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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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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11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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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屏南龙潭村喜迎宁德撤地设市20周年暨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揭牌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温铁军(左二)和宁德市委副书记曾智勇(右二)、屏南县委书记党帅(右一)、屏南县委副书记、县长柳岳(左一)共同为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揭牌。屏南县委书记党帅致辞 党帅致欢迎辞,他说,“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汇聚了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福建农林大学经济学院“...
2020 - 10 -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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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疫情暴发时,他们为了保障食物供给,在各自的岗位上坚守。他们是种粮的农民,是为一线医护人员送餐的外卖小哥,是在重重压力下组织员工加班稳生产的粮食企业人,是为空巢老人送菜的社区大姐…… 他们就是我们的粮食英雄!今年的10月16日是世界粮食日,也是联合国粮农组织75周年的纪念日。10月16日至25日,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处与头条搜索共同举办了“粮食英雄”投票活动,选出在疫情一线为了保障...
2020 - 10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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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快推进城口县乡村振兴试点示范工作,进一步加强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10月9日-12日,由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与四川战旗乡村振兴培训学院、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共同主办的城口县乡村振兴试点示范专题培训班在四川成都战旗村圆满完成。来自重庆市城口县的党政干部、村两委负责人、集体经济负责人及部分市场主体共40人参加学习。本次培训班邀请到中央党校、浙江农林大学、重庆农科院等高校专家授课。内容围...
2020 - 09 -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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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新时代中国乡村建设论坛暨城口乡村振兴论坛成功举办2020年9月23日,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主题的第三届新时代中国乡村建设论坛暨城口乡村振兴论坛在重庆市城口县成功举办。本次论坛由重庆市农业农村委、重庆市扶贫办、西南大学、城口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城口县农业农村委员会、城口县委组织部、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西南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联合承办。期间,来自北...
2020 - 08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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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27日-8月29日   四川成都.战旗村进入2020年,是乡村振兴战略取得重要进展同时也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而这不平凡的一年又给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带来了新的挑战。为此,国仁乡村振兴论坛继连续举办“新时代村庄与集体经济转型高级研修班”、“‘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现代化’高级研修班暨村书记乡村振兴工作研讨会”以及“‘三级市场理论与操作方案’在线研讨会”...
百年乡建
2016 - 01 - 02
从统计数字来看,中国粮食生产自2004年以来呈逐年上升态势。根据中国的统计口径,中国粮食(包括大豆和薯类在内)总产量从2003年的4.3亿吨增长到2014年的6.07亿吨,增长了42%。2015年粮食产量有望继续增加。单纯从统计数字来看,中国粮食产量持续增加,农民收入也在增加。  当前中国粮食供求状况  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在国内产量不断增长的同时,粮食进口数量也在逐年增加。2014年,中国进口粮食(包括大豆)总量达1.04亿吨。截至2015年10月,今年粮食进口量已达1.03亿,基本与去年全年的进口总量相当。虽然2015年进口的粮食总量比2014年同期明显增加,但是进口的总金额比2014年下降,这表明国际粮食价格仍呈下跌趋势。当前,中国国内粮食产量增加,但粮食进口量却在增长,致使社会库存量增长。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是因为国内粮食的生产结构存在矛盾,如大豆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已超过了80%;二是因为中国的农业尤其是粮食等大宗农产品(000061,股吧)缺乏国际竞争力。由于自然禀赋的原因,中国耕地面积有限,农户数量巨大。目前,中国拥有约1.3亿公顷的耕地,而承包土地的农户达到2.3亿,平均每个农户的耕种面积不足0.5公顷。这种分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使中国农业在提高国际竞争力方面遇到很大困难。近些年中国的粮食产量虽然在增长,但是生产成本也不断提高,推动了国内粮价逐步上涨,甚至超过国际市场的价格,导致更多来自国际市场的粮食进入了中国。  从今年1~9月份的价格来看,中国国内批发市场的小麦、玉米、大米平均价格分别比进口到岸完税后的成本价高36.6%、50.6%、41.6%。国内粮食价格高于国际粮食价格,除了国内生产成本高之外,其他原因也不可忽视。一是自2011、2012年以来国际粮价大幅度下跌。二是人民币汇率坚挺,对美元的汇率不断上升,这意味着以美元计价的粮食进入中国市场后的价格会...
2018 - 09 - 18
【内容提要】乡村建设与乡村革命长期广泛地存在于现代中国并存在着很多互动,然而很多时候两者被二元对立起来,且前者被“好人好事”“就事论事”“成王败寇”这样的常见论述所主导。我们需要以充分的乡土自觉和国情意识,结合更为多样且具体的历史经验,同时将乡村建设和乡村革命置于全球资本主义扩张和现代中国内外环境变化这一宏观背景下进行理解。在新视野的检视下,两者互为表里、相互转化且隐现交错。以此为基础,将有利于推进革命视野下的乡村建设研究和建设视野下的乡村革命研究,并以民众民间的建设视角重新理解现代中国。【关键词】乡村建设 乡村革命 改良沟口雄三(1996)曾指出:“(梁漱溟与中共)这两条道路虽然在中国是否存在阶级这一革命的根本问题上是相互对立的,但在建立新中国的局面下,却显现出犹如两根稻草被捻成一根绳子般的协调。”乡村建设与乡村革命长期且广泛地存在于现代中国,然而很多时候被二元对立起来,内在联系被切断,并被“好人好事”“就事论事”“成王败寇”这样的常见论述所主导。有感于此,本文及随后各篇文章尝试“跳出乡建看乡建”,以“百年乡建”为新视野,进一步揭示乡村建设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其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梁漱溟所描述的客观意义上的“(百年乡村)破坏史”,也将看到主观意义上知识分子的“伤心史”,还可以看到乡土社会筚路蓝缕百折不挠的“建设史”,“百年乡建”这条大河尽管流得很慢,但水深才能静流。需要说明的是,现代中国产生了多种类型且复杂多样的革命,本文所讨论的主要是与乡村建设在动员对象与形式、内容上都直接相关的乡村革命。一、不保守的改良与不激进的革命现代中国在剧烈转型进程中产生了多样化的理论,同样也存在着多样化的实践。如果说理论讨论不应简单用“保守-激进”类似的二元框架,这些实践也不能停留于“改良-革命”的人为二分中,特别对于紧密结合乡土且努力回应现实的“乡建式改良”。现代中国改良光谱复杂多样,乡村建设之...
2018 - 09 - 12
金融资本主导全球化已经造成的“粮食金融化”,是导致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后全球粮食安全形势严峻、粮食进口依存度高的低收入国家发生动乱的最重要因素。这个在金融资本全球化历史阶段所内生的灾难性后果,作为不断发生的教训,已经引发国际社会的警觉;同时,也对中国在上世纪适应产业资本向农业扩张阶段而建立的粮食安全战略及其相应的保障方式提出了新挑战。粮食金融化:国际粮价波动主因粮食金融化,是全球化或者说金融资本全球化框架下的一个重要问题,它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体经济高度金融化所衍生出的一个剖面。所谓实体经济的金融化现象,本质上是社会经济体系中实际发行和流通的货币及其衍生品的总量显著超过实体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流动性的正常数量,因此使得本来取决于产品供需基本面情况的价格体系中的关键价格环节,受到货币及其衍生品也就是金融产品的供需情况变化的直接影响,并且这种影响甚至超过了产品供需基本面情况对产品价格变化的作用;而价格是市场经济体系下实体经济的核心环节,于是最终出现了金融产品市场形成的虚拟经济掌握了生产产品与服务的实体经济的定价权的现象。需要指出的是,金融化表面上看是超发货币及其衍生品导致的经济现象,但它绝不属于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通货膨胀的概念范畴。通货膨胀实质上还是虚拟经济(金融经济)因为实体经济形势变化而被动地超发货币。金融化之最为本质性的不同,则是虚拟经济利用超发货币及其衍生品导致流动性过高而掌握实体经济定价权以控制实体经济,达到通过操纵价格短期变化而实现财富集聚为目的的有主动意识的经济行为。因此,金融化对产业发展和社会生产力进步具有严重的破坏作用。实体经济金融化,是在近年来国际经济体系中流动性不断增强到严重泛滥的情况下普遍发生的新经济现象,这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发展深化的必然产物,即金融经济对国民经济投资和国际经济体系的主导作用超过实体经济,金融资本家对经济的控制力量超过产业资本家。在这种...
2018 - 09 - 06
伴随经济中心从欧美转向亚洲,大陆与海洋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一带一路”战略实际包括了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印中巴两走廊、欧亚大陆桥等众多范畴,大陆联系的重要性显著提高了。如果说美日海上同盟是对冷战格局的延伸,那么,“一带一路”却是对历史路径的回归。重复资本主义道路,“一带一路”不可能成功  “一带一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计划,它面临的困境和挑战绝不只来自经济学家们谈论的资金、资源、市场和劳动力方面,而且也必定来自政治、文化和其他方面。世界经济的重心向亚洲的偏移将带来一系列政治、社会、文化、宗教、语言等方面的问题。反过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核心就在于其经济与政治、文化、习俗、宗教等等的脱离,在于其经济过程对社会关系的破坏和摧毁。因此,“一带一路”必将是一个针对资本主义经济模式进行改革的漫长过程,也必然是将历史文明与未来的社会主义相互连接的进程。   说历史文明,是因为这一新计划的四个关键概念,即路、带、廊、桥,正是亚洲跨社会体系或历史文明的纽带。就像古代的丝绸之路不仅是物的交流的走廊,而且也是精神交流的纽带一样,“一带一路”将要穿越如此广袤的陆地与海洋,连接起不同的民族、宗教、语言、习俗和传统。如果没有文化间的交往和交流,这一宏伟蓝图难以成功实现。说这一计划不可避免地具有社会主义色彩,是因为如果不能克服任由资本主义经济逻辑主宰这一广阔而复杂的网络的局面,这一计划必然像以往的各种发展主义模式——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的发展主义模式——一样,因对文化多样性和生态多样的破坏而遭致失败和报复。  “一带一路”不是单一国家的计划,不是一个以领土及其扩展为目标的帝国再造计划,而是一个以“互联互通”为中心概念的、以多重复合的参与为基本内容的动态过程。面对这一史无前例的世界实验,任何缺乏深刻和长远认识的经济计划、金融扩张和军事冒险,都将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现在谈论“一带...
2018 - 09 - 05
战后时期(1945-1980)的一个显著的标志,是左翼的社会管制积累模式获得了某种主导权。但随着掌控这种模式的社会关系遭遇侵蚀和崩溃,跨国资本主义的方案取而代之,重获霸权。一种广泛流传的观点认为,对克服当前阶段的结构性危机而言,这一霸权非常重要,它虽有不平衡和失序的特点,但能够保持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组织的基本原则。换言之,一个新的全球扩张阶段将延续前一阶段的分化,但它是“可接受”和“已被接受”的,因为其结果将导向广泛的平衡,尽管并不平均。  虽然在纸面上看来这种论点似乎是合乎想象的,然而我对其可行性抱有很大的怀疑。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那些过时的因素,使得资本主义不可能通过技术革命和与其相伴的“以资产为基础的积累(asset-based accumulation)”模式和全球化等等途径,实现任何的“复兴”。事实上,由统治资本所塑造的新右翼的策略,与工人阶级和世界人民毫无关系,根本不把他们的利益和观点当回事。  苏珊·乔治(Susan George)已经清楚地揭示了隐藏于新右派方案背后的真正“理由”。卢加诺(Lugano Report)报告显示,所有西方七国集团成员的政策,以及为了实施这些政策所使用的手段,都掩盖了全球数十亿人的贫困和死亡的。集体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知道这些贫困和死亡,他们决不会愚蠢到不知道这些。在所谓的文明冲突论的幌子下形成的策略,正是要通过毁灭大批的牺牲者,来解决这些问题。  无疑,边缘地区的人民不是唯一的牺牲者:在中心地区,由于统治资本的利润最大化原则对社会正义原则的破坏,这一状况也已造成部分人群社会地位下降、失业、不安全、贫穷和被排斥。一段时期以来,这些受害者的反叛潜力被统治阶级所忽视,也就是说,统治阶级不认为普通民众和一部分中产阶级最终会采取行动来批判这整个体系。然而,从西雅图到热那亚发生了一系列抗议行动,这些行动被不准确地命名为“反全球化”运动,...
2018 - 09 - 04
摘要:抗美援朝战争以及稍后展开的抗美援越战争既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人民战争的延伸,也是其终结。我们对于和平的探索已经是在一个后人民战争的、去政治化的时代语境之中了。在这个新的历史时刻,能够遏制帝国主义战争、打破朝鲜半岛和海峡两岸的分隔体制、缓解东亚区域内的国际冲突的条件在哪里?关键词: 抗美援朝 人民战争 朝鲜停战 核威慑 国防战争 国际主义战争在朝鲜停战六十周年的今天,即所谓全球化和后冷战的时代,朝鲜半岛的分断体制、台湾海峡的分隔状态仍然在持续。这种分隔状态也体现在历史记忆的领域:韩国、朝鲜、美国、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有着各不相同的战争记忆和历史阐释。对比首尔的战争纪念馆与平壤的祖国解放战争纪念馆,参照中国大陆有关朝鲜战争的叙述,美国对朝鲜战争的近于刻意的遗忘,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事件的不同面影。朝鲜战争始于1950年6月25日,朝鲜方面称之为"祖国解放战争",韩国方面称之为"六二五事变"和"韩国战争",美国则称之为"韩战"。中国介入战争是在1950年10月8日,其时美军不仅已在仁川登陆,而且挥师逼近了鸭绿江,故称之为"抗美援朝战争"。命名的政治也是记忆的政治。中国军队在战场上面对的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包括韩国军队在内的、由十六个国家的军队组成的所谓联合国军。相对于越南战争,美国对于朝鲜战争的记忆是模糊的,近于有意识的遗忘,那么日本呢?根据《日本海上军力的战后再军备》一书,日本曾秘密[2]派出船只人员参加战争: "1950年10月2日至12月12日间,共出动46艘扫雷艇、一艘专门用来触发压力型水雷的大型改装试雷船,1200名前海军军人在朝鲜港口元山、郡山、仁川、海州和南浦行动。日军共清扫了327公里的航路和607平方英里的海域。"[3]除了为美军提供后勤支...
2018 - 08 - 23
最近几年,我们正在做百年乡村建设的总结,又正好拿到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的重大项目,就利用国家推进新农村建设战略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机会,开展了一些和这一百年来去激进的现代化进程有关的一些研究农村的工作,其中有很多可以叫做乡村复兴。乡村建设,我们是沿用了以前的概念,但是,它实际的内容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全面复兴。   乡村建设过程本身其实是一个社会多元化的群体在乡村建设这个大的平台上互动、交流和包容,最终走向大众民主的这样一种社会运动过程。我们对于激进现代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精英民主有一种实质性的不认同,因为精英民主最终一定是走向排斥性的。我们知道无论是以什么形式实现的精英治理,都带有精英专制的特点,这是不可避免的。而只要是精英治理,一定会出现所谓精英俘获,只要是精英俘获,当然一定是排斥性的。这和资本化有关,所以资本化的过程一定是少数资本占有者获得利益,而精英治理一定是精英俘获,也就是说社会资本的资本化过程的收益也主要是精英占有。因此,实质性的不认同,就促使我们另外一个趋向,这个趋向就是看有没有可能实现去精英化的大众民主。而世界上几乎找不到大众民主任何成功的范例,因为大众的利益是更为多元化、更难整合的,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大陆所谓的大众在很大程度上,如果按照政治经济学定义,可以定义为小资,这个小资的利益多元化是最难形成所谓的自觉阶级,也就是说他不可能是一个自我的意识、自我定位非常清楚的这样一种社会群体。社会上很多学者都认为是为大众在呼吁,也认同自己站在大众的立场上,但大众本身却几乎无立场,他往往会跟随着主流的任何意识形态的宣传,把这些东西变成自己的口号。因为自己并没有任何自我认同的可能性,是因为他的高度分散的利益,每一个小资的利益都很小,又都是目光短浅的,因此你很难让小资们达成一致。所以,当我们从事乡村建设,特别是当代乡村建设时,继承前辈知识分子的理念,我们就说这个平台...
2018 - 08 - 22
【内容提要】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对土地问题的探索历经三个阶段。定县实验时,平教会对土地问题已有初步认识,但生计教育的重点是改良农业和建立合作社。战后的华西实验明确将土地问题视为乡村经济的核心,提出统租分佃和创置社田的方案,这体现了平教会希望通过温和的方式和组织生产的力量解决土地问题,达成合作化和组织化的生产生活模式的乡村改造目标。然而,创置社田难以实施,平教会转而积极协助政府推行农地减租,同时也不放弃统租分佃的努力。平教会的和平土改历程始终充满着张力,这使其土改探索基本停留在方案层面,难以付诸实践。【关键词】平教会 土地问题 创置社田 农地减租   考察近代乡村建设史,很难绕过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以下简称“平教会”)。作为一个具有启蒙和改良意味的知识分子民间社团,平教会对社会改造一直抱有浓厚兴趣。其工作重心经历了从平民教育、县政实验到经济建设的演变。本专题中潘家恩和张艺英、温铁军的文章[1]对此都有涉及,本文拟继续深化,结合近年公开的华西实验区档案,梳理平教会探索土地问题的历程[2],以进一步揭示近代乡村建设的复杂面向。一、定县实验:初步认识土地问题  1923年夏,以“除文盲,作新民”为宗旨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在北京成立。1926年,在河北定县设立平民教育实验区。1929年,总会机关迁至定县,全力推行以县为单位的乡村建设实验,工作范围也由先前的文字教育扩展为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四大教育。[3]生计教育主要从技术层面、组织层面着手,重点在改良农业生产和建立经济合作社。其目标是“要训练农民在生计上的基本智识和技术;要创设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要养成国民经济意识与控制环境的能力”。[4]换言之,要用教育方式达成组织化、合作化的经济建设。在此过程中,土地问题逐渐进入平教会的视野。  先是生计教育部主任姚石庵在工作中发现农村土地分配不合理,于是...
2018 - 08 - 01
仝志辉: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特邀研究员,研究领域:乡村政治、乡村治理和农村民间组织,著有《选举事件与村庄政治》等。   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仅要使服务组织服务农业,更重要的是要让它能服务农民。当前很多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只是为少数大农户服务的,更有一些主要是为龙头企业和农业资本服务的。有些服务组织虽然服务农户,但是服务收益也很少分享给农户。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必须和国家战略相向而行。国家的“三农”战略是要使农业现代化和农民收入提高同步实现,通过扶持大规模土地经营的农业企业和家庭农场,将广大中小农户挤出农业和农村,想以此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这样做不是真正对农业和农村发展负责。为此,需要认清以下的战略选择。一、扩大中小农户在服务环节的利润分享,实现适度规模经营要增加农民收入,需要扩大农户的农业经营规模。为此,很多地方政府把扩大土地经营规模作为扩大农户经营规模的主要方式,希望在追求减少农民的基础上扩大单个经营主体的土地经营规模。由于城镇化在一定时期接纳农民数量有限,需要较长的历史过程,因此总体上我国农业始终会是人多地少,即使城镇化率达到80%,我国也至少会有3亿农民,这就决定了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有一定限度,只能是适度的。在我国的农业经营主体中,多数还是没有达到适度土地经营规模的“半耕半工”农户。扩大农业经营规模的主要方式不应该是扩大少数大农户和外来资本的土地经营规模,而应该是扩大广大中小农户在农业服务环节的经营规模。扩大农业服务规模是扩大农业经营规模的主要方式。即使是一个农业为主的乡镇,对其所有农户的农业生产各环节所需的各类服务,加总起来的经营规模和其中的利润规模都是相当可观的。这些服务需求如果由农户自己联合起来提供,农户的经营规模自然就会扩大。第一个战略选择是:扩大中小农...
2018 - 07 - 13
我给的题目是未来的维度,其实不久前我们也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小型的学术会议,以此作为题目。对我自己来说,在我的整个的思考当中,提出“未来的维度”并且希望大家共同去想象未来、提出对未来的思考,是非常急迫的一个问题了。我想我其实应该和Anita的发言换一下,因为我的观点好像有一点沉重、或者是悲观,因为我说,对于我来说未来不是一个时间问题,我提出未来不是想在时间的意义上去描述它或者思考它。因为,今天我们所拥有的时间,无外乎是两种观念当中的时间。一种很奇怪,在今日中国也一样,我们的时间是基督教式的时间,也就是所谓的“乐园-失乐园-复乐园”式的时间,一个这样的历史想象和这样的文明想象。当然,更重要的一种时间是发展主义的时间,也就是一维的和线性的时间。我们相信这个时间是有意义的、有指向的,是不断的将人类带向更美好的、更繁荣的、更文明的、更富强的未来的这样的一种时间。而我来说,一个很好玩的事情是,中国的时间,在中国的当代文化当中,几乎完全消失了。或者说中国时间也就是自然的时间,四季更迭的、生命轮回的、日出日落的、春播秋收的这样的一种自然时间其实完全在我们的文化当中丧失了有效性。我们大概无外乎是按照前面说的那样两种时间来想象,那么对于我来说我所要讨论的“未来”和这样的时间无关。同时我也要说明,我要谈论未来的话,也和乌托邦无关。我的未来不是说我们需要一个乌托邦,或者说我们的未来想象一定需要一个关于乌托邦的想象。因为在我的理解当中,“乌托邦”并不是一个关于未来的特权叙述。“乌托邦”也可以是一个关于过去的、关于我们失落了的天堂的故事。或者乌托邦也不一定是正面的,乌托邦也可以是反面的。事实上二十世纪就是一个书写反面乌托邦的年代。我开玩笑说,在二十世纪,我们所有的故事都不是“善托邦”,都是“恶托邦”,都是那些恐怖的、绝望的、黑暗的没有救赎的故事。所以我说我提出未来和乌托邦无关。我提出未来和什么有关?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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