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顶部
乡建研究
最新资讯 NEWS 更多>
2020 - 08 - 22
点击次数: 0
2020年8月27日-8月29日   四川成都.战旗村进入2020年,是乡村振兴战略取得重要进展同时也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而这不平凡的一年又给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带来了新的挑战。为此,国仁乡村振兴论坛继连续举办“新时代村庄与集体经济转型高级研修班”、“‘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现代化’高级研修班暨村书记乡村振兴工作研讨会”以及“‘三级市场理论与操作方案’在线研讨会”...
2020 - 07 - 09
点击次数: 0
日期:2020年7月8 - 17日地点:香港屯门香港岭南大学康乐楼AM308会议室在线平台:Zoom网络会议同声传译:英语/普通话(部分场次提供西班牙语传译)时区:中国香港所属时区,格林威治标准时间+8工作坊(7月8 - 9日 星期三、星期四)直面三重困境:新冠疫情、经济衰退与气候危机7月8日 (星期三): 印度专题7月8日 (星期三): 印度专题HK 11...
2020 - 06 - 09
点击次数: 0
文 | 凤娇“新村小商号”是一家位于台湾新竹的无包装小店,致力回归内心本质的减废生活,减少一次性包装垃圾,鼓励重复使用包材,推动消费者使用手边既有容器,来填充茶米油盐及清洁等各项所需。“新村”是指1949年以后来台军眷聚居而成的村落。新村小商号创办人之一的拉拉,因为爷爷是来自天津的军人,所以从小在眷村长大。村里的婆婆妈妈,都会有一份自己的生活地图,知道买米要跑远一点跟村尾的杂货店阿嫂买,那里才便宜...
2020 - 04 - 16
点击次数: 0
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并主持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时强调,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的关键阶段,务必一鼓作气、顽强作战,不获全胜决不收兵。重庆市城口县地处大巴山腹地,曾经交通落后、信息闭塞,集“老、边、山、穷”于一体,承接和集聚发展要素的能力微弱,是重庆最缺乏发展条件的地方之一。然而,就是这个曾经的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秦巴山区连片特困地区区县,在脱贫攻坚进程中走出了不一样...
2020 - 04 - 16
点击次数: 0
我们的村寨到底有多少种可能如果不一一呈现出来也许连我们村寨自己都还不知道 在前段时间的村寨故事会我们听到了来自村寨伙伴的故事我们看到了每个返回村寨的人与村寨之间彼此陪伴与成长的历程 在短视频大赛中我们更是看到了村寨的真实生活之美而这种美好恰恰是最值得分享的内容 另外我们村寨的伙伴也因为这样的一些机会表达的能力越来越强了也越来越自信了这是我们这些活动的价值之一对于联盟而...
百年乡建
2017 - 12 - 06
【摘要】当代乡村建设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形成乡村治理的良性结构,其关键在于,形成村两委主导的综合性农民经济合作社,主要是以第三产业内部服务于第一、第二实体产业的形式,生成一块用于良性治理的村庄公共财。以这块公共资金,服务于村庄公共事务,乡村善治方得以真正形成、持续发生作用。【关键词】村庄 善治 公共财乡村治理秩序或者乡村系统的相对稳定,以村庄治理秩序为载体,需要相应的经济资源集聚机制为基础。当现代市场社会的核心发展越来越取决于产业化利益的时候,以广大小农为对象的村庄治理,必然会与公共资本—“公共财”密切相关。那么,村庄要想达到善治状态,即“通过治理以实现农村社区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动态管理过程”①,这块公共财应该是多少?从何而来?用向何处?在缺乏公共财的传统农区村庄,是否有可能重新生成公共财?地方上有无这样的经验性探索?这正是此文需探讨的。公共财,是村庄善治可持续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乡村经历了一个对于小农村社制度的去组织化过程,其既有自治平衡结构支离破碎,大多数村两委缺乏集体收入;另一方面国家面临经济危机,财政紧缩,对乡土社会治理欠缺充足的投资。于是,乡村劣治便出现了。在缺乏集体公共资金的情况下,以前是以三提五统的方式,通过向农民摊派治理成本,来维持对乡土社会的治理。自2005年起全面免去农业税之后,又出现另一种形式的治理问题,即自上而下地给钱,才能形成对上负责的乡村治理。税费制度取消,变成了由上级政府特别是中央、省两级承担对农村公共开支责任,这是一个重大变化。其结果是:谁给钱我对谁负责,上面给钱,我村两委就变成了只向上负责,但是上面的指导并不必然与村庄内在的具体需要合拍,甚至未必从村两委干部的实际需求和愿望出发……发展下去,基层治理不但要以钱为手段,而且成本不断增加,也难以做到有效和实事求是。例如,你要求我建立党员活动室,哪怕每一天都锁着门我也建了;你要求建立电脑室,我也...
2017 - 12 - 06
1982年到1984年间,中国废除了运行20余年(1958-,1982年)的人民公社制度,确立了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土地所有权归各村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计口均分,归各农户所有,实行土地集体所有权与农户使用权的分离)。1987年1月中国颁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并对国家征用集体土地及对失地农民安置补偿做出了一系列的法律规定。在我们看来,此一新的土地制度及农地征用法是理解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来低成本、高速度推进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一个极其重要但常被忽视的视角。一、“土地家庭承包制”:土地所有权的模糊性及其经济社会意义新的土地制度规定“中国农村土地(包括耕地、宅地、林地与村集体建设用地等),归农民集体所有”。但“集体”指什么,本身具有很大模糊性。这一模糊性源于人民公社的土地制度:“队为基础,三级所有”。“三级”指“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队为基础,三级所有”指土地所有权为三级所共同所有,但经营使用权归属于最基层的生产小队[①]。人民公社是一种“政社合一”的体制。“政”指政府或国家设在农村最基层一级的政权机构,而“社”指农村最高一级的农民集体组织。1982年废除人民公社体制后,原人民公社内部的“政”改制为乡政府或镇政府(1984年末,全国建有8.5万余个乡政府和近7200个镇政府,70余万个村民委员会),原公社内部的“生产大队”转制为“村民委员会”(在法律下,村民委员会为村民自治性组织,每三年改选一次,但在实际上,村民委员会经常成为乡镇政府之下的行政机构),原“生产小队”转制为“村民小组”。当土地由村委或村民小组分配给各农户使用时,对土地的所有权性质始终十分模糊,我们在80年代晚期到整个90年代全国各农村的调查中对农民与地方干部问同一个问题:“土地到底是谁的?”得到的答案相当一致:“土地是国家的”。国家法律上明文规定是“集体的”。但农民与村干部在习惯观念上都认为是“国家...
2017 - 11 - 23
编者:今天推送的文章是黄灯老师丈夫、广东金融学院杨胜刚老师为黄灯老师的新著《大地上的亲人》所写的“跋”。2016年春节,黄灯老师《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引起巨大关注与广泛讨论。在这篇文章中,作为亲历者和在场者(儿子),杨老师对家庭三代农民的命运进行了回顾和叙述,对其背后的原因进行了探析,与黄灯老师作为介入者(儿媳)的叙述和思考构成了互补和对比。抛开当下对返乡书写的各种定见,这种个案式的叙述,毫无疑问并不单纯指向一个家庭的命运,而是在小叙事背后承载了与时代的同构和深刻关联。杨胜刚老师2006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现任教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主要从事左翼文学研究。杨胜刚:回望我家三代农民去年此时,黄灯《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通过新媒体传播,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使得农村话题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黄灯在发表此文之前,曾征求过我的意见。这篇文章涉及到我家的很多私事,虽然当时我有顾虑,但也没怎么在意。我完全没有料到,这篇文章在网络会引起巨大的反响,更没有想到记录我家事和家乡的《家在丰三村》会引起那么多的关注。我由此进一步感受到了农村问题的普遍性,感受到我的家庭其实是更多农村状貌的缩影。黄灯眼中的乡村景象,不仅仅是一个农村儿媳的乡村图景,而是知识界观照乡村的一次聚焦特写。当然,此文也招致了一些批评,有人认为这篇文章渲染悲情。作为当事人,我完全没有悲情的感觉,反而觉得文字的节制和理性,但弥漫文中的情感显然没有过滤。我能够理解黄灯的写法,也不会把网友认为的悲情吐发当成是什么毛病。毕竟,在讲述自己身为农民的亲人所遭受的困难时,因为亲情所系引起情感波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更何况,任何深入中国农村的认真写作,很难不遭遇悲情的境况,因为苦与难(第二声)、贫与困始终是中国农民普遍的生存现实,我依然留守农村的亲人,生活就是如此。我的母亲出生于1930年代。由于外祖...
2016 - 06 - 09
近现代百年来乡村的受体角色,如今随着宏观环境的变迁,具有了相对向主体角色改善的可能性。当下在全国所出现的多种多样的新农村建设现象,只有在某种程度上内含着乡村主体性的因子,才称得上为乡村复兴。这需要巩固既有乡村结构性的优良传统关系,并接茬于现代组织制度的宏观背景。具体而言,即提振农民组织,形成农民群体的主体性人格;重建乡村系统,形成农村地域范围的主体性实体。相对于两个历史发展阶段而言——一个是漫长历史上传统乡村社会的自给自足式发展,一个是百年来现代化制度变迁对乡村社会汲取资源的否定式发展——我们姑且将自2005年以来中央新农村建设发展战略提出以后的中国农村发展趋势,称之为“乡村复兴”,这是建立在历史变迁进程中一种否定之否定的提法。本文谈谈乡村复兴的主体性问题。  一、近现代乡村从受体到主体转变的可能性 中国传统乡村,作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共存相处的生态场域、生活场域和生产场域,具有自给自足的可持续的主体性特征。近现代制度变迁下传统乡村地位发生了变化,乡村成了政府主导的工业化汲取小农剩余的主阵地,第二、三产业发展的成本转嫁事实,使得乡村成为一个受体,一个依附者:中华民国1927—1937年间工业化的黄金增长十年,是中国乡村民不聊生从而发生动荡并革命的主导性原因;新中国建立后集体化时期二元城乡经济结构和人民公社下的乡村,成为建国后1978年以前初具雏形的中国工业体系汲取资源的客观受体;改革开放30多年,广大农村变成了资源资本化的一个拓荒地,青壮年农民从以前村庄生活的主人变为工业产业化劳动后备军,老人妇女儿童“被剩余”在农村;广大小农因其散漫和被动而高度依附于外界生存,一些村庄成了没生机的“取水池”甚至是“干涸地”。传统乡村作为一阳一阴、一快一慢、一发展极一稳定极的城乡“对立统一”之阴面、慢面和稳定极,其真实的功能是为中国加入全球化体系的高速发展提供了稳定器;这样...
2015 - 11 - 20
中国有践行道义流通经济的传统文化基因。老子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孔子认为,“公道”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义利”即“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至于“民本”,墨家从体贴小生产者出发提倡“爱利万民”。然而,近当代以来市场经济对乡土社会造成冲击,嵌入了传统文化特点的道义经济被迫让位于追逐利润的资本经济,市场化小农因缺乏谈判能力陷入了“增产不增收,优质不优价”的泥淖,传统经济的“经世济用”“公道、义利、民本”等特性也已遭变异。由此形成农产品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社会对立与经济差距,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恶性循环关系,导致了“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重后果。新时期中央提出生态文明和绿色农业发展战略,强调要“尊重、顺应、保护自然”;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推进农业提质增效,推行绿色生产方式,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我们有必要结合传统道义文化精神,响应中央政策精神,探索各种行之有效的创新机制。绿色农产品的道义流通试验,就是这样的机制性探索。当代儒商群体对传统道义文化与文明消费行为躬身践行,发动生态农户一起共担社会公平、经济风险和生态修复责任,形成现实中见效且能够推广的农产品道义流通模式。2013年起始于河南灵宝罗村生态苹果“道义流通”试验即为一种有益尝试。河南省灵宝市罗村是轩辕黄帝大型氏族部落的西坡遗址所在地,老子撰写《道德经》的函谷关所在地,介子推“刮股奉君”显忠义的传说流行地。当地农民受此影响,传统美德尚存。而改革开放以来,这里第一产业——苹果,由于过度使用农药化肥,生产成本增加且存在“买高卖低”问题,产量不佳且质量下降,土壤板结且环境退化,苹果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可持续问题堪忧。2012年8月起,河南开封敦复书院、广东泰威电子有限公司等信奉儒学的企业家团队...
2015 - 09 - 09
引子乡建有感熟闻日间稻禾香,最忆夜半月如霜。斜晖脉脉千村照,黄水悠悠万里长。念儿时,想亲娘,此心安处是故乡。摩登无形浓浓色,乡建有功淡淡光。 又到了枝繁叶茂、暑热炎炎的7月。还记得12年前的7月下旬,当时中国农业大学校党委书记瞿振元和校长陈章良,与开封市签了长期合作协议,将我们一行6人带到了开封去挂职,我被派到兰考县挂职副县长。在市校共建的背景下,当时31周岁的我,踌躇满志地开始了人生事业的新征程。2003年7月,我花了半月时间,调查了兰考县16个乡镇状况,当时感到豫东传统乡村资源资本化内力欠缺,乡村面临的是如何可持续生存的问题。于是,提出在该县搞“小康村”试点的想法,得到了在城关乡陈寨村挂职的省财政厅徐可同志的引介,以及开封市、兰考县主要领导的肯定。这样,以兰考县为乡村建设运动主要试验场,其最初设计是——以村庄为基本单元,自然村、行政村均可;以村民生计为本,即以村民的增收和节支、提高生活福利为要务;以合作组织为纲,即以促成村庄的文艺队、老人协会、经济合作社等为关键,改善村庄治理;以大众文化为根,即以发展秧歌、腰鼓、盘鼓、地方戏曲、传统太极等喜闻乐见的大众化文艺为形式,扎根于农民的生活价值系统。我们希望以合作制度创新的方式把留守在村的农民们组织起来,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转化为乡村建设的正能量,有效地促进农村整体的可持续发展。从此,在这个孔子周游列国时曾在此讲学、当代党的好干部焦裕禄生前工作过,在红色文化与传统文化交相辉映的兰考县,黄河中下游的当代乡村建设运动便拉开了帏幕。黄河下游:兰考乡建纪事兰考试验区,是从分布于城关乡陈村、架子乡贺村、三义寨乡南村、仪封乡胡村、阎楼乡李村、许河乡蔡村等6乡6村的农民自组织建设开始的。其发展历程显示出多元力量此消彼长和互相支撑的特点,可以总结为“党政主导,农民主体,全社会参与”的多元一体框架。从事件现象上看,一些重要乡建纪事...
2014 - 09 - 02
【内容提要】本文从“事”、“理”、“道”的不同层面,阐释了由当代知识分子参与的、在豫东农业大市开封长达10年间所发生的新乡村建设运动。首先,通过追溯开封10年新乡村建设试验的主要事件,阐述“多元一体”力量参与的农民自助合作与城乡互助合作的过程,乡土文化复兴运动的内容和方法革新以及范围的扩展延伸等。接着,以改革开放以来地方工业化的“成本转嫁机制”导致“三农”问题之“反题”,当代新乡村建设运动的内在基础、外部条件和“乡土性与综合性”的经验特点之“正题”,以及在结构化反向与正向的博弈中,试验只能是“运动的”而非“制度的”之“合题”,阐释了当代新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结构之“理”。最后,通过对20世纪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追溯,阐述了新乡村建设运动的根本是以“新”溯“旧”,复兴中国乡土文明,其未来必将通向生态文明之路。【关键词】新乡村建设运动 成本转嫁机制 实践 乡土文明 生态文明任何社会现象,若要理解其性质和规律,都要察实际之事、明结构之理、通历史之道。实际之事是从事实或活动表象的行动视角来说的,结构之理则是从社会要素间互动关系的结构视角来说的,历史之道是从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历史视角来说的。“事”、“理”、“道”属于不同层次的概念,总体而言,道在理中,理在事中;事中有理,理中有道;历史、社会和行动虽然有着复杂的现象差异,但基本上是合拍的,一种社会现象发展的前途则在历史和当下的“道、理、事”中。基于道、理、事之间的本质性关系及其复杂表现,本文不只是简单地通过逻辑实证的办法来谈当代新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个个案,而是从事、理、道的不同层面,阐释由当代知识分子参与的、在一个豫东农业大市——开封市(含区县)中所发生的新乡村建设运动,对其进行跨越10年的经验总结,尝试进行结构之理和历史之道的反思。一、当代新乡村建设运动之事:对主要事件的跨年度追溯(一)本部分主要是对知识分子倡导并参与的、以开封地区为主的当...
2018 - 09 - 29
[内容提要]本文从三个不同方面论述当代中国的代表性危机。第一,代表性断裂是当代世界的普遍政治危机,其核心是政党政治的危机;第二,代表性危机是中国社会主义体制危机的政治后果,其核心是阶级政治的衰落;第三,现代中国革命中的理论辩论和群众路线既是中国代表性政治的历史前提,又包含了超越这种代表制的要素。在思考“后政党政治”的语境中,重新思考这一政治传统有助于探索政治的未来。[关键词]代表性断裂 后政党政治 人民战争 群众路线 超代表性一、全球政治的代表性危机当代政治的“代表性的断裂”蕴含着不同以往的、多重的政治危机。这里主要讨论政党政治的危机。政党政治成型于19 世纪的欧洲,而在中国则是20 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创新。辛亥革命前后的政党政治试图师法欧洲宪政框架下的多党—议会体制,但在国家分裂、帝制复辟和共和危机的背景下,革命党人和许多政治精英追求的主要政治目标发生了变化。形成现代中国的独特的政党政治有四个条件:第一,民国建立后,地方分离、武装割据与党人活动相关联,如何形成新的全国性政治,成为民国初期政治思考的一个重要脉络;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方各政党纷纷加入国家的民族主义动员,成为欧洲战争的政治动力,以致战后欧洲思想界对于传统政治模式的反思达到高潮,中国政党政治的重组就发生在这个对于政党政治的反思氛围之中;第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爆发了俄国革命,布尔什维克体制也被一部分革命者视为超越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政治模式(关于布尔什维克及其政党模式的争论和思考,也几乎在同一时期展开, 这里不能赘述);第四,从北伐战争开始,现代中国的革命政党(包括1927 年之前的国民党)逐渐形成了将军事斗争、政权建设、土地改革和社会动员相结合的政治实践。这一政治实践(其成熟的形式可以称之为以“武装斗争、群众路线和统一战线”为中心的“人民战争”)为此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奠定了深厚的...
2018 - 09 - 13
【摘要】2010 年 7 月 17 日,四十余位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海内外学者在北大博雅国际会议 中心聚会,以“别求新声—— —汪晖的学术世界与当代中国思想之进路”为题,召开了一次学术座谈会。会议共设立了四个议题: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问题、二十年来中国学术思想 之变迁、思想论争与超越左右、当代学术生产与现实关注。以下文字根据现场录音整理,并经发言者本人审定,标题为编者所拟,内容编排并非 依照现场的发言顺序。由于篇幅所限,部分发言人的发言内容未能一并刊出。需要特别说 明的是,本次会议的部分内容此前曾在网络上流传,但并未经发言者审定,里面有大量错讹,希望读者加以甄别。本刊编辑此专题,旨在期待中国学术界在媒体及社会大众关注“汪晖事件”的同时, 能够建设性地开展出超越“左” 与“右”的胸怀与视野。因为,真正的“中国问题”,是不可能 被“左”或者“右”的立场所化约的。本刊欢迎读者对此专题发表不同意见。 一、引言戴锦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选择汪晖做一个个案首先我代表个人欢迎大家到北京来出席“别求新声——汪晖的学术世界与当代中国思想之进路”座谈会。大家可能分享着一个基本共识,即:已经过去的20年和未来20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而重要的时段。不久前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我见到了一些不同层次、不同背景、不同立场的朋友,发现他们共同在关注一个问题—“中国问题”。这个问题对他们说来变得格外突出。从美国主流社会的大型商业机构的高管、大学校长,到各学科学者,都认为中国问题已不仅是中国的问题,或者说中国问题对于世界、尤其对于美国已变得非常重要。这里说的,不是单纯的“中国崛起论”——对此我也保持高度的警惕。但是,显然中国的变化、世界的变化、后冷战的格局,对每一个学者、每一个当代人,对每一个关注当代世界、当代生活的人们,都在提出全新的问题和挑战。其次是一个我个人的、也许过分的...
2018 - 09 - 05
关键词:费达生;合作组织;耕织经济;巨型资本摘 要:20世纪 20-40年代,费达生作为中国蚕丝合作生产的重要推动者、组织者,前期在江南太湖流域、40 年代在四川的川南实验区,开展了一场长达二十余年的蚕丝合作生产运动。这场由女性领导、以女性劳动者为主力的合作化运动,成为中国合作运动中一道颇为独特的景观。费达生认为合作的意义在于建立一种指向新的公平的社会组织,她笃信只有合作组织可以帮助穷人、相信中国在和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相竞争时,合作化是一条可能的生路。费达生始终保持着对资本逐利、扩张和谋求垄断本性的警惕,坚持合作社必须持有超越利润主义、服务社会和保障贫苦农民利益的宗旨,在实践中与资本共舞但又顽强地抗拒着形形色色的资本巨型化。 一、研究背景 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最为典型的经济模式是以“男耕女织”的性别分工为基础的“耕织经济”。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只有乡土工业与农耕结合方能维持农民的“不饥不寒的小康生活”[1](P 70)——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是传统小农经济的基础。但“耕织经济” 的结构历来又被视为“以织助耕”的,即织为耕之从属。随着商品经济侵入农村经济, 在手工业生产商品化程度高的耕织经济类型中,如在“以机为田,以梭为米”的蚕桑地区,“织”(桑麻、缫丝和经丝)在农家生计中超出了附属性的意义。例如在蚕丝重镇江苏无锡地区,1913-1920 年每亩耕地茧粮差价曾高达 320.71%;1927-1929 年这一差价也有 242.47%[2](P 12)之高。可以说,在农家生计中,“一年两熟蚕,半年农家粮”,“织” 顶起农家半壁江山是毫不夸张的。这促使我们要重新审视传统中国农村性别化的生产与再生产体系。女性、女孩在劳动经济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据文献记载,在二三十年代的江南地区,一方面保留着歧视、溺弃女婴的陋习,...
344页次16/35首页上页...  11121314151617181920...下页末页
投稿讨论
ruralrecon@163.com
Copyright ©2017 重庆爱故乡文化传播中心
犀牛云提供云计算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