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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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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01 -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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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将生态文明和乡村振兴作为发展宗旨的中国社会生态农业 CSA 大会已经成功举办十一届,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参与最广泛且持续时间最长的社会生态农业论坛,在国内外颇具影响力。CSA 大会的举办,促进了国内众多社会化生态农业的模式,如 CSA 农场、有机农夫市集、消费者合作社、食农教育等向前发展,赋予慢食、爱故乡等理念以新的活力和内涵,并且号召消费者健康饮食、参与监督,支持生态农业。2020年春节,突...
2020 - 12 -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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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在当前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去依附”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成为新时代的主旋律。而相对于全球化而言的本土化,也迎来了推动城乡融合与县域经济发展、乡村振兴与区域内循环系统构建的千载难逢的机遇。今年是新时代乡村建设20年,也是百年乡村建设在21世纪的延续。党的十...
2020 - 12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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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故乡-乡村文创研习营是由北京爱故乡、中国乡建院、同心乡创、未来村及窝村里文化联合发起创办的面向乡村文创实践者及乡村建设参与者的实操性研讨学习交流活动。举办时间:2021年1月9日-10日举办地点:北京同心公社乡村振兴,文化先行乡村振兴,不仅仅是基础设施等硬实力的持续增强,更要在文化上促进软实力的不断提升。文化是乡村的根脉,也是剪不断的浓浓乡愁,活在传统文化中的乡村才会生生不息。乡村文化的复兴与乡...
2020 - 11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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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屏南龙潭村喜迎宁德撤地设市20周年暨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揭牌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温铁军(左二)和宁德市委副书记曾智勇(右二)、屏南县委书记党帅(右一)、屏南县委副书记、县长柳岳(左一)共同为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揭牌。屏南县委书记党帅致辞 党帅致欢迎辞,他说,“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汇聚了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福建农林大学经济学院“...
2020 - 10 -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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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疫情暴发时,他们为了保障食物供给,在各自的岗位上坚守。他们是种粮的农民,是为一线医护人员送餐的外卖小哥,是在重重压力下组织员工加班稳生产的粮食企业人,是为空巢老人送菜的社区大姐…… 他们就是我们的粮食英雄!今年的10月16日是世界粮食日,也是联合国粮农组织75周年的纪念日。10月16日至25日,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处与头条搜索共同举办了“粮食英雄”投票活动,选出在疫情一线为了保障...
百年乡建
2018 - 08 - 25
一、资本主义寡头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对社会治理造成破坏性影响在过去30年中,世界体系在地方和国际、经济和军事、社会和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出现了权力高度集中的问题。相互之间已经结成联盟的几千家大公司和数以百计的金融机构,已经把国家和全球的生产体系降至分包商的地位。金融寡头们通过这种方式侵吞劳动者以及已经变成租赁生产者的各个公司的越来越多的利益份额,获取垄断利益。在收服了主要的右翼和左翼政党、工会以及那些所谓的民间社会组织之后,这些寡头们现在也行使绝对的政治权力,指使隶属于他们的媒体制造其所需的去政治化的虚假舆论信息。寡头们已经把传统的多党制消灭了,代之以由资本控制的近乎一党制。代议制民主已经失去了合法性,并正在失去全部意义。这种当代资本主义晚期制度是一种完全封闭的制度,它符合“极权主义”的标准,尽管人们谨慎地不这样去命名它。虽然这个极权主义仍然是“软弱”的,但一旦受害者(大多数工人和人民)开始反抗,它会随时准备使用极端暴力。必须根据上述分析来看待这种所谓的“现代化”的一切变化。这就是资本主义无法解决重大生态挑战(特别是气候变化)的原因,也是科学进步和技术革新(包括信息科技和产业)都严格受制于垄断经济利益要求的原因。卑躬屈膝的媒体把市场竞争和市场自由吹嘘成民间社会自由和效率的保障,但现实却截然相反,在现实中,现有寡头各派别之间暴力冲突不断,寡头治理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性影响。二、资本主义列强通过“全球性”掠夺剥削劳动者,建立工人和人民的国际组织成为主要目标在世界层面,当代资本主义始终遵循同样的帝国主义逻辑,这种逻辑在帝国主义最初开始全球化时(19世纪开拓殖民地显然是全球化的一种形式),就很典型了。当代“全球化”并没有摆脱这种逻辑,只不过是帝国主义全球化的一种新形式。没有任何定义而又经常被使用的“全球化”这个词,隐藏着一个重要的事实:通过部署由传统帝国主义列强(美国、西欧和中欧国家、日本,...
2018 - 08 - 17
【内容提要】民国之后农村复兴的呼声一再涌起,20世纪30年代后蔚为大潮。以“社会运动”方式谋求农村复兴,是当时很多研究者和治理者的共识。把“三农”问题置于近代以来的长程中审视则不难发现,它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最本质最重要的社会矛盾的当代体现。为解决这一历史积累的问题,以城乡一体化为主导发展的当代新农村建设战略适时而兴。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战略既是对百年农村发展历史困境的全面超越,也是对新时期以来解决“三农”问题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关键词】 农村复兴 乡村振兴 20世纪 “三农”问题    乡治即天下治,乡安即天下安——这是传统中国历史兴衰成败凝结的训诫镜鉴,也是国家治理历史的经验总结。近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以来在以工业化为主导、以城市化为重点的历史变迁中,乡村社会整体衰落持续发生。城乡背离化的历史发展构成了百年“三农”问题的内在致因。如何深刻地认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轨迹和特征,从新时代的高度去理解“振兴乡村”的战略布局和时代意义,还须深入地探寻百年历史的长程演进。一、鸦片战争后,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变态势中,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国策终被“工商立国”政策所替代;“商本”替代“农本”几乎成为无可逆转的历史趋势。然而,1901年后“重农思潮”开始复苏,“农业立国”和“工商立国”论题再度成为朝野各界争论的焦点。  民国之后乡村建设或农村复兴的呼声一再涌起,20世纪30年代后蔚为大潮,“朝野人士,中外名流,均一致提出复兴的口号,以为治标治本之图”。关于复兴农村之刊物“如雨后春笋,充塞街衢,文化市场几占第一位之势”[1];而讨论“复兴农村”问题之各种单行本和时论性杂志也足可观。这一社会思潮在知识界和政府行政的努力下,获得进一步整合,尽管其入手路径或有不同,然其目的则在于共谋“农村复兴”。持续既久的农村复兴思潮,随着时势变动时而激越时而缓行,几乎贯串于20世纪前半...
2018 - 07 - 26
未来的长时期,如何在中国的地域范围内推进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同时,又要保持农村近7亿农村留守群体的就业与增收、农村社会的良性治理、农村生态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相较于对外转嫁成本的西方工业化发展道路而言,这是习近平治国方略的一个东方式的基本命题。本文从中国主位的角度,阐述东方理性复兴的两个重要表现——村社理性的复兴和政党理性的自觉,认为村社理性的复兴是实践习近平三农战略思想的基础性目标,而政党理性的自觉是实践习近平三农战略思想的组织主体保障。一、何谓东方理性的复兴关于东方文明有异于西方文明的观点,一个共识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是一种以群体为基因的文明,表现在社会政治传统上,一方面,政治国家的建立基于血缘地缘关系扩大化的群体结构,成员从对诸如小农村社的集体依赖(治水和防务)中汲取力量;另一方面,以传统农业为经济基础的政治理念大都崇尚以民为本,以德治国。中国最早的国家——夏,就是在对原有氏族制度(部落联盟的集合)联合起来疏导水患、从事灌溉农业进行国土综合整治而形成的。古代中国因为灌溉而有组织,因为组织而有群体文明。此外,以大禹为首的国家首领需要保持个人道德上的高尚情操,如果大禹居功自傲、骄奢淫逸、那就会德不配位而失去权威,他“三过家门而不入”,便证明了这一点。然而,这和西方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文明发育和发展大异其趣。古代希腊社会由于实现了手工业——农业商业——航海业的分工和分离,从而脱离了继承共同祖先的血缘亲族的氏族社会阶段,率先开始了延续至今的以个体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和建基于市场经济上的民主政治传统。马克思承认自己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主要产生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欧洲中心主义价值取向的基础上,他明确强调:在被高山、大海、荒漠所隔绝的地方,历史的发展很可能是另外一种与“五个阶段”不同的亚洲模式——“亚细亚形态”。[①]进一步地,至今在中国学术界居主导地位的两大派别,...
2018 - 07 - 17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正值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经建十年”,一场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救济农村即拯救国家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认识,并转化为无数仁人志士的行动。当代中国大陆的“三农问题”,同样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增长而在九十年代中后期显得愈发深化和严重。在此背景下,一部分“妇人之仁”且秉持历史先贤乡村建设理念的知识分子再次提倡新乡村建设运动,并激励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参与进来,历经十余年的艰难探索和发展,时至今日,影响甚众。尽管新乡村建设运动为社会展示了鲜活的城乡互助案例、丰富的乡土实践经验以及多元化生态文明的价值理念,但浸淫于发展主义久矣的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对此仍无法公正平和地反映,受困于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的思想界也不可能进行实事求是的归纳总结。作为当代新乡村建设运动参与主体之一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在理解自身实践行动并建构文化认同感的内在需求下,仍然需要清理自身思想中的余毒残渣,反思“以资为本”的发展主义。一、新乡村建设实践简述新乡村建设运动,缘起于八十年代中后期参与中央政府农村政策调研的中青年学者发起的“农村改革试验区”。虽然在九十年代初逐渐衰微,但留下了依托基层社会力量、深入开展“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经验教训。在九十年代后期一系列政策变化造成社会矛盾复杂的大背景下,中央政府在世纪之交接受了“三农问题”,随之强调为国家战略调整的“重中之重”。于是,就有了“税费时代”下的民间社会有组织的开展支农调研维权行动的外部条件。最早的这种支农活动是在2000-2001年,只是几家学生社团的零散下乡,主要是农村一般调查、生活体验、短期的支教、法律宣传等。2001年以后,一方面是中国改革杂志社介入,客观上成为推动高校大学生支农活动深入开展的平台。另一方面是应对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造成失业压力而推行教育产业化扩大规模所暂时蓄积的年轻人,4年之后再度释放为“毕业即...
2018 - 07 - 10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农业(农牧、农村经济)、农机、畜牧、兽医、农垦、农产品加工、乡镇企业、渔业厅(局、委、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水产)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国发〔2015〕23号)、《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国发〔2015〕32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9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国办发〔2015〕47号)等文件精神,立足职责分工,农业部决定实施推进农民创业创新行动计划(2015-2017年)。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重要意义  (一)农民创业创新是蓄积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必然选择。随着我国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增强,农业资源要素驱动力逐步减弱,传统发展方式难以为继。推进农民创业创新,支持农民适应市场需求,以自身资金、技术和经验积累为基础,创办产业和企业,创新技术、业态和商业模式,有利于农业实施创新驱动,转变发展方式,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不断培植新的增长点和动力源。  (二)农民创业创新是带动农民就近就业增收的有效途径。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农民就业出现新的趋势性变化,结构性矛盾更加凸显。推进农民创业创新,支持有梦想、有意愿、有能力的农民在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中施展才能,在充分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带动更多的农民就近就业增收,有利于实现创新支持创业、创业带动就业的良性互动。  (三)农民创业创新是助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力量。随着我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的不断兴起,为农民创业创新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推进农民创业创新,可以激发农民这一重要群体的智慧和创造力,培育农村创业创新文化,增强农民创业创新意识,有利于农村百业兴旺,打开新型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协同发展新局面,为稳增长、调结...
2018 - 05 - 25
【摘要】:集体化时代中国乡村的研究,愈益成为当今学界之显学。《乡村中国纪事——集体化和改革的微观历程》,是颇值得注意的一部专著。该书以江苏东台县溱东镇的秦村为中心,利用民间文献、档案、口述史等资料,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交互作用的视角,对集体化农村社会的变迁过程及其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微观研究。作者所提出和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国家与乡村之间的关系、生产劳动的效率、社会经济效益以及以及集体化制与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关系,由此揭示了国家与乡村的多重互动、农业劳动的勤惰消长以及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的波动增长等复杂面相。作者认为人民公社制的解体并不意味着集体化影响的消失,集体化制与农业生产责任制各有优势和不足,既有相互对立之点,也有连续性和继承性, 诸此皆为值得肯定的见解。不过,在农民对国家政策的抵抗、村干部对村民的反制、村干部与村民利益的一致性、社员劳动偷懒、集体化时期的社会经济效益,以及集体化与农业责任制两个时期的生产比较等方面,都有可商和继续探讨的空间。【关键词】:国家与乡村 劳动效率 粮食产量 农民生活   集体化就一个时代而言,主要是指新中国成立后由国家所主导的农村集体化运动,历经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等阶段。近三十年的集体化时代,时间并不算长,但它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影响却是超乎想象的。以描写集体化农村闻名的乡土作家浩然曾说:“共产党是靠农民起家的,建国后用了极大力量对农业实行改造,特别是‘合作化’,绝对是史无前例、惊天动地的。时至今日,回顾以往,咒骂也罢,怀恋也罢,反正那是历史,是任何人也无法改变,更无法抹掉的历史。”1浩然的小说究竟如何,留待文学史家评论,但他所讲的这段话,可谓不刊之论。应该说,自集体化时代结束迄今,学界对此的关注度呈不断升温之势,大量资料被挖掘出来,有关论著也纷纷问世。在这里面,依笔者之见,旅美著名学者李怀印的《乡村中国纪事——集...
2017 - 11 - 23
编者:从2015年上海大学王磊光博士的《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到2016年春节黄灯教授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各种各样的“返乡”写作如同被点燃的春节爆竹,在城乡之间流动的人群的心灵中爆炸开来,引燃这场爆炸的“火药”则是近年来乡村问题的新变化与城乡关系困境的进一步显露,以及由此导致的盘绕在这些心灵上空或明或暗的情感云团。大量“返乡”写作中也充斥着不少虚假、恶劣的噱头文章。如果将之称为“返乡体”,那么强调乡村并非“返乡体”所表现的那样凄惨的“反返乡体”也进一步被催生出来。不能否认“反返乡体”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但如果仅仅将讨论局限在“农村到底是不是那样惨”,那么对作为“症候”的“返乡”写作的思考仍然停留在浅层,未能突破表层“症候”来探讨其深层的政治—经济—情感的结构性根源。关键在于,如何突破“返乡体”与“反返乡体”的二元对立,带入政治—经济—情感的结构性分析,并将对此问题的讨论转化为开拓新的批判性思考与建设性实践的契机?毕竟,在资本主义现代性“赢家通吃”与“多少算够”的逻辑下,在发展主义意识形态论述日渐被雾霾、食品危机、垃圾危机等问题撑裂时,“不是乡村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乡村”!基于上述问题意识,从1月25日开始,“乡村建设研究”网站开辟“乡村与我们”专题,陆续推送相关文章,尝试推进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敬请关注!今天推送的是张慧瑜老师的文章《时代的石头——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经验”》,原文发表于《艺术广角》2017年第1期。在这篇文章中,张慧瑜老师将自己的成长经历与文化经验作为时代“症候”进行把握,尝试追踪、梳理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变迁,并且在对这一变迁的讨论中连带出“世界—中国—乡村—我们”之间的关系问题。张慧瑜老师1980年生于山东郓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现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兴趣为中国电影史和文化研究。近些年在《文艺...
2016 - 09 - 07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正值民国工业化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经建十年”,一场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救济农村即拯救国家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认识,并转化为无数仁人志士的行动。数十年后,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经济高速增长,自九十年代中后期,“三农”问题显得愈发深化和严重。当代乡村建设最初缘起于八十年代中后期参与中央政府农村政策调研的中青年学者发起的“农村改革试验区”。虽然在九十年代初逐渐衰微,但留下了依托基层社会力量、深入开展“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经验教训。中央政府在世纪之交将“三农”问题强调为国家战略调整的“重中之重”。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农民、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参与到新时期的乡村建设实践,历经十余年的艰难探索和发展,时至今日,影响甚众。中国的“三农”问题与资本全球化运动密切相关。作为后发国家,中国近现代的工业化进程,从19世纪70年代的“洋务运动”至21世纪的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都深受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影响。1949年之后当代中国发生的两轮工业化都因处于二战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传统产业转移的国际大潮之中,而获得了空前机遇。其间的重大转折在于: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因朝鲜战争承接的是苏联的军重工业转移,而70年代以后向欧美日等国家开放,一定程度上是得益于美苏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争霸带来中国在亚太领域地缘战略地位上升的机会,完成了对以往“偏军重”产业结构的调整。而工业化不仅是一个不断追加资本和技术投入的经济过程,更是一个首先需要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剥夺过程。因此,任何发展中国家只要不能靠殖民化掠夺来向外转嫁矛盾,就只能从“三农”领域或资源环境提取剩余。同理,其城市化也属于资本集聚的经济过程,一般也是从农业、农村、农民提取剩余,形成积累。因此,只要发展中国家在单纯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追求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就都会促使农村资源要素大幅度净流出,导致本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矛盾...
2018 - 09 - 06
乡村振兴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不仅凸显了乡村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价值,而且也意味着乡村建设将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内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点。乡村价值的若干理论探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济学家就发展中国家乡村建设与发展进行过理论上的激烈讨论。以Lewis为首的部分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两个部门和两个区域,即生产率低下的传统农业部门和生产率高的现代工业部门,凋敝的农村和繁荣的城市,这种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在发展上要求采取工业和城市优先或者说工业主导农业、城市主导乡村的不平衡发展战略。在这一发展战略下,乡村建设与发展只不过是以一种被动式的满足工业部门和城市发展的方式进行。与Lewis观点比较接近的还有Krugman的中心—外围理论。该理论认为,市场经济背景下商品、资本、人员、技术等要素完全以自由的方式流动,且它们首先是向具有极化效应的地区流动,因而这些地区发展得更快、更繁荣,相反,不具有极化效应的地区发展更慢、更落后,从而形成工业部门和城市处于经济区域发展的中心或者核心地带并起着主导经济发展的作用,农业部门和农村则处在经济区域的边缘,从属于中心地带的工业部门和城市的不对等的发展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促使中心—外围经济形成,而且随之而来形成了中心主导外围的城乡不平衡发展。无论是Lewis关于工业主导农业、城市主导农村的城乡不平衡发展的观点,还是Krugman的中心—外围理论,其核心思想都是乡村建设与发展首先要服务于城市和工业需要,这是乡村应有的价值。这些学说对发展中国家乡村建设与发展的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关于乡村发展的理论突出了工农两个部门和城乡两个区域之间的被动发展和“极化”发展关系,并认为这是市场发展的结果,没有必要通过政府行为来纠正。但后来的学者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深入研究,尤其在看到发展中国家工农、城乡发展差距对整体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后,强调政...
2018 - 08 - 02
原编者按:1955年4月,万隆会议在印度尼西亚召开,这是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讨论亚非事务的大型国际会议。时值万隆会议召开60周年,4月18日,由亚际书院和中国美术学院举办的“万隆·第三世界六十年”杭州论坛在中国美院举行。会议邀请了世界各地30多位学者和思想家,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学者们将追问第三世界在21世纪的新含义,从万隆会议之后的世界史脉络中寻找团结新形式。“第三世界论坛”主席、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通过录音形式发表了开幕致辞,本文为开幕致辞全文。 朋友们,同志们:我是萨米尔·阿明,是“另类实践世界论坛”的主席,刚刚参加了在突尼斯举办的“世界社会论坛”。接下来,我将谈谈下面三个问题:第一,二战后的多极化体系以及多极化的背景下,万隆在1945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不结盟运动”中的地位。第二,万隆会议之后的世界秩序以及仍然困扰着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难题;第三,当今的多极化体系中霸权仍然存在,要实现没有霸权的新体系需要哪些条件。首先,我想强调,我对后二战时代的解读与主要西方媒体对后二战时代的解读不一样。据西方媒体报道,后二战时代世界舞台有两股主导力量:美国和苏联,这两股力量的对抗以军事为主要形式,形成了“冷战”时期。然而,这种说法并不正确。事实上,二战后的世界,不管是从政治,经济,还是社会方面来说,都是一个多极化的世界。虽说,就军事能力和武器装备,尤其是核武器储备来说,美苏是具有明显的优势,但总体来说,二战后的世界呈现多极化趋势。二战后,三种社会体制共存。这三种体制,各不相同,互相竞争,偶有摩擦,但又相辅相成:第一种是美国、西欧的社会民主体制。在某种程度上,日本的社会体制也属该类。社会民主体制下,资本和劳工达成妥协,西欧在战后重建中迎来高经济增长率,收入分配相对稳定,没有出现不平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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