曾征求过我的意见。这篇文章涉及到我家的很多私事,虽然当时我有顾虑,但也没怎么在意。我完全没有料到,这篇文章在网络会引起巨大的反响,更没有想到记录我家事和家乡的《家在丰三村》会引起那么多的关注。我由此进一步感受到了农村问题的普遍性,感受到我的家庭其实是更多农村状貌的缩影。黄灯眼中的乡村景象,不仅仅是一个农村儿媳的乡村图景,而是知识界观照乡村的一次聚焦特写。当然,此文也招致了一些批评,有人认为这篇文章渲染悲情。作为当事人,我完全没有悲情的感觉,反而觉得文字的节制和理性,但弥漫文中的情感显然没有过滤。我能够理解黄灯的写法,也不会把网友认为的悲情吐发当成是什么毛病。毕竟,在讲述自己身为农民的亲人所遭受的困难时,因为亲情所系引起情感波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更何况,任何深入中国农村的认真写作,很难不遭遇悲情的境况,因为苦与难(第二声)、贫与困始终是中国农民普遍的生存现实,我依然留守农村的亲人,生活就是如此。我的母亲出生于1930年代。由于外祖...
2016 - 06 - 09
近现代百年来乡村的受体角色,如今随着宏观环境的变迁,具有了相对向主体角色改善的可能性。当下在全国所出现的多种多样的新农村建设现象,只有在某种程度上内含着乡村主体性的因子,才称得上为乡村复兴。这需要巩固既有乡村结构性的优良传统关系,并接茬于现代组织制度的宏观背景。具体而言,即提振农民组织,形成农民群体的主体性人格;重建乡村系统,形成农村地域范围的主体性实体。相对于两个历史发展阶段而言——一个是漫长历史上传统乡村社会的自给自足式发展,一个是百年来现代化制度变迁对乡村社会汲取资源的否定式发展——我们姑且将自2005年以来中央新农村建设发展战略提出以后的中国农村发展趋势,称之为“乡村复兴”,这是建立在历史变迁进程中一种否定之否定的提法。本文谈谈乡村复兴的主体性问题。  一、近现代乡村从受体到主体转变的可能性 中国传统乡村,作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共存相处的生态场域、生活场域和生产场域,具有自给自足的可持续的主体性特征。近现代制度变迁下传统乡村地位发生了变化,乡村成了政府主导的工业化汲取小农剩余的主阵地,第二、三产业发展的成本转嫁事实,使得乡村成为一个受体,一个依附者:中华民国1927—1937年间工业化的黄金增长十年,是中国乡村民不聊生从而发生动荡并革命的主导性原因;新中国建立后集体化时期二元城乡经济结构和人民公社下的乡村,成为建国后1978年以前初具雏形的中国工业体系汲取资源的客观受体;改革开放30多年,广大农村变成了资源资本化的一个拓荒地,青壮年农民从以前村庄生活的主人变为工业产业化劳动后备军,老人妇女儿童“被剩余”在农村;广大小农因其散漫和被动而高度依附于外界生存,一些村庄成了没生机的“取水池”甚至是“干涸地”。传统乡村作为一阳一阴、一快一慢、一发展极一稳定极的城乡“对立统一”之阴面、慢面和稳定极,其真实的功能是为中国加入全球化体系的高速发展提供了稳定器;这样...
2015 - 11 - 20
中国有践行道义流通经济的传统文化基因。老子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孔子认为,“公道”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义利”即“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至于“民本”,墨家从体贴小生产者出发提倡“爱利万民”。然而,近当代以来市场经济对乡土社会造成冲击,嵌入了传统文化特点的道义经济被迫让位于追逐利润的资本经济,市场化小农因缺乏谈判能力陷入了“增产不增收,优质不优价”的泥淖,传统经济的“经世济用”“公道、义利、民本”等特性也已遭变异。由此形成农产品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社会对立与经济差距,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恶性循环关系,导致了“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重后果。新时期中央提出生态文明和绿色农业发展战略,强调要“尊重、顺应、保护自然”;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推进农业提质增效,推行绿色生产方式,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我们有必要结合传统道义文化精神,响应中央政策精神,探索各种行之有效的创新机制。绿色农产品的道义流通试验,就是这样的机制性探索。当代儒商群体对传统道义文化与文明消费行为躬身践行,发动生态农户一起共担社会公平、经济风险和生态修复责任,形成现实中见效且能够推广的农产品道义流通模式。2013年起始于河南灵宝罗村生态苹果“道义流通”试验即为一种有益尝试。河南省灵宝市罗村是轩辕黄帝大型氏族部落的西坡遗址所在地,老子撰写《道德经》的函谷关所在地,介子推“刮股奉君”显忠义的传说流行地。当地农民受此影响,传统美德尚存。而改革开放以来,这里第一产业——苹果,由于过度使用农药化肥,生产成本增加且存在“买高卖低”问题,产量不佳且质量下降,土壤板结且环境退化,苹果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可持续问题堪忧。2012年8月起,河南开封敦复书院、广东泰威电子有限公司等信奉儒学的企业家团队...
2015 - 09 - 09
引子乡建有感熟闻日间稻禾香,最忆夜半月如霜。斜晖脉脉千村照,黄水悠悠万里长。念儿时,想亲娘,此心安处是故乡。摩登无形浓浓色,乡建有功淡淡光。 又到了枝繁叶茂、暑热炎炎的7月。还记得12年前的7月下旬,当时中国农业大学校党委书记瞿振元和校长陈章良,与开封市签了长期合作协议,将我们一行6人带到了开封去挂职,我被派到兰考县挂职副县长。在市校共建的背景下,当时31周岁的我,踌躇满志地开始了人生事业的新征程。2003年7月,我花了半月时间,调查了兰考县16个乡镇状况,当时感到豫东传统乡村资源资本化内力欠缺,乡村面临的是如何可持续生存的问题。于是,提出在该县搞“小康村”试点的想法,得到了在城关乡陈寨村挂职的省财政厅徐可同志的引介,以及开封市、兰考县主要领导的肯定。这样,以兰考县为乡村建设运动主要试验场,其最初设计是——以村庄为基本单元,自然村、行政村均可;以村民生计为本,即以村民的增收和节支、提高生活福利为要务;以合作组织为纲,即以促成村庄的文艺队、老人协会、经济合作社等为关键,改善村庄治理;以大众文化为根,即以发展秧歌、腰鼓、盘鼓、地方戏曲、传统太极等喜闻乐见的大众化文艺为形式,扎根于农民的生活价值系统。我们希望以合作制度创新的方式把留守在村的农民们组织起来,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转化为乡村建设的正能量,有效地促进农村整体的可持续发展。从此,在这个孔子周游列国时曾在此讲学、当代党的好干部焦裕禄生前工作过,在红色文化与传统文化交相辉映的兰考县,黄河中下游的当代乡村建设运动便拉开了帏幕。黄河下游:兰考乡建纪事兰考试验区,是从分布于城关乡陈村、架子乡贺村、三义寨乡南村、仪封乡胡村、阎楼乡李村、许河乡蔡村等6乡6村的农民自组织建设开始的。其发展历程显示出多元力量此消彼长和互相支撑的特点,可以总结为“党政主导,农民主体,全社会参与”的多元一体框架。从事件现象上看,一些重要乡建纪事...
2014 - 09 - 02
【内容提要】本文从“事”、“理”、“道”的不同层面,阐释了由当代知识分子参与的、在豫东农业大市开封长达10年间所发生的新乡村建设运动。首先,通过追溯开封10年新乡村建设试验的主要事件,阐述“多元一体”力量参与的农民自助合作与城乡互助合作的过程,乡土文化复兴运动的内容和方法革新以及范围的扩展延伸等。接着,以改革开放以来地方工业化的“成本转嫁机制”导致“三农”问题之“反题”,当代新乡村建设运动的内在基础、外部条件和“乡土性与综合性”的经验特点之“正题”,以及在结构化反向与正向的博弈中,试验只能是“运动的”而非“制度的”之“合题”,阐释了当代新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结构之“理”。最后,通过对20世纪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追溯,阐述了新乡村建设运动的根本是以“新”溯“旧”,复兴中国乡土文明,其未来必将通向生态文明之路。【关键词】新乡村建设运动 成本转嫁机制 实践 乡土文明 生态文明任何社会现象,若要理解其性质和规律,都要察实际之事、明结构之理、通历史之道。实际之事是从事实或活动表象的行动视角来说的,结构之理则是从社会要素间互动关系的结构视角来说的,历史之道是从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历史视角来说的。“事”、“理”、“道”属于不同层次的概念,总体而言,道在理中,理在事中;事中有理,理中有道;历史、社会和行动虽然有着复杂的现象差异,但基本上是合拍的,一种社会现象发展的前途则在历史和当下的“道、理、事”中。基于道、理、事之间的本质性关系及其复杂表现,本文不只是简单地通过逻辑实证的办法来谈当代新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个个案,而是从事、理、道的不同层面,阐释由当代知识分子参与的、在一个豫东农业大市——开封市(含区县)中所发生的新乡村建设运动,对其进行跨越10年的经验总结,尝试进行结构之理和历史之道的反思。一、当代新乡村建设运动之事:对主要事件的跨年度追溯(一)本部分主要是对知识分子倡导并参与的、以开封地区为主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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