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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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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09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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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由国家乡村振兴局中国扶贫发展中心、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指导,中国扶贫志愿服务促进会、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联合主办的“2021中国乡村振兴人才论坛”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论坛现场对外发布了“中国乡村人才振兴优秀案例”入选名单,北京共仁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共仁基金会”)“头雁计划:培养乡村带头人”案例成功入选。“中国乡村人才振兴优秀案例”入选名...
2021 - 09 -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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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盘去殖民化,全球亚马逊化!Decolonize your Plate, Amazonize the World!国际CSA联盟——URGENCI 于近日通过网站(urgenci.net)正式对外界宣布,国际CSA线上研讨会将于2021年10月25日-30日召开。这将是第八届国际CSA大会暨第五次欧洲国家CSA运动集会。与此同时,这次会议的如期到来也标志着巴西CSA网络成立十周年。紧随其后的是1...
2021 - 07 -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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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的两大国家战略,源自于对我国当代社会发展经验的总结和对复杂国际环境变化的判断。近代以来,乡村一方面是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载体,另一方面也愈发成为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并且还将持续在国内大循环的背景下发挥关键作用。因此,如何在两大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继续深入探索认知我国广大乡村的生态环境、历史文化、特色农耕等立体要素资源,进而引领城乡融合发展,推动乡村经济、社会、生...
2021 - 06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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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1年6月12日,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的“2021重庆乡村振兴与文旅产业发展高峰论坛”上,由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总干事黄志友代表主办方发布了由重庆日报、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爱故乡文学与文化专业小组联合发起的2021年度“口述乡村·故乡纪事”计划,面向全国征集1000篇述说乡村历史、描写乡村风貌的优秀文章,欢迎大家积极投稿!写给乡村的一封信中国作...
2021 - 06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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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1年6月15日 – 7月18 日在线会议:ZOOM会议 & 小鹅通直播同声传译:全程提供英语/西班牙语/普通话三语翻译主办单位: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国仁全球大学堂合办单位:亚洲学者交流中心,全球和平妇女,墨西哥地球大学,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村建设学院,岭...
百年乡建
2018 - 07 - 13
〔提要〕大众传媒的公共性是大家对它的主要期待之一,是和社会的知情权,社会沟通的基本方式,以及政治运作的基本方式密切相关的。通过对媒体的公共性、阶级性与利益集体的关系,“去政治化”、国——党体制与阶级话语的消失,媒体“去政治化的政治化”与新秩序,网络传媒,阶级话语的变调,反对政治与意识形态霸权的三重构成,意识形态分析中“国家”概念的有效性,大众传媒的立场与知识分子的立场等诸多问题作的论述,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去政治化的政治”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问题。〔关键词〕大众传媒;公共性;去政治化;政治国家;立场汪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读书》杂志执行主编。许燕: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访谈时间:2004年8月(本文是2006年3~4月间汪晖根据采访记录重新整理而成) 媒体的公共性、阶级性与利益集团的关系许:您对自由主义、思想史方面很有研究,能不能从这些方面谈谈媒介?汪:媒介这个概念本身比较模糊,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是媒介,大学、商店、组织都是媒介。我想您问的是大众媒介,尤其是新闻媒体,比如报纸、电视、广播等等。大众传媒在现代社会扮演重要角色,大家对它的主要期待之一,是它的公共性。媒介的公共性是和社会的知情权、社会沟通的基本方式,以及政治运作的基本方式,密切相关的。媒介的转变既是公共领域发生转变的结果,也是推动公共领域发生转变的动力。关于公共领域这个概念,已经有很多讨论。比较重要的是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性转化》中做出的,它被界定为一个介于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领域,它的基本原则是参与性的、平等的和理性的对话,平等表现在任何人都可以进入(非排他的),任何人都是平等的成员,对话必须是在平等基础上的理性的对话。稍早一些,汉娜·阿伦特用公共空间这个概念描述相近的领域。在王权社会,王公贵族、皇室都是处在社会顶层的特权阶级,他们以公共的名义代表整个社会。因此,公共领域与国王...
2018 - 07 - 13
摘要:当代资本主义是普遍化垄断的资本主义。即是说,垄断再不是在一片相对自主的企业汪洋大海中的孤岛(即便它有多重要)。垄断已经成为一个整合的系统。这些垄断集团紧紧控制所有生产系统。中小型企业,和甚至严格来说不算是寡头的大企业,都被束缚于垄断集团布置的控制网络中。它们的自主性萎缩至只沦为垄断集团的分包人。在1980-90年代,资本愈益集中于美国、中西欧与日本这三巨头里,而这个普遍化的垄断系统正是资本集中新阶段的产品。普遍化垄断正主宰全球经济。所谓的“全球化”,是指它们对全球资本主义边缘地区的生产系统施以控制的一系列要求。这无异于帝国主义的新阶段。普遍化和全球化垄断的资本主义系统,确保这些垄断集团能从资本剥削劳动所榨取的巨量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征收垄断租。由于这些垄断集团在全球体系的边缘地区运作,即是说垄断租正是帝国主义租。 因此,界定资本主义不同阶段历史形式的资本累积过程,它的驱动,是极大化垄断/帝国主义寻租。资本累积重心的转移,正是收入与财富不断向垄断集团集中的根源。这些利益大部分被统领其他寡头集团的寡头(富人统治集团)所垄断。他们不惜牺牲劳工应得的报酬,甚至非垄断资本的收益。这种持续增长里的不平衡状态,转而成为经济金融化的根源。即是说愈来愈大部分的剩余价值不再被用来投资于扩张及深化生产系统。因此,在垄断集团的控制下,资本累积要持续,惟一选择是把这些过剩的剩余用作金融投资。金融化是收入及财富分配日益不平等的原因。它产生不断增长的剩余,而且以此自肥。“金融投资”(或者说其实是投资于金融投机)以令人晕眩的速率一直在膨胀,完全与实体生产投资与GDP增长脱节。GDP增长也变成大部分虚拟增长。金融投资的爆炸性增长需要各种形式的债务作为燃料,尤其是主权债务。霸权国政府声称寻求“减债”,实际上是在故意说谎。因为金融化垄断集团的策略要求通过债务增长来消纳垄断的剩余利润。所以它们在追逐债务,...
2018 - 07 - 12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在《乡土中国》中写道,乡下人离不了泥土。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34岁的冯海铎平日生活在北京,在一家义齿加工厂做厂长。每到春节,他会回到位于河南邓州农村的老家。家中的地靠父母种着,“没办法,农民离了地就没法活。”虽这么说,冯海铎也清楚,到了他儿子这一代,在城里有一套房才是正事,“不给儿子买套房以后就没法说媳妇、抱孙子”。在城市的工厂区、城乡接合部、城中村,有很多的“冯海铎”。他们有家有土地,他们因为耕地少、收入低、宅基地不够、给儿子进城买房等等原因来到繁华的都市找机会。工业化、城市化大潮以来,人口流动开闸,几亿农民工到外埠打工,很多村庄成为留守老人与孩子的“保留地”。同时,原本用于农村、农业、农民的土地,现在转入了城市,成为城市建设用地,土地城市化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人口城市化的增长速度。2月4日,新华社刊发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此次一号文件首次提出乡村经济要多元化,培育一批家庭工场、手工作坊、乡村车间;进一步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的房屋使用权,也明确不得违规违法买卖宅基地。放在更大视野来看,乡村振兴战略是在城乡发展严重不平衡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中国近40年的市场化改革激发了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形成了新的社会结构,城市化加速与经济高速增长相伴,造成了城乡关系的紧张。“中央一号文件”有两波农业浪潮。20世纪80年代曾出台了指导农业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拉开了中国城镇化的大幕。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开闸,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加之后来中国加入世贸,与全球市场打通,开启了浩浩荡荡的农民工大潮。而从此,城乡也走上了分叉口。到了2004年,时隔18年又一次出了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这个文件开始减免农业税,对种粮农民开始补贴,对主产区市...
2017 - 12 - 01
文章来源:本文根据温铁军教授2016年12月30日在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的第四届中国爱故乡大会暨2016爱故乡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开幕式致辞整理而成。已经温铁军教授审定。谢谢中国农业大学提供这么一个场地,也谢谢刚才致辞的景书记讲到的这些单位和这些人;也谢谢刚才李主任在这儿强调了乡村文化本身内在的组织载体重构,它能够凝聚人;也谢谢永青基金会这么多年来对几乎不产生任何GDP的活动给予长期的支持;谢谢在座各位,各个方面的朋友们大家的努力。如果没有我们大家这么不计任何代价,不追求GDP的努力工作,我们的乡村文明,我们的故乡的失去的速度,会远比现在快得多。今天北京又发出了雾霾橙色警报,估计2016年的关键词“躲霾之旅”将会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词。刚才大家说到乡村文化的可贵之处,除了它自身的价值,还有很重要的发展价值。其实就是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躲霾之旅”其实是城市人群对乡村文化的一次被动发现。因为,人们被霾笼罩,岂止北京,整个华北大地都是如此,这种霾已经成为不可逆的自然现象,同时也是人类社会自毁的现象,两个作用叠加在一起的时候人们才会反思。有人很欣赏马云的一句话,别的你能躲,霾你能躲得了吗?如此严重的大面积雾霾是怎么发生的呢?主要是因为我们长期坚持发展主义思路,并且是极端发展主义。使得长江以北被霾笼罩。中国的地理分布西高东低,长江以北几乎没有横向的、东西走向能够阻断雾霾的山!于是,从长江工业带到淮河工业带再到华北工业带,我们几乎都是按照产业文明的发展思路,把产业集群压在城市集群上,城市带就是产业集群的载体,确实创造最大的GDP,世界排名前15名的特大城市一半以上在中国;也确实制造了世界上最大的污染。老天爷开始罚我们——气候变暖了,这又被公大多数人认为是人类工业活动、城市活动的结果。这个气候暖化导致北方南下的冷空气没劲了,从长江城市带开始形成的工业污染叠加着城市污染向北推,于是乎北京、...
2018 - 09 - 21
希腊人民是欧洲乃至全世界人民的榜样。凭借着勇气和明辨,希腊人民拒绝了欧洲以及国际金融(组织)卑鄙的强制性命令。他们已赢得了第一场胜利。因为希腊人民相信,除非民主能够在推动社会进步中发挥作用,否则它难以立存。他们已经揭穿了这场民主的闹剧。所谓民主,只是接受和屈从由金融独裁所导致的日益衰败的社会状况。在欧洲,社会进步是不合法的。为了把民主的危机降低到零,欧洲已进行了系统性的建设。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让-莫内,以及罗伯特.舒曼(两个拥护维希政府者)已经着手准备重建那些政治力量的合法性,它们曾因欧洲与纳粹的合作而被摧毁。尽管欧共体的章程在其他国家中受到拒绝,法国全民公投是其中一个(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对民主的拒绝),但是欧共体的建立,以及对其章程的强制采用还是使得一个金融资本独裁政权得以抬头。为金融寡头所用的媒体舆论对欧洲民众进行系统性的洗脑,使他们始终被这些幻象喂养,而这些幻象强大到足以摧毁他们迎接挑战的能力。他们大部分人始终相信,他们必须把欧洲以及欧元区从这次的崩溃中拯救出来。(但如今,在希腊和西班牙已经没那么多人这样想了。)只要欧洲还困于这些大机构的束缚当中,它就只能是这样。因为任何质疑那些令人生厌的现存秩序的尝试都已经被这些大机构宣布是非法的。过去希腊人就因为他们的选择都变成了不法分子。欧元区难以为继。欧元区子系统违反了(作为)一个稳健可行的货币管理的基本法则。那些由于过度不公平而引致无法承受的后果的经济体制,都会被它强加上一个所谓的“竞争性”的普遍法则。为了开启一个限制性市场以应付金融垄断所导致的突然袭击,基本上由中小企业组成的生产体制得以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上)取得了一定的进步。然而,欧元区(的出现)可能已经使这些进步毁于一旦。西班牙就是一个悲剧性的例证。其他国家,包括芬兰,甚至是法国都相继成为牺牲品。如今,欧元区只能是使“德国的欧洲”重演的工具。实际...
2018 - 09 - 20
此文根据温铁军教授2018年2月28日--3月1日在湖北省住建厅2018年度春季业务知识系列专题讲座和京山县“新时代湖北讲习所‘京山课堂’暨县委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上的部分讲座内容整理而成,已经本人审阅。此文为讲座第二部分。 演讲人:温铁军 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乡建中心主任,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对我们来说,2018年的开始,有点乍暖还寒。我们面临这样一个局面,不能像过去那样,维持所谓的融入西方现代化的梦想,不能再跟着一般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走。所以中央提出生态文明战略。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要回嵌自然环境,与生态多样性结合到一起。新时期的上山下乡运动生态文明最重要的内涵就是多样性。那么,多样性能在城市实现么?城市到处都是“水泥森林,柏油沙漠”。所谓“高楼大厦,千城一面”!那多样性在哪?在乡村啊。工业客观上是反自然的过程,农业则是与自然紧密结合的。由此看,中华农耕文明主要是在农村延续着。中国进入工业化,主要是晚清时期以后。此前,在长期的几千年发展中,除了战争时期之外,中国一直居于世界经济之首。走过农耕文明,经过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战争,经过工业化极速的发展,似乎经过了这样一个轮回,中国现在又回到了工业总产量世界第一,贸易量第一,外汇与货币总量世界第一。那我们会沿着工业化成功的经验继续向前走么?由于现在我们面临的局势非常复杂,不能再按照资本主义的一般性道路走下去,那就要转向生态文明,转向乡村振兴。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个转型呢?在世界范围内,全球发达国家为主的制造业在下滑。经济上看,毫无疑问中国是经济总量第一的大国。中国不仅是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这是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达到的,而且中国拥有的工业门类也是世界最全的。由此,相对应的就是工业总量第一。那么,也就对应大规模出口大规模进口,因此我们毫无疑问是世界贸易总量第一的...
2018 - 09 - 04
摘要:萨米尔·阿明的资本主义批判一直富有浓厚的依附理论色彩,在“中心”与“外围”的概念层面中,基于对帝国主义和第三世界在经济体系中的关系,依次展开诸如全球化、民主等范畴在现实的全球政治问题中的问题域。然而,随着当前第三世界人民运动的激进化,随之而来的是更加极端的帝国主义军事镇压:冲突撕裂着旧的秩序,在萨米尔·阿明看来,资本主义已然日薄西山。而这恰恰更深重的资本主义治理的结果,作为全球化的细胞的消费逻辑所制造的不仅是经济的贫困,更是直指人性的政治生活的贫困。理论在曲张的现实面前从宏观转向微观,阿明呼唤已然“逝去多年”的历史的主体。关键词:资本主义;激进化;民主;帝国主义;第三世界作者简介:萨米尔·阿明(1931—),男,国际著名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家,代表作有《不平等的发展》(1973)、《帝国主义和不平等的发展》(1976)等。译者简介:乔茂林,男,法学博士,中央编译局文献信息部助理研究员;李媛媛,女,中国药科大学外语系讲师。基金项目:本译文系“马工程”重大课题“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项目编号:2015MZD026)的阶段性成果。一、资本主义,一个已成为人性敌人的陈腐体系    和所有历史上的社会系统一样,资本主义在其不断上升的阶段已经完成了进步功能(相比之前的政治制度而言): 它已经将个人从此前体系强加的种种束缚中解放出来,它拥有规模前所未有的发达生产力,它将众多团体融入我们所知的国家,它为现代民主奠定了基础。然而,所有这些成就都因其阶级本质变得具有阶级特性和有限性,“自由”的个人实际上是“小康男性中产阶级”,而持久的父权制使得占人类二分之一的女性处于从属地位;民主的益处属于他;对人性的剥夺与被短期视线主导的经济利益计算的逻辑相联系,对更长周期的利益产生了严重威胁;国家权利已经被预留给了统治中心,而被统治和殖民的边缘地区已...
2018 - 08 - 22
中国民族主义的三种形态为了抗拒帝国主义入侵和克服内部分裂,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运动试图重建对中国的理解,其要点同样是将中国界定为一个主权的民族-国家,以确定其在国际关系中的独立地位。民族救亡运动不得不诉诸于殖民主义创造的世界秩序及其政治合法性原则。1912年十三世达赖的“驱汉令”和1913年的《蒙藏协定》所包含的种族、宗教和国家的多重要素与晚清民初高涨的汉族种族意识和政治民族主义桴鼓相应,它们诉求不一,但同受民族主义潮流的影响。在普遍王权瓦解和社会分裂的格局中,“一民族一国家”的观念内含于各种国家论述中,所谓“合同种而排除异种所建立的国家即为民族主义。”但这一民族-国家的普遍规范也为中国近代革命中的民族问题添加了许多复杂因素:如何在族群、宗教、语言、文化和习俗如此复杂的中国社会构造“民族-国家”?归纳起来看,晚清以降,中国的民族主义可以区分为三种主要的形态:一、辛亥革命前,为推翻清朝,孙文、章太炎等革命党人倡导以反满为中心形成汉民族国家论,所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及尊黄帝为中华民族始祖就是这一汉民族主义的产物。但是,正如许多论者指出的,这一汉民族主义是适应革命造反而产生的理论,一旦掌握政权的目的达到,它必然会向其他两种形态转化。二、康有为、梁启超以国际竞争和多民族的历史状态为根据,倡导“合群救国论”或“大民族主义”。这一理论认为汉、满、藏、回、蒙早已相互同化,应该在君主立宪框架下形成民族国家或国民国家。康、梁等人要求保留君主立宪的政体形式及以孔教为国教的想法,实际上透露了一种焦虑,即虽然认为满、蒙、藏、回、汉同属“中华民族”,但在宗教、血统、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的确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必须找到一种能够容纳这些差异的政体形式及其意识形态。第三,中华民国成立后“以清帝国的国家界线来断定民族范围的国族主义”或“多元性单一民族论”,其典型的表达就是孙文在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
2017 - 12 - 09
中国是否要走以乡村文明消亡为代价的城市化之路?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走向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这是顺应了时代发展必然的重大抉择。中国五千年传统文明与生态文明具有高度时代契合性。启动乡村文明建设,让乡村走向永续发展之路。  绵延数千年之久的中国乡村文明,正处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2012年,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镇化率达到了51.3%。这标志着当代中国已经从乡村社会转型为城市社会。处在这个历史性拐点的国人,一方面对中国百年之久追赶西方现代化的期盼给予了极大鼓舞,因为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另一方面,展望未来城市化的图景,面对快速消亡的乡村文明,却感到阵痛和担忧。因为在中国乡村快速消亡的背后,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传承载体的消失,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之根的动摇。在历史的天平已经开始向城市社会倾斜之时,中国是否一定要走以乡村文明消亡为代价的城市化之路?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走向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问题。  一、警世:乡村消亡危机的六个表现  1.文明形态上判处死刑:使乡村失去希望  作为中国传统文明载体的乡村目前遇到的最致命的危机,是在被认为是世界发展必然趋势的城市化浪潮中,失去了存在的时代理由。不论是一些地区正在搞得大规模“拆村建区”的城市化,还是许多地方热衷的“拆村进城”农民被城市化;不论是主流学者所主张的五年内让农民工终结的城市化,还是各地政府正在编制的城市化率成倍增长的城市化目标,在所有这些理论和行动的背后,都包含这样一个似乎是毋庸置疑的逻辑:即农村作为中国五千年农耕文明的载体,无法承载以工业化为内容的中国现代化。中国要实现近代以来几代人梦寐以求的现代化,必须走城市化之路。无论是被主流经济学理论的论证,还是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现代化之路,似乎都准确无误的回答了,单向度的走向城市化进程必...
2017 - 09 - 01
石油产量峰值[1](peak oil)的到来是勿庸置疑的事,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我们所熟知的全球粮食供应体系极度依赖于廉价的能源与长距离的运输——美国所消费的食品平均经历了1400英里的长途跋涉。石油产量峰值是否意味着不可避免的饥饿呢?有两个国家的情况具有预演性意义。它们有着截然不同的经历——一个面临着饥荒,一个粮食充足,前者是前车之鉴,而后者则是可供效仿的榜样。由于前苏联集团的解体以及针对古巴和北朝鲜力度增大的贸易禁运,北朝鲜和古巴过早而意外地遭遇了石油产量峰值。它们所得到的完全不同的结果部分要归结于运气:古巴的气候使其人们可以依赖相当有限的粮食定量配给而存活下来,而对于北朝鲜而言,在其严酷的冬季,同样的粮食定量配给却是过少而致命的。但是,更加根本性的原因是各自实施的政策。在危机面前,北朝鲜试图尽可能延长其原有工业化农业的正常开展,而古巴实施了一种旨在发展可持续农业和实现自给自足的政策。北朝鲜在20世纪90年代所遭遇的饥荒是近些年来最不为人所真正了解的灾难之一。人们一般把它归因于金正日政权的失败。其理由很简单:如果这个政府控制了一切,那么,它就必须为粮食的歉收负责。但是这一具有意识形态意味的指责却掩盖了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工业化的化学农业的失败。随着石油产量峰值以及其后产量不可避免的下降,其他许多国家也可能经历相似的灾难。北朝鲜是依照着绿色革命的模式来发展其农业的,这依赖于技术、进口机械、石油、化学肥料以及杀虫剂。这使得其实现了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 八十年代北朝鲜城市人口就已高达70%,农村人口只占人口总数30%. 尽管从七十年代起北朝鲜就出现了土壤板结和土质下降的迹象,但一直到八十年代末期,工业化的农业模式为其人口提供了足够的粮食。随后,苏联集团在1989年突然解体。石油、农业设备、化肥和杀虫剂的供应急剧减少,这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随后所发生的饥荒。就像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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