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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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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10 -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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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疫情暴发时,他们为了保障食物供给,在各自的岗位上坚守。他们是种粮的农民,是为一线医护人员送餐的外卖小哥,是在重重压力下组织员工加班稳生产的粮食企业人,是为空巢老人送菜的社区大姐…… 他们就是我们的粮食英雄!今年的10月16日是世界粮食日,也是联合国粮农组织75周年的纪念日。10月16日至25日,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处与头条搜索共同举办了“粮食英雄”投票活动,选出在疫情一线为了保障...
2020 - 10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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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快推进城口县乡村振兴试点示范工作,进一步加强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10月9日-12日,由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与四川战旗乡村振兴培训学院、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共同主办的城口县乡村振兴试点示范专题培训班在四川成都战旗村圆满完成。来自重庆市城口县的党政干部、村两委负责人、集体经济负责人及部分市场主体共40人参加学习。本次培训班邀请到中央党校、浙江农林大学、重庆农科院等高校专家授课。内容围...
2020 - 09 -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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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新时代中国乡村建设论坛暨城口乡村振兴论坛成功举办2020年9月23日,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主题的第三届新时代中国乡村建设论坛暨城口乡村振兴论坛在重庆市城口县成功举办。本次论坛由重庆市农业农村委、重庆市扶贫办、西南大学、城口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城口县农业农村委员会、城口县委组织部、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西南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联合承办。期间,来自北...
2020 - 08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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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27日-8月29日   四川成都.战旗村进入2020年,是乡村振兴战略取得重要进展同时也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而这不平凡的一年又给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带来了新的挑战。为此,国仁乡村振兴论坛继连续举办“新时代村庄与集体经济转型高级研修班”、“‘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现代化’高级研修班暨村书记乡村振兴工作研讨会”以及“‘三级市场理论与操作方案’在线研讨会”...
2020 - 07 -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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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0年7月8 - 17日地点:香港屯门香港岭南大学康乐楼AM308会议室在线平台:Zoom网络会议同声传译:英语/普通话(部分场次提供西班牙语传译)时区:中国香港所属时区,格林威治标准时间+8工作坊(7月8 - 9日 星期三、星期四)直面三重困境:新冠疫情、经济衰退与气候危机7月8日 (星期三): 印度专题7月8日 (星期三): 印度专题HK 11...
百年乡建
2016 - 09 - 07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正值民国工业化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经建十年”,一场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救济农村即拯救国家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认识,并转化为无数仁人志士的行动。数十年后,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经济高速增长,自九十年代中后期,“三农”问题显得愈发深化和严重。当代乡村建设最初缘起于八十年代中后期参与中央政府农村政策调研的中青年学者发起的“农村改革试验区”。虽然在九十年代初逐渐衰微,但留下了依托基层社会力量、深入开展“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经验教训。中央政府在世纪之交将“三农”问题强调为国家战略调整的“重中之重”。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农民、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参与到新时期的乡村建设实践,历经十余年的艰难探索和发展,时至今日,影响甚众。中国的“三农”问题与资本全球化运动密切相关。作为后发国家,中国近现代的工业化进程,从19世纪70年代的“洋务运动”至21世纪的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都深受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影响。1949年之后当代中国发生的两轮工业化都因处于二战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传统产业转移的国际大潮之中,而获得了空前机遇。其间的重大转折在于: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因朝鲜战争承接的是苏联的军重工业转移,而70年代以后向欧美日等国家开放,一定程度上是得益于美苏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争霸带来中国在亚太领域地缘战略地位上升的机会,完成了对以往“偏军重”产业结构的调整。而工业化不仅是一个不断追加资本和技术投入的经济过程,更是一个首先需要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剥夺过程。因此,任何发展中国家只要不能靠殖民化掠夺来向外转嫁矛盾,就只能从“三农”领域或资源环境提取剩余。同理,其城市化也属于资本集聚的经济过程,一般也是从农业、农村、农民提取剩余,形成积累。因此,只要发展中国家在单纯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追求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就都会促使农村资源要素大幅度净流出,导致本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矛盾...
2018 - 09 - 06
乡村振兴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不仅凸显了乡村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价值,而且也意味着乡村建设将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内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点。乡村价值的若干理论探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济学家就发展中国家乡村建设与发展进行过理论上的激烈讨论。以Lewis为首的部分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两个部门和两个区域,即生产率低下的传统农业部门和生产率高的现代工业部门,凋敝的农村和繁荣的城市,这种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在发展上要求采取工业和城市优先或者说工业主导农业、城市主导乡村的不平衡发展战略。在这一发展战略下,乡村建设与发展只不过是以一种被动式的满足工业部门和城市发展的方式进行。与Lewis观点比较接近的还有Krugman的中心—外围理论。该理论认为,市场经济背景下商品、资本、人员、技术等要素完全以自由的方式流动,且它们首先是向具有极化效应的地区流动,因而这些地区发展得更快、更繁荣,相反,不具有极化效应的地区发展更慢、更落后,从而形成工业部门和城市处于经济区域发展的中心或者核心地带并起着主导经济发展的作用,农业部门和农村则处在经济区域的边缘,从属于中心地带的工业部门和城市的不对等的发展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促使中心—外围经济形成,而且随之而来形成了中心主导外围的城乡不平衡发展。无论是Lewis关于工业主导农业、城市主导农村的城乡不平衡发展的观点,还是Krugman的中心—外围理论,其核心思想都是乡村建设与发展首先要服务于城市和工业需要,这是乡村应有的价值。这些学说对发展中国家乡村建设与发展的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关于乡村发展的理论突出了工农两个部门和城乡两个区域之间的被动发展和“极化”发展关系,并认为这是市场发展的结果,没有必要通过政府行为来纠正。但后来的学者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深入研究,尤其在看到发展中国家工农、城乡发展差距对整体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后,强调政...
2018 - 08 - 02
原编者按:1955年4月,万隆会议在印度尼西亚召开,这是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讨论亚非事务的大型国际会议。时值万隆会议召开60周年,4月18日,由亚际书院和中国美术学院举办的“万隆·第三世界六十年”杭州论坛在中国美院举行。会议邀请了世界各地30多位学者和思想家,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学者们将追问第三世界在21世纪的新含义,从万隆会议之后的世界史脉络中寻找团结新形式。“第三世界论坛”主席、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通过录音形式发表了开幕致辞,本文为开幕致辞全文。 朋友们,同志们:我是萨米尔·阿明,是“另类实践世界论坛”的主席,刚刚参加了在突尼斯举办的“世界社会论坛”。接下来,我将谈谈下面三个问题:第一,二战后的多极化体系以及多极化的背景下,万隆在1945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不结盟运动”中的地位。第二,万隆会议之后的世界秩序以及仍然困扰着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难题;第三,当今的多极化体系中霸权仍然存在,要实现没有霸权的新体系需要哪些条件。首先,我想强调,我对后二战时代的解读与主要西方媒体对后二战时代的解读不一样。据西方媒体报道,后二战时代世界舞台有两股主导力量:美国和苏联,这两股力量的对抗以军事为主要形式,形成了“冷战”时期。然而,这种说法并不正确。事实上,二战后的世界,不管是从政治,经济,还是社会方面来说,都是一个多极化的世界。虽说,就军事能力和武器装备,尤其是核武器储备来说,美苏是具有明显的优势,但总体来说,二战后的世界呈现多极化趋势。二战后,三种社会体制共存。这三种体制,各不相同,互相竞争,偶有摩擦,但又相辅相成:第一种是美国、西欧的社会民主体制。在某种程度上,日本的社会体制也属该类。社会民主体制下,资本和劳工达成妥协,西欧在战后重建中迎来高经济增长率,收入分配相对稳定,没有出现不平等现象...
2018 - 06 - 07
内容提要:本文对中国改革以来对外开放的进程和内在逻辑的演变按照宏观经济背景进行梳理,认为:进入21世纪之前新中国的对外开放,大致与一般发展中国家在资本短缺压力下改善外部资本获利条件的应变之策类似,其成败主要取决于制度成本能否转嫁;进入新世纪之初深化对外开放融入全球化,则属符合规律的演变:三大差别—内需不足—国内产业过剩向国际市场释放,伴生国际资本在金融泡沫压力下向中国要素低谷的扩张。当前中国进入应对输入型通胀挑战的新阶段,亟需主动进行政策调整,以维持经济的可持续性。  关键词:对外开放 演变历程 资本短缺 资本过剩 全球产业重新布局    中国近代史上的“对外开放”作为一种任何政治取向的执政者在长期资本极度稀缺压力下都要采取的战略,至少可以追溯至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其不仅与新中国20世纪50年代从苏东国家和70年代面向西方国家的、中央政府规模负债的两次引进制造业设备,也与被今人用“改革开放”来统而言之的1980年以来中国放权地方引进外资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相延续,具有比较研究价值。[②]  本文着重分析中国改革以来对外开放政策的演变过程及其内在逻辑的变化。认为:若按宏观经济波动背景可从时间上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始点分别为1980、1988、1994和2002年。从性质上归类:在21世纪之前的对外开放三个阶段,与一般后发国家类似,属于资本极度短缺压力下改善外部资本进入的获利条件的应变之策;进入新世纪以后的第四个阶段之所以显著地不同于一般后发国家,则是在遭遇三大差别加大导致内需严重不足、造成产业资本凸现过剩压力之后,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机,积极寻求国内产能过剩压力向国际市场的释放,同期伴生着国际产业资本在金融泡沫压力下向中国的大幅扩张。 一、1980:一次未竟的开放与赤字压力下的改革   (一)主流理论界对改革开放的解释    关于20世纪80年代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理论...
2017 - 12 - 09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曾有过一场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其中一个代表作就是“海归”晏阳初领导的“定县实验”。虽然持续不断的外战和内战使得一代知识精英的乡建努力终被蹉跎,但是先辈们的理想并没有被后来人遗忘。时空可以阻隔,但理想,总能找到它的接力火炬手。  1928年的一天,年轻的协和医院医生陈志潜听了晏阳初先生的一场报告,令他终生难忘。  晏阳初对大家说:目前,90%的中国人生活在卫生状况极其落后的环境里,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清洁,许多人整年没有洗过一次澡无论男女老少生了病,没人给医,也没钱求治。如果我们这些人不负起责任去帮助他们,谁又来负此责任?你们现在是在东亚条件最好的医学院学习,又在设备最好的医院内工作,如果你们饮水思源,就应该想到你们的一切优越条件都是受苦受难的农民帮你们创造的。  这场报告,改变了陈志潜的人生。后来,他成为了晏阳初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平教总会)的卫生教育部主任。  那一年,晏阳初38岁,是位学历辉煌的海归: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学士,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硕士。在那个年代,以他这样的海归背景,谋得一份体面的美差混上个高官显贵并非难事,但他的头衔却是:平教总会总干事——这是个靠募捐化缘的公益性的清贫组织。  不做官,也不发财,把自己的终身献给劳苦的大众,这是晏阳初在1919年从美国学成归国时立下的志愿。立下此志,可以追溯到“一战”时的欧洲战场。  1914年,“一战”打响,1917年中国宣布加入协约国一方,英法等国在中国招募了大批华工去欧洲从事战场支援。1918年从晏阳初耶鲁大学毕业后即赴法国,任北美基督教青年会战地服务干事,为欧洲战场的华工提供志愿服务。  晏阳初很多时间都在为这些不识字的华工们代写家信。后来他想,与其帮他们写,不如教他们识字以后自己写。他自己编了一本“千字课”,都是从华工们最常用的字和报刊上最常用的字词中选出。当时的情景,在晏...
2017 - 12 - 07
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人民公社体制解体,村庄失序,以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为手段,以村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为目标的村民自治诞生,加入了改革以来的基层社会重构。但历经变化,在各方作用下,原来制度预期的直接民主和村民参与变得面目不清,逐渐演变为精英民主和间接民主。本文在新条件下,力图对作为中国经验一部分的村民自治先作出理论上的澄清,然后尝试性地给出改进之道。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二审《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草案,今年年内还将三审的当下,权衡改进之道也是迫切的思想任务。  村民自治何以是中国经验  为什么说村民自治是中国经验呢?首先是因为这个事实的影响足够广泛和重要,它牵连着共和国前30年的农村集体化和后30年的村庄自治。它影响着八九亿人的生活——村民每三年选举一次村委会主任和委员,然后再通过村委会、两委会或村民代表会议决议来决定村庄的大多数事务。  村民自治是中国经验,更因为它是一个独立于以往的中国政治发展经验的新想法和新实践,在中国之外也无从上到下系统推进的类似工作。这个想法和实践是什么?可以听听当时的历史实践者如何描述:  通过群众自治,实行基层直接民主,不是近几年才提出来的,早在1953年,决定建立城市街道委员会的时候,即提出并经中央批准:街道居民委员会的性质是群众自治组织,不是政权组织。它的任务,主要是把工厂、商店和机关、学校以外的街道居民组织起来,在居民自愿的原则下,办理有关居民的共同福利事项,宣传政府的政策法令,发动居民响应政府的号召和向基层政权反映居民意见。居民委员会应由居民小组选举产生,在城市基层政权或其派出机关的统一指导下进行工作。但它在组织上并不是基层政权的“腿”,不应交付很多事情给它办。居民委员会就是这样在城市办起来的。但是,这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过去一直没有推广到农村。1982年颁布的新宪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
2017 - 12 - 06
【摘要】当代乡村建设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形成乡村治理的良性结构,其关键在于,形成村两委主导的综合性农民经济合作社,主要是以第三产业内部服务于第一、第二实体产业的形式,生成一块用于良性治理的村庄公共财。以这块公共资金,服务于村庄公共事务,乡村善治方得以真正形成、持续发生作用。【关键词】村庄 善治 公共财乡村治理秩序或者乡村系统的相对稳定,以村庄治理秩序为载体,需要相应的经济资源集聚机制为基础。当现代市场社会的核心发展越来越取决于产业化利益的时候,以广大小农为对象的村庄治理,必然会与公共资本—“公共财”密切相关。那么,村庄要想达到善治状态,即“通过治理以实现农村社区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动态管理过程”①,这块公共财应该是多少?从何而来?用向何处?在缺乏公共财的传统农区村庄,是否有可能重新生成公共财?地方上有无这样的经验性探索?这正是此文需探讨的。公共财,是村庄善治可持续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乡村经历了一个对于小农村社制度的去组织化过程,其既有自治平衡结构支离破碎,大多数村两委缺乏集体收入;另一方面国家面临经济危机,财政紧缩,对乡土社会治理欠缺充足的投资。于是,乡村劣治便出现了。在缺乏集体公共资金的情况下,以前是以三提五统的方式,通过向农民摊派治理成本,来维持对乡土社会的治理。自2005年起全面免去农业税之后,又出现另一种形式的治理问题,即自上而下地给钱,才能形成对上负责的乡村治理。税费制度取消,变成了由上级政府特别是中央、省两级承担对农村公共开支责任,这是一个重大变化。其结果是:谁给钱我对谁负责,上面给钱,我村两委就变成了只向上负责,但是上面的指导并不必然与村庄内在的具体需要合拍,甚至未必从村两委干部的实际需求和愿望出发……发展下去,基层治理不但要以钱为手段,而且成本不断增加,也难以做到有效和实事求是。例如,你要求我建立党员活动室,哪怕每一天都锁着门我也建了;你要求建立电脑室,我也...
2017 - 12 - 06
1982年到1984年间,中国废除了运行20余年(1958-,1982年)的人民公社制度,确立了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土地所有权归各村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计口均分,归各农户所有,实行土地集体所有权与农户使用权的分离)。1987年1月中国颁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并对国家征用集体土地及对失地农民安置补偿做出了一系列的法律规定。在我们看来,此一新的土地制度及农地征用法是理解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来低成本、高速度推进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一个极其重要但常被忽视的视角。一、“土地家庭承包制”:土地所有权的模糊性及其经济社会意义新的土地制度规定“中国农村土地(包括耕地、宅地、林地与村集体建设用地等),归农民集体所有”。但“集体”指什么,本身具有很大模糊性。这一模糊性源于人民公社的土地制度:“队为基础,三级所有”。“三级”指“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队为基础,三级所有”指土地所有权为三级所共同所有,但经营使用权归属于最基层的生产小队[①]。人民公社是一种“政社合一”的体制。“政”指政府或国家设在农村最基层一级的政权机构,而“社”指农村最高一级的农民集体组织。1982年废除人民公社体制后,原人民公社内部的“政”改制为乡政府或镇政府(1984年末,全国建有8.5万余个乡政府和近7200个镇政府,70余万个村民委员会),原公社内部的“生产大队”转制为“村民委员会”(在法律下,村民委员会为村民自治性组织,每三年改选一次,但在实际上,村民委员会经常成为乡镇政府之下的行政机构),原“生产小队”转制为“村民小组”。当土地由村委或村民小组分配给各农户使用时,对土地的所有权性质始终十分模糊,我们在80年代晚期到整个90年代全国各农村的调查中对农民与地方干部问同一个问题:“土地到底是谁的?”得到的答案相当一致:“土地是国家的”。国家法律上明文规定是“集体的”。但农民与村干部在习惯观念上都认为是“国家...
2017 - 11 - 23
编者:今天推送的文章是黄灯老师丈夫、广东金融学院杨胜刚老师为黄灯老师的新著《大地上的亲人》所写的“跋”。2016年春节,黄灯老师《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引起巨大关注与广泛讨论。在这篇文章中,作为亲历者和在场者(儿子),杨老师对家庭三代农民的命运进行了回顾和叙述,对其背后的原因进行了探析,与黄灯老师作为介入者(儿媳)的叙述和思考构成了互补和对比。抛开当下对返乡书写的各种定见,这种个案式的叙述,毫无疑问并不单纯指向一个家庭的命运,而是在小叙事背后承载了与时代的同构和深刻关联。杨胜刚老师2006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现任教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主要从事左翼文学研究。杨胜刚:回望我家三代农民去年此时,黄灯《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通过新媒体传播,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使得农村话题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黄灯在发表此文之前,曾征求过我的意见。这篇文章涉及到我家的很多私事,虽然当时我有顾虑,但也没怎么在意。我完全没有料到,这篇文章在网络会引起巨大的反响,更没有想到记录我家事和家乡的《家在丰三村》会引起那么多的关注。我由此进一步感受到了农村问题的普遍性,感受到我的家庭其实是更多农村状貌的缩影。黄灯眼中的乡村景象,不仅仅是一个农村儿媳的乡村图景,而是知识界观照乡村的一次聚焦特写。当然,此文也招致了一些批评,有人认为这篇文章渲染悲情。作为当事人,我完全没有悲情的感觉,反而觉得文字的节制和理性,但弥漫文中的情感显然没有过滤。我能够理解黄灯的写法,也不会把网友认为的悲情吐发当成是什么毛病。毕竟,在讲述自己身为农民的亲人所遭受的困难时,因为亲情所系引起情感波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更何况,任何深入中国农村的认真写作,很难不遭遇悲情的境况,因为苦与难(第二声)、贫与困始终是中国农民普遍的生存现实,我依然留守农村的亲人,生活就是如此。我的母亲出生于1930年代。由于外祖...
2016 - 06 - 09
近现代百年来乡村的受体角色,如今随着宏观环境的变迁,具有了相对向主体角色改善的可能性。当下在全国所出现的多种多样的新农村建设现象,只有在某种程度上内含着乡村主体性的因子,才称得上为乡村复兴。这需要巩固既有乡村结构性的优良传统关系,并接茬于现代组织制度的宏观背景。具体而言,即提振农民组织,形成农民群体的主体性人格;重建乡村系统,形成农村地域范围的主体性实体。相对于两个历史发展阶段而言——一个是漫长历史上传统乡村社会的自给自足式发展,一个是百年来现代化制度变迁对乡村社会汲取资源的否定式发展——我们姑且将自2005年以来中央新农村建设发展战略提出以后的中国农村发展趋势,称之为“乡村复兴”,这是建立在历史变迁进程中一种否定之否定的提法。本文谈谈乡村复兴的主体性问题。  一、近现代乡村从受体到主体转变的可能性 中国传统乡村,作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共存相处的生态场域、生活场域和生产场域,具有自给自足的可持续的主体性特征。近现代制度变迁下传统乡村地位发生了变化,乡村成了政府主导的工业化汲取小农剩余的主阵地,第二、三产业发展的成本转嫁事实,使得乡村成为一个受体,一个依附者:中华民国1927—1937年间工业化的黄金增长十年,是中国乡村民不聊生从而发生动荡并革命的主导性原因;新中国建立后集体化时期二元城乡经济结构和人民公社下的乡村,成为建国后1978年以前初具雏形的中国工业体系汲取资源的客观受体;改革开放30多年,广大农村变成了资源资本化的一个拓荒地,青壮年农民从以前村庄生活的主人变为工业产业化劳动后备军,老人妇女儿童“被剩余”在农村;广大小农因其散漫和被动而高度依附于外界生存,一些村庄成了没生机的“取水池”甚至是“干涸地”。传统乡村作为一阳一阴、一快一慢、一发展极一稳定极的城乡“对立统一”之阴面、慢面和稳定极,其真实的功能是为中国加入全球化体系的高速发展提供了稳定器;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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