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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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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04 -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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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乡村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人要到城里去,也越来越多的人要在乡村创业与生活,城乡融合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新趋势。位于福建省东北部的屏南县,于2015年起,抓住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机遇,依托高山生态资源优势和文化资源禀赋,以传统村落文化创意为先导,将“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公益教育扶贫活动作为抓手,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来自香港、北京、上海、浙江、江西等海内外“新村民”驻扎乡村。并且,逐步探索出“党委政府+...
2021 - 01 -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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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将生态文明和乡村振兴作为发展宗旨的中国社会生态农业 CSA 大会已经成功举办十一届,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参与最广泛且持续时间最长的社会生态农业论坛,在国内外颇具影响力。CSA 大会的举办,促进了国内众多社会化生态农业的模式,如 CSA 农场、有机农夫市集、消费者合作社、食农教育等向前发展,赋予慢食、爱故乡等理念以新的活力和内涵,并且号召消费者健康饮食、参与监督,支持生态农业。2020年春节,突...
2020 - 12 -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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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在当前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去依附”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成为新时代的主旋律。而相对于全球化而言的本土化,也迎来了推动城乡融合与县域经济发展、乡村振兴与区域内循环系统构建的千载难逢的机遇。今年是新时代乡村建设20年,也是百年乡村建设在21世纪的延续。党的十...
2020 - 12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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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故乡-乡村文创研习营是由北京爱故乡、中国乡建院、同心乡创、未来村及窝村里文化联合发起创办的面向乡村文创实践者及乡村建设参与者的实操性研讨学习交流活动。举办时间:2021年1月9日-10日举办地点:北京同心公社乡村振兴,文化先行乡村振兴,不仅仅是基础设施等硬实力的持续增强,更要在文化上促进软实力的不断提升。文化是乡村的根脉,也是剪不断的浓浓乡愁,活在传统文化中的乡村才会生生不息。乡村文化的复兴与乡...
2020 - 11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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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屏南龙潭村喜迎宁德撤地设市20周年暨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揭牌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温铁军(左二)和宁德市委副书记曾智勇(右二)、屏南县委书记党帅(右一)、屏南县委副书记、县长柳岳(左一)共同为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揭牌。屏南县委书记党帅致辞 党帅致欢迎辞,他说,“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汇聚了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福建农林大学经济学院“...
百年乡建
2018 - 09 - 29
[内容提要]本文从三个不同方面论述当代中国的代表性危机。第一,代表性断裂是当代世界的普遍政治危机,其核心是政党政治的危机;第二,代表性危机是中国社会主义体制危机的政治后果,其核心是阶级政治的衰落;第三,现代中国革命中的理论辩论和群众路线既是中国代表性政治的历史前提,又包含了超越这种代表制的要素。在思考“后政党政治”的语境中,重新思考这一政治传统有助于探索政治的未来。[关键词]代表性断裂 后政党政治 人民战争 群众路线 超代表性一、全球政治的代表性危机当代政治的“代表性的断裂”蕴含着不同以往的、多重的政治危机。这里主要讨论政党政治的危机。政党政治成型于19 世纪的欧洲,而在中国则是20 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创新。辛亥革命前后的政党政治试图师法欧洲宪政框架下的多党—议会体制,但在国家分裂、帝制复辟和共和危机的背景下,革命党人和许多政治精英追求的主要政治目标发生了变化。形成现代中国的独特的政党政治有四个条件:第一,民国建立后,地方分离、武装割据与党人活动相关联,如何形成新的全国性政治,成为民国初期政治思考的一个重要脉络;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方各政党纷纷加入国家的民族主义动员,成为欧洲战争的政治动力,以致战后欧洲思想界对于传统政治模式的反思达到高潮,中国政党政治的重组就发生在这个对于政党政治的反思氛围之中;第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爆发了俄国革命,布尔什维克体制也被一部分革命者视为超越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政治模式(关于布尔什维克及其政党模式的争论和思考,也几乎在同一时期展开, 这里不能赘述);第四,从北伐战争开始,现代中国的革命政党(包括1927 年之前的国民党)逐渐形成了将军事斗争、政权建设、土地改革和社会动员相结合的政治实践。这一政治实践(其成熟的形式可以称之为以“武装斗争、群众路线和统一战线”为中心的“人民战争”)为此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奠定了深厚的...
2018 - 09 - 13
【摘要】2010 年 7 月 17 日,四十余位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海内外学者在北大博雅国际会议 中心聚会,以“别求新声—— —汪晖的学术世界与当代中国思想之进路”为题,召开了一次学术座谈会。会议共设立了四个议题: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问题、二十年来中国学术思想 之变迁、思想论争与超越左右、当代学术生产与现实关注。以下文字根据现场录音整理,并经发言者本人审定,标题为编者所拟,内容编排并非 依照现场的发言顺序。由于篇幅所限,部分发言人的发言内容未能一并刊出。需要特别说 明的是,本次会议的部分内容此前曾在网络上流传,但并未经发言者审定,里面有大量错讹,希望读者加以甄别。本刊编辑此专题,旨在期待中国学术界在媒体及社会大众关注“汪晖事件”的同时, 能够建设性地开展出超越“左” 与“右”的胸怀与视野。因为,真正的“中国问题”,是不可能 被“左”或者“右”的立场所化约的。本刊欢迎读者对此专题发表不同意见。 一、引言戴锦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选择汪晖做一个个案首先我代表个人欢迎大家到北京来出席“别求新声——汪晖的学术世界与当代中国思想之进路”座谈会。大家可能分享着一个基本共识,即:已经过去的20年和未来20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而重要的时段。不久前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我见到了一些不同层次、不同背景、不同立场的朋友,发现他们共同在关注一个问题—“中国问题”。这个问题对他们说来变得格外突出。从美国主流社会的大型商业机构的高管、大学校长,到各学科学者,都认为中国问题已不仅是中国的问题,或者说中国问题对于世界、尤其对于美国已变得非常重要。这里说的,不是单纯的“中国崛起论”——对此我也保持高度的警惕。但是,显然中国的变化、世界的变化、后冷战的格局,对每一个学者、每一个当代人,对每一个关注当代世界、当代生活的人们,都在提出全新的问题和挑战。其次是一个我个人的、也许过分的...
2018 - 09 - 05
关键词:费达生;合作组织;耕织经济;巨型资本摘 要:20世纪 20-40年代,费达生作为中国蚕丝合作生产的重要推动者、组织者,前期在江南太湖流域、40 年代在四川的川南实验区,开展了一场长达二十余年的蚕丝合作生产运动。这场由女性领导、以女性劳动者为主力的合作化运动,成为中国合作运动中一道颇为独特的景观。费达生认为合作的意义在于建立一种指向新的公平的社会组织,她笃信只有合作组织可以帮助穷人、相信中国在和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相竞争时,合作化是一条可能的生路。费达生始终保持着对资本逐利、扩张和谋求垄断本性的警惕,坚持合作社必须持有超越利润主义、服务社会和保障贫苦农民利益的宗旨,在实践中与资本共舞但又顽强地抗拒着形形色色的资本巨型化。 一、研究背景 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最为典型的经济模式是以“男耕女织”的性别分工为基础的“耕织经济”。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只有乡土工业与农耕结合方能维持农民的“不饥不寒的小康生活”[1](P 70)——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是传统小农经济的基础。但“耕织经济” 的结构历来又被视为“以织助耕”的,即织为耕之从属。随着商品经济侵入农村经济, 在手工业生产商品化程度高的耕织经济类型中,如在“以机为田,以梭为米”的蚕桑地区,“织”(桑麻、缫丝和经丝)在农家生计中超出了附属性的意义。例如在蚕丝重镇江苏无锡地区,1913-1920 年每亩耕地茧粮差价曾高达 320.71%;1927-1929 年这一差价也有 242.47%[2](P 12)之高。可以说,在农家生计中,“一年两熟蚕,半年农家粮”,“织” 顶起农家半壁江山是毫不夸张的。这促使我们要重新审视传统中国农村性别化的生产与再生产体系。女性、女孩在劳动经济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据文献记载,在二三十年代的江南地区,一方面保留着歧视、溺弃女婴的陋习,...
2018 - 08 - 24
刘映升:1942年生,退休回乡的中学教师,重庆北碚区蔡家岗镇人,历经艰辛三十载,创办巴渝农耕文化陈列馆,手绘1949年前家乡地图,为挖掘、普及和弘扬巴渝农耕文化而原创乡土诗歌1000余首。被评为“2014中国爱故乡十大年度人物”。乡村建设·爱故乡大会主持人语:故乡远去,乡愁袭来,复兴乡村已成为当今社会各阶层群体的内在共识,并日益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为了守护故乡家园,保育乡土文化,传承中国五千年乡村文明,从2012年起,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等机构就发起“爱故乡计划”,以“故乡情怀”唤起人们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热情(本刊2015年9月号第17期曾做过专题介绍)。为揭晓“2015爱故乡年度人物”,交流各地的爱故乡行动经验,吸引和鼓励更多人士参加到共建我们生活家园的爱故乡活动中来,2015年12月19-20日,以“寻根乡土再造故乡”为主题的“第三届中国爱故乡大会暨2015爱故乡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在中国农业大学隆重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公共经济研究会中国乡村文明研究中心、世界绿色设计组织乡村发展专委会主办,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小毛驴市民农园)、中国爱故乡文化发展促进会(筹)承办,来自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15个高校、100多个社团组织的200多位专家、公益人士及各地爱故乡工作站代表一起,围绕“故乡价值”“故乡文化”“故乡行动”等议题,就中国乡土文化保护、在地化知识构建、乡土博物馆与乡村文明发展、乡贤文化发扬、爱乡平台建设和乡村未来可持续发展等话题,开展了4场讨论,收获了来自12个省市地区的15位爱故乡年度人物的精彩故事,大会同期还举行了“2015爱故乡年度人物事迹展”“故乡情怀—乡情·...
2018 - 08 - 22
我们有没有扪心自问: 是否有一种东西叫做中国的核心价值?中国文化的自我批判是中国千百年来最为宝贵的文化遗产,如何把这种意识重新变成一种生产性、建构性的力量?重新使得中国道路成为全球化的“另类出路”?1989年发生了一连串国际事件,一个曾经叫做“苏联”的大国从地图上永远地消失了。一夜之间西方不战而胜,东方世界不战而败。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美苏两大帝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终结,冷战时期结束。人类由此进入“后冷战”年代。此前,西方最乐观的预言家也最多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也没敢预言社会主义阵营会一夜之间在地球上崩解。也许,我们需要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才能理解苏联解体对于整个世界和人类的意义。大概每一个讨论“后冷战”的人们都会告诉你, 这个英文单词是“post-coldwar”而不是“after- coldwar”,“post-coldwar”强调的不是“冷战之后”, 而是冷战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结束之后,冷战结构、思维、沉重的历史债务及其遗产在当今时代的延续。今天,如果要以个人身份直面今日世界,我会试图用一个语言游戏来进行描述,用它来传递我对今日世界的进一步思考,这个词就是“after-post-coldwar(后冷战之后)”。几个事实将我们带到了“后冷战之后”年代。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9·11”事件已经变成遥远的记忆。我还记得,那天傍晚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给我打电话,打开电视之后我看见第一架飞机已经撞上了双子楼,看到了倒塌的大楼,绝望的人群。“9·11”事件引发了一系列国际政治变局,引发了文明冲突论,引发了全世界以反恐为名的神圣联盟,引发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而伊拉克战争所引发的当今热点话题“维基解密”,其中所提示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令我们不禁追问,伊拉克战争究竟是以终结恐怖为目的的有效行动,还是一...
2018 - 07 - 26
时间:2011年2月9日,13日  地点:世界社会论坛,塞内加尔达喀尔大学  原载《环球时报》2011年2月17日,刊出有删节,此处是原文  说明:2011年2月9日至13日,世界社会论坛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举行。这也正是埃及社会运动如火如荼之际。我们也就此与出身埃及的著名理论家和社会运动的组织者萨米尔·阿明和其他埃及知识分子进行了多次交谈和讨论。这里发表的文字是根据与阿明先生的两次谈话记录整理而成。  萨米尔·阿明:埃及人,依附理论的最重要理论家之一,长期致力于第三世界的社会运动,是The Third World Forum和World Forum for Alternative的创始人和主席。  汪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读书》杂志前主编。  刘健芝:香港岭南大学副教授,长期从事亚洲和第三世界的社会运动,是World Forum for Alternative的副主席。   汪晖:萨米尔,谢谢您关于埃及运动的短文。我们都非常关心埃及正在发生的事情。现在许多地区的媒体将突尼斯、埃及发生的运动与先前的中亚颜色革命相提并论,但这种论调混淆了这些运动之间的重要差别。我的直观的印象是:这是一场不同于1989年以来的那些亲西方的、肯定资本主义体制的颜色革命的革命。这场大规模民主运动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对于美国全球霸权的抗议。在网络上已经刊载的那篇文章的开头,您指出埃及是美国控制全球的计划的一块基石,正由于此,美国不会容忍埃及的任何越出其全球战略的行动,这个行动也是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实行殖民统治所需要的。这也是美国要求穆巴拉克立即实行和平过渡的唯一目的。他们希望穆巴拉克任命的情报头子苏力曼来接任,以维系这一全球战略的基石。您能否谈谈你对运动本身的看法?    阿明:我的短文谈的是对立方,即美国和埃及统治阶级的战略。很多人不了解这个情况。现在...
2018 - 07 - 26
萨米尔·阿明,男,1931年生,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获经济哲学博士学位。曾担任埃及经济发展组织的高级经济学家,联合国非洲经济发展与计划研究所所长,曾任教于法国普瓦蒂埃大学、巴黎大学等。目前还任第三世界论坛主席。他是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家、全球化问题专家,同时也是活跃的左翼社会活动家。代表作有《世界规模的积累》(1970)、《不平等的发展》(1973)、《发育不良——全球失败的解剖学》(第二版)(2011)、《当代资本主义的内爆》(2013)等。 一、马克思主义及其本国化问题▲(采访者简称▲,下同):阿明教授您好!很感谢您能够接受我的采访。中国的很多学者对您的依附理论、全球化理论等都比较熟悉。能不能请您先结合自己的经历谈一谈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被采访者简称●,下同):从1948年起,我就是一名共产主义者,当时我17岁,现在我85岁了,但是我认为我不会改变。我在大学中接受教育,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然而我不是学院派的马克思主义者,我是一名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我认为我的观点经常被一些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其实是马克思学的学者所误解。这些人研究马克思,但是从不将之与斗争尤其是阶级斗争相联系。我一直是一位积极的共产主义者,因此,我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斗争的武器,而不只是一种理论。用马克思那句著名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不仅要认识世界,更要改造世界。理解这个世界的目的是要使自己成为改造世界过程中一个有效的因素。这是第一部分。其次,我爱中国和中国人民。我人生中最难忘的时刻之一就是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北京。那时候我还年轻——不仅是因为那时的我充满热情,还因为我有些天真——我认为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终结。中国的革命不只是中国的,而是会席卷整个亚洲,而且在20年内,东南亚、非洲等地都会取得革命的胜利。那时的我年轻天真,但这也是我充满热情...
2018 - 07 - 21
虽然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最初的步伐确实让与他持同样政见的多数人感到茫然,他操纵的范围事实上对于真正重大的变革相对说是很小的。所有这一切表明,特朗普当选总统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危机规模明显的象征。一  唐纳德·特朗普去年11月8日当选美国总统,英国的“脱欧”,在欧洲法西斯分子的投票增加,加上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在选举中的胜利,“我们能够”(西班牙政治组织)的发展,这些表明了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制度危机的深度。我历来认为从危机的核心看来这个制度是不可持续的,将要爆裂。为了通过更小的调整拯救这个制度所有的意图—人们说是为了避免最坏的事情—注定要失败。  但是,这个制度的爆裂不是走向建设一种有利于各国人民在选择的道路上取得进展的同义词:资本主义的秋天不会自动地与各国人民的春天在同一时间发生。让我们的时代赋予一种充满激情的语调表明最严重的风险的裂痕将它们分开。但是,这种爆裂—是不可避免的—应当被准确地理解为向各国人民提出了一个历史的机会,因为它指明了走向建设一种选择可能的进展,这种选择有两项不可分享的内容:一是放弃自由主义的经济管理的根本规则,提出有利于民众主权的国家计划,将社会的进步放在第一位;二是在国际范围内建设一个与多中心的全球化进行谈判的制度。只有激进的左派政治力量理解一项为提出的战略,使动员民众阶级在实现目标方面取得进展,在这两个领域才可能同时前进。现在还不是这种情况,比如激进左翼联盟的倒退和模棱两可,以及英国和美国投票者的混乱和欧洲共产主义者们的极端胆怯,都就表明了这一点。二  现行的帝国主义“三驾马车”(美国、西欧和日本)国家制度的基础是本国的金融寡头行使一种绝对的权力。正是它们管理着整个国家的生产制度,做到几乎对农业、工业和服务业所有的中小企业减少分包商的条件,这特别有利于金融资本。这些寡头管理着从选举和代议制的资产阶级民主继承下来的政治制度,达到驯服右派和左翼的选举...
2018 - 07 - 18
于21世纪之初重提“历史与记忆”的命题,并非旨在搅动 20 世纪诸多“浩劫”、“大屠杀”的血色。尽管 20 世纪的现代文明浩劫或曰“种族灭绝”的大屠杀,确乎以一场又一场深刻而内在的“见证的危机”,令“历史与记忆”成为触目惊心的议题,但并非这一命题所涉及的文化政治实践的全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遇处,冷战落幕,“短暂的20 世纪”终结。于是,再一次,通过对记忆的“校订” 以实现历史的“重写”,成为全球普遍而深刻的文化实践与事实。然而,在此显影的不仅是“胜利者书写历史”的“一般逻辑”。从某种意义上说,20 世纪后半叶,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及诸多批判理论的重要实践之一,正是历史、记忆与历史书写; 我们或许可以将 20 世纪后半叶称为历史书写的暗箱机制大曝光。而在 1917 年革命后的俄国,尤其是二战结束后出现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则服务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文化的建立,尝试在历史唯物主义、阶级论的意义上确立别样的历史观,其自觉的重写 / 改写历史的文化实践,不期然间暴露了历史书写的政治性与内在权力机制。与此同时,冷战时代的开启,尤其是在冷战对峙的前沿地带、冷战分界线的两侧,同一历史的不同甚或对立的版本,则不仅以相近的“曝光”效果黯淡了“历史”神圣的光冕,将历史揭示为特定的叙事行为,而且在两相对照中,清晰显影了历史的屏 / 蔽功能。20 世纪后半叶另一个重要的历史变迁:前殖民国家的独立建国及此后的解殖运动,在以第三世界的国别史写作改写着整个世界历史格局的同时,显影了诸种历史写作的全球资本主义或曰欧洲中心之世界想象的底景。因此,当冷战终结,“不战而胜”的西方世界或曰资本主义逻辑再次主导着胜利者的历史写作,这一书写自身却必然遭到上述批判性的防波堤的障碍和阻隔。颇具反讽意味的是,20 世纪 70 年代,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曾以“历史与人民的记忆”为题直指战后西欧的主流文...
2017 - 12 - 01
一、阎云祥《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书提出“无公德的个人”,以描述农村中出现的那些只讲权利不讲责任和义务的人。这种“无公德的个人”看似在争取个人权利,具有与现代社会公民相似的气质,实际上却只是过度功利的个人主义的畸形发展。阎云祥认为,“无公德的个人”出现原因是“私人生活的充分自由与公共生活的严格限制”的结果。阎云祥关于“无公德的个人”出现原因还可以讨论,“无公德的个人”在当前中国农村却有相当的普遍性。除了“无公德的个人”以外,还可以有更多造词,比如“无约束的个人”、“无敬畏的个人”、“无底线的个人”、“无责任的个人”、“无义务的个人”、“无集体的个人”,等等,所有这些造词,都指向当前农村中普遍存在的权利与责任和义务不匹配的个人,这些个人只讲权利,只讲个人利益,不讲公德,不讲责任,不愿承担义务,甚至没有基本的敬畏与底线。在当前村庄社会结构性力量快速衰落的格局下面,过度功利的个人主义的畸形发展,造成了社会的解体。“无公德的个人”不只是个人的问题,而且与村庄结构性力量有关系,与村庄政治有关系。二、在当前农村女少男多的情况下面,农村多子家庭更难娶到媳妇,因为独子家庭父母往往有更多积蓄,且父母仍然年轻,还有比较多的剩余劳动力为新婚子女帮忙。因此,华北多子家庭普遍出现了娶媳妇难的问题。为了能娶来媳妇,多子家庭父母往往宁愿付出更高的彩礼,建更高大的房子,先为大儿子娶上媳妇再说。结果,为大儿子娶上媳妇后,父母就很难再有能力为小儿子娶媳妇付高额彩礼及建高大住房。小儿子就可能娶不上媳妇。假若小儿子娶上媳妇了,小儿子和媳妇心里就不平衡,因为父母为大儿子娶媳妇付出更多。父母为了平衡,尽可能多为小儿子媳妇干活帮衬,又引起大儿子和媳妇的不满。总之是父母无论如何做,两个(更不用说多个了)儿子和媳妇都不满,怎么做都不对。在父母年龄不老、身体较好时,问题还不太大,一旦父母年龄老了,身体不好,两个儿子媳妇都不愿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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