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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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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11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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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屏南龙潭村喜迎宁德撤地设市20周年暨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揭牌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温铁军(左二)和宁德市委副书记曾智勇(右二)、屏南县委书记党帅(右一)、屏南县委副书记、县长柳岳(左一)共同为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揭牌。屏南县委书记党帅致辞 党帅致欢迎辞,他说,“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汇聚了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福建农林大学经济学院“...
2020 - 10 -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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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疫情暴发时,他们为了保障食物供给,在各自的岗位上坚守。他们是种粮的农民,是为一线医护人员送餐的外卖小哥,是在重重压力下组织员工加班稳生产的粮食企业人,是为空巢老人送菜的社区大姐…… 他们就是我们的粮食英雄!今年的10月16日是世界粮食日,也是联合国粮农组织75周年的纪念日。10月16日至25日,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处与头条搜索共同举办了“粮食英雄”投票活动,选出在疫情一线为了保障...
2020 - 10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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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快推进城口县乡村振兴试点示范工作,进一步加强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10月9日-12日,由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与四川战旗乡村振兴培训学院、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共同主办的城口县乡村振兴试点示范专题培训班在四川成都战旗村圆满完成。来自重庆市城口县的党政干部、村两委负责人、集体经济负责人及部分市场主体共40人参加学习。本次培训班邀请到中央党校、浙江农林大学、重庆农科院等高校专家授课。内容围...
2020 - 09 -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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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新时代中国乡村建设论坛暨城口乡村振兴论坛成功举办2020年9月23日,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主题的第三届新时代中国乡村建设论坛暨城口乡村振兴论坛在重庆市城口县成功举办。本次论坛由重庆市农业农村委、重庆市扶贫办、西南大学、城口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城口县农业农村委员会、城口县委组织部、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西南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联合承办。期间,来自北...
2020 - 08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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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27日-8月29日   四川成都.战旗村进入2020年,是乡村振兴战略取得重要进展同时也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而这不平凡的一年又给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带来了新的挑战。为此,国仁乡村振兴论坛继连续举办“新时代村庄与集体经济转型高级研修班”、“‘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现代化’高级研修班暨村书记乡村振兴工作研讨会”以及“‘三级市场理论与操作方案’在线研讨会”...
百年乡建
2015 - 11 - 20
中国有践行道义流通经济的传统文化基因。老子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孔子认为,“公道”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义利”即“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至于“民本”,墨家从体贴小生产者出发提倡“爱利万民”。然而,近当代以来市场经济对乡土社会造成冲击,嵌入了传统文化特点的道义经济被迫让位于追逐利润的资本经济,市场化小农因缺乏谈判能力陷入了“增产不增收,优质不优价”的泥淖,传统经济的“经世济用”“公道、义利、民本”等特性也已遭变异。由此形成农产品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社会对立与经济差距,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恶性循环关系,导致了“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重后果。新时期中央提出生态文明和绿色农业发展战略,强调要“尊重、顺应、保护自然”;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推进农业提质增效,推行绿色生产方式,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我们有必要结合传统道义文化精神,响应中央政策精神,探索各种行之有效的创新机制。绿色农产品的道义流通试验,就是这样的机制性探索。当代儒商群体对传统道义文化与文明消费行为躬身践行,发动生态农户一起共担社会公平、经济风险和生态修复责任,形成现实中见效且能够推广的农产品道义流通模式。2013年起始于河南灵宝罗村生态苹果“道义流通”试验即为一种有益尝试。河南省灵宝市罗村是轩辕黄帝大型氏族部落的西坡遗址所在地,老子撰写《道德经》的函谷关所在地,介子推“刮股奉君”显忠义的传说流行地。当地农民受此影响,传统美德尚存。而改革开放以来,这里第一产业——苹果,由于过度使用农药化肥,生产成本增加且存在“买高卖低”问题,产量不佳且质量下降,土壤板结且环境退化,苹果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可持续问题堪忧。2012年8月起,河南开封敦复书院、广东泰威电子有限公司等信奉儒学的企业家团队...
2015 - 09 - 09
引子乡建有感熟闻日间稻禾香,最忆夜半月如霜。斜晖脉脉千村照,黄水悠悠万里长。念儿时,想亲娘,此心安处是故乡。摩登无形浓浓色,乡建有功淡淡光。 又到了枝繁叶茂、暑热炎炎的7月。还记得12年前的7月下旬,当时中国农业大学校党委书记瞿振元和校长陈章良,与开封市签了长期合作协议,将我们一行6人带到了开封去挂职,我被派到兰考县挂职副县长。在市校共建的背景下,当时31周岁的我,踌躇满志地开始了人生事业的新征程。2003年7月,我花了半月时间,调查了兰考县16个乡镇状况,当时感到豫东传统乡村资源资本化内力欠缺,乡村面临的是如何可持续生存的问题。于是,提出在该县搞“小康村”试点的想法,得到了在城关乡陈寨村挂职的省财政厅徐可同志的引介,以及开封市、兰考县主要领导的肯定。这样,以兰考县为乡村建设运动主要试验场,其最初设计是——以村庄为基本单元,自然村、行政村均可;以村民生计为本,即以村民的增收和节支、提高生活福利为要务;以合作组织为纲,即以促成村庄的文艺队、老人协会、经济合作社等为关键,改善村庄治理;以大众文化为根,即以发展秧歌、腰鼓、盘鼓、地方戏曲、传统太极等喜闻乐见的大众化文艺为形式,扎根于农民的生活价值系统。我们希望以合作制度创新的方式把留守在村的农民们组织起来,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转化为乡村建设的正能量,有效地促进农村整体的可持续发展。从此,在这个孔子周游列国时曾在此讲学、当代党的好干部焦裕禄生前工作过,在红色文化与传统文化交相辉映的兰考县,黄河中下游的当代乡村建设运动便拉开了帏幕。黄河下游:兰考乡建纪事兰考试验区,是从分布于城关乡陈村、架子乡贺村、三义寨乡南村、仪封乡胡村、阎楼乡李村、许河乡蔡村等6乡6村的农民自组织建设开始的。其发展历程显示出多元力量此消彼长和互相支撑的特点,可以总结为“党政主导,农民主体,全社会参与”的多元一体框架。从事件现象上看,一些重要乡建纪事...
2014 - 09 - 02
【内容提要】本文从“事”、“理”、“道”的不同层面,阐释了由当代知识分子参与的、在豫东农业大市开封长达10年间所发生的新乡村建设运动。首先,通过追溯开封10年新乡村建设试验的主要事件,阐述“多元一体”力量参与的农民自助合作与城乡互助合作的过程,乡土文化复兴运动的内容和方法革新以及范围的扩展延伸等。接着,以改革开放以来地方工业化的“成本转嫁机制”导致“三农”问题之“反题”,当代新乡村建设运动的内在基础、外部条件和“乡土性与综合性”的经验特点之“正题”,以及在结构化反向与正向的博弈中,试验只能是“运动的”而非“制度的”之“合题”,阐释了当代新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结构之“理”。最后,通过对20世纪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追溯,阐述了新乡村建设运动的根本是以“新”溯“旧”,复兴中国乡土文明,其未来必将通向生态文明之路。【关键词】新乡村建设运动 成本转嫁机制 实践 乡土文明 生态文明任何社会现象,若要理解其性质和规律,都要察实际之事、明结构之理、通历史之道。实际之事是从事实或活动表象的行动视角来说的,结构之理则是从社会要素间互动关系的结构视角来说的,历史之道是从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历史视角来说的。“事”、“理”、“道”属于不同层次的概念,总体而言,道在理中,理在事中;事中有理,理中有道;历史、社会和行动虽然有着复杂的现象差异,但基本上是合拍的,一种社会现象发展的前途则在历史和当下的“道、理、事”中。基于道、理、事之间的本质性关系及其复杂表现,本文不只是简单地通过逻辑实证的办法来谈当代新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个个案,而是从事、理、道的不同层面,阐释由当代知识分子参与的、在一个豫东农业大市——开封市(含区县)中所发生的新乡村建设运动,对其进行跨越10年的经验总结,尝试进行结构之理和历史之道的反思。一、当代新乡村建设运动之事:对主要事件的跨年度追溯(一)本部分主要是对知识分子倡导并参与的、以开封地区为主的当...
2018 - 09 - 29
[内容提要]本文从三个不同方面论述当代中国的代表性危机。第一,代表性断裂是当代世界的普遍政治危机,其核心是政党政治的危机;第二,代表性危机是中国社会主义体制危机的政治后果,其核心是阶级政治的衰落;第三,现代中国革命中的理论辩论和群众路线既是中国代表性政治的历史前提,又包含了超越这种代表制的要素。在思考“后政党政治”的语境中,重新思考这一政治传统有助于探索政治的未来。[关键词]代表性断裂 后政党政治 人民战争 群众路线 超代表性一、全球政治的代表性危机当代政治的“代表性的断裂”蕴含着不同以往的、多重的政治危机。这里主要讨论政党政治的危机。政党政治成型于19 世纪的欧洲,而在中国则是20 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创新。辛亥革命前后的政党政治试图师法欧洲宪政框架下的多党—议会体制,但在国家分裂、帝制复辟和共和危机的背景下,革命党人和许多政治精英追求的主要政治目标发生了变化。形成现代中国的独特的政党政治有四个条件:第一,民国建立后,地方分离、武装割据与党人活动相关联,如何形成新的全国性政治,成为民国初期政治思考的一个重要脉络;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方各政党纷纷加入国家的民族主义动员,成为欧洲战争的政治动力,以致战后欧洲思想界对于传统政治模式的反思达到高潮,中国政党政治的重组就发生在这个对于政党政治的反思氛围之中;第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爆发了俄国革命,布尔什维克体制也被一部分革命者视为超越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政治模式(关于布尔什维克及其政党模式的争论和思考,也几乎在同一时期展开, 这里不能赘述);第四,从北伐战争开始,现代中国的革命政党(包括1927 年之前的国民党)逐渐形成了将军事斗争、政权建设、土地改革和社会动员相结合的政治实践。这一政治实践(其成熟的形式可以称之为以“武装斗争、群众路线和统一战线”为中心的“人民战争”)为此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奠定了深厚的...
2018 - 09 - 13
【摘要】2010 年 7 月 17 日,四十余位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海内外学者在北大博雅国际会议 中心聚会,以“别求新声—— —汪晖的学术世界与当代中国思想之进路”为题,召开了一次学术座谈会。会议共设立了四个议题: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问题、二十年来中国学术思想 之变迁、思想论争与超越左右、当代学术生产与现实关注。以下文字根据现场录音整理,并经发言者本人审定,标题为编者所拟,内容编排并非 依照现场的发言顺序。由于篇幅所限,部分发言人的发言内容未能一并刊出。需要特别说 明的是,本次会议的部分内容此前曾在网络上流传,但并未经发言者审定,里面有大量错讹,希望读者加以甄别。本刊编辑此专题,旨在期待中国学术界在媒体及社会大众关注“汪晖事件”的同时, 能够建设性地开展出超越“左” 与“右”的胸怀与视野。因为,真正的“中国问题”,是不可能 被“左”或者“右”的立场所化约的。本刊欢迎读者对此专题发表不同意见。 一、引言戴锦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选择汪晖做一个个案首先我代表个人欢迎大家到北京来出席“别求新声——汪晖的学术世界与当代中国思想之进路”座谈会。大家可能分享着一个基本共识,即:已经过去的20年和未来20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而重要的时段。不久前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我见到了一些不同层次、不同背景、不同立场的朋友,发现他们共同在关注一个问题—“中国问题”。这个问题对他们说来变得格外突出。从美国主流社会的大型商业机构的高管、大学校长,到各学科学者,都认为中国问题已不仅是中国的问题,或者说中国问题对于世界、尤其对于美国已变得非常重要。这里说的,不是单纯的“中国崛起论”——对此我也保持高度的警惕。但是,显然中国的变化、世界的变化、后冷战的格局,对每一个学者、每一个当代人,对每一个关注当代世界、当代生活的人们,都在提出全新的问题和挑战。其次是一个我个人的、也许过分的...
2018 - 09 - 05
关键词:费达生;合作组织;耕织经济;巨型资本摘 要:20世纪 20-40年代,费达生作为中国蚕丝合作生产的重要推动者、组织者,前期在江南太湖流域、40 年代在四川的川南实验区,开展了一场长达二十余年的蚕丝合作生产运动。这场由女性领导、以女性劳动者为主力的合作化运动,成为中国合作运动中一道颇为独特的景观。费达生认为合作的意义在于建立一种指向新的公平的社会组织,她笃信只有合作组织可以帮助穷人、相信中国在和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相竞争时,合作化是一条可能的生路。费达生始终保持着对资本逐利、扩张和谋求垄断本性的警惕,坚持合作社必须持有超越利润主义、服务社会和保障贫苦农民利益的宗旨,在实践中与资本共舞但又顽强地抗拒着形形色色的资本巨型化。 一、研究背景 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最为典型的经济模式是以“男耕女织”的性别分工为基础的“耕织经济”。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只有乡土工业与农耕结合方能维持农民的“不饥不寒的小康生活”[1](P 70)——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是传统小农经济的基础。但“耕织经济” 的结构历来又被视为“以织助耕”的,即织为耕之从属。随着商品经济侵入农村经济, 在手工业生产商品化程度高的耕织经济类型中,如在“以机为田,以梭为米”的蚕桑地区,“织”(桑麻、缫丝和经丝)在农家生计中超出了附属性的意义。例如在蚕丝重镇江苏无锡地区,1913-1920 年每亩耕地茧粮差价曾高达 320.71%;1927-1929 年这一差价也有 242.47%[2](P 12)之高。可以说,在农家生计中,“一年两熟蚕,半年农家粮”,“织” 顶起农家半壁江山是毫不夸张的。这促使我们要重新审视传统中国农村性别化的生产与再生产体系。女性、女孩在劳动经济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据文献记载,在二三十年代的江南地区,一方面保留着歧视、溺弃女婴的陋习,...
2018 - 08 - 24
刘映升:1942年生,退休回乡的中学教师,重庆北碚区蔡家岗镇人,历经艰辛三十载,创办巴渝农耕文化陈列馆,手绘1949年前家乡地图,为挖掘、普及和弘扬巴渝农耕文化而原创乡土诗歌1000余首。被评为“2014中国爱故乡十大年度人物”。乡村建设·爱故乡大会主持人语:故乡远去,乡愁袭来,复兴乡村已成为当今社会各阶层群体的内在共识,并日益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为了守护故乡家园,保育乡土文化,传承中国五千年乡村文明,从2012年起,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等机构就发起“爱故乡计划”,以“故乡情怀”唤起人们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热情(本刊2015年9月号第17期曾做过专题介绍)。为揭晓“2015爱故乡年度人物”,交流各地的爱故乡行动经验,吸引和鼓励更多人士参加到共建我们生活家园的爱故乡活动中来,2015年12月19-20日,以“寻根乡土再造故乡”为主题的“第三届中国爱故乡大会暨2015爱故乡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在中国农业大学隆重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公共经济研究会中国乡村文明研究中心、世界绿色设计组织乡村发展专委会主办,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小毛驴市民农园)、中国爱故乡文化发展促进会(筹)承办,来自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15个高校、100多个社团组织的200多位专家、公益人士及各地爱故乡工作站代表一起,围绕“故乡价值”“故乡文化”“故乡行动”等议题,就中国乡土文化保护、在地化知识构建、乡土博物馆与乡村文明发展、乡贤文化发扬、爱乡平台建设和乡村未来可持续发展等话题,开展了4场讨论,收获了来自12个省市地区的15位爱故乡年度人物的精彩故事,大会同期还举行了“2015爱故乡年度人物事迹展”“故乡情怀—乡情·...
2018 - 08 - 22
我们有没有扪心自问: 是否有一种东西叫做中国的核心价值?中国文化的自我批判是中国千百年来最为宝贵的文化遗产,如何把这种意识重新变成一种生产性、建构性的力量?重新使得中国道路成为全球化的“另类出路”?1989年发生了一连串国际事件,一个曾经叫做“苏联”的大国从地图上永远地消失了。一夜之间西方不战而胜,东方世界不战而败。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美苏两大帝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终结,冷战时期结束。人类由此进入“后冷战”年代。此前,西方最乐观的预言家也最多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也没敢预言社会主义阵营会一夜之间在地球上崩解。也许,我们需要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才能理解苏联解体对于整个世界和人类的意义。大概每一个讨论“后冷战”的人们都会告诉你, 这个英文单词是“post-coldwar”而不是“after- coldwar”,“post-coldwar”强调的不是“冷战之后”, 而是冷战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结束之后,冷战结构、思维、沉重的历史债务及其遗产在当今时代的延续。今天,如果要以个人身份直面今日世界,我会试图用一个语言游戏来进行描述,用它来传递我对今日世界的进一步思考,这个词就是“after-post-coldwar(后冷战之后)”。几个事实将我们带到了“后冷战之后”年代。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9·11”事件已经变成遥远的记忆。我还记得,那天傍晚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给我打电话,打开电视之后我看见第一架飞机已经撞上了双子楼,看到了倒塌的大楼,绝望的人群。“9·11”事件引发了一系列国际政治变局,引发了文明冲突论,引发了全世界以反恐为名的神圣联盟,引发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而伊拉克战争所引发的当今热点话题“维基解密”,其中所提示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令我们不禁追问,伊拉克战争究竟是以终结恐怖为目的的有效行动,还是一...
2018 - 07 - 26
时间:2011年2月9日,13日  地点:世界社会论坛,塞内加尔达喀尔大学  原载《环球时报》2011年2月17日,刊出有删节,此处是原文  说明:2011年2月9日至13日,世界社会论坛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举行。这也正是埃及社会运动如火如荼之际。我们也就此与出身埃及的著名理论家和社会运动的组织者萨米尔·阿明和其他埃及知识分子进行了多次交谈和讨论。这里发表的文字是根据与阿明先生的两次谈话记录整理而成。  萨米尔·阿明:埃及人,依附理论的最重要理论家之一,长期致力于第三世界的社会运动,是The Third World Forum和World Forum for Alternative的创始人和主席。  汪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读书》杂志前主编。  刘健芝:香港岭南大学副教授,长期从事亚洲和第三世界的社会运动,是World Forum for Alternative的副主席。   汪晖:萨米尔,谢谢您关于埃及运动的短文。我们都非常关心埃及正在发生的事情。现在许多地区的媒体将突尼斯、埃及发生的运动与先前的中亚颜色革命相提并论,但这种论调混淆了这些运动之间的重要差别。我的直观的印象是:这是一场不同于1989年以来的那些亲西方的、肯定资本主义体制的颜色革命的革命。这场大规模民主运动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对于美国全球霸权的抗议。在网络上已经刊载的那篇文章的开头,您指出埃及是美国控制全球的计划的一块基石,正由于此,美国不会容忍埃及的任何越出其全球战略的行动,这个行动也是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实行殖民统治所需要的。这也是美国要求穆巴拉克立即实行和平过渡的唯一目的。他们希望穆巴拉克任命的情报头子苏力曼来接任,以维系这一全球战略的基石。您能否谈谈你对运动本身的看法?    阿明:我的短文谈的是对立方,即美国和埃及统治阶级的战略。很多人不了解这个情况。现在...
2018 - 07 - 26
萨米尔·阿明,男,1931年生,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获经济哲学博士学位。曾担任埃及经济发展组织的高级经济学家,联合国非洲经济发展与计划研究所所长,曾任教于法国普瓦蒂埃大学、巴黎大学等。目前还任第三世界论坛主席。他是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家、全球化问题专家,同时也是活跃的左翼社会活动家。代表作有《世界规模的积累》(1970)、《不平等的发展》(1973)、《发育不良——全球失败的解剖学》(第二版)(2011)、《当代资本主义的内爆》(2013)等。 一、马克思主义及其本国化问题▲(采访者简称▲,下同):阿明教授您好!很感谢您能够接受我的采访。中国的很多学者对您的依附理论、全球化理论等都比较熟悉。能不能请您先结合自己的经历谈一谈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被采访者简称●,下同):从1948年起,我就是一名共产主义者,当时我17岁,现在我85岁了,但是我认为我不会改变。我在大学中接受教育,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然而我不是学院派的马克思主义者,我是一名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我认为我的观点经常被一些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其实是马克思学的学者所误解。这些人研究马克思,但是从不将之与斗争尤其是阶级斗争相联系。我一直是一位积极的共产主义者,因此,我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斗争的武器,而不只是一种理论。用马克思那句著名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不仅要认识世界,更要改造世界。理解这个世界的目的是要使自己成为改造世界过程中一个有效的因素。这是第一部分。其次,我爱中国和中国人民。我人生中最难忘的时刻之一就是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北京。那时候我还年轻——不仅是因为那时的我充满热情,还因为我有些天真——我认为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终结。中国的革命不只是中国的,而是会席卷整个亚洲,而且在20年内,东南亚、非洲等地都会取得革命的胜利。那时的我年轻天真,但这也是我充满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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