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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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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08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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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27日-8月29日   四川成都.战旗村进入2020年,是乡村振兴战略取得重要进展同时也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而这不平凡的一年又给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带来了新的挑战。为此,国仁乡村振兴论坛继连续举办“新时代村庄与集体经济转型高级研修班”、“‘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现代化’高级研修班暨村书记乡村振兴工作研讨会”以及“‘三级市场理论与操作方案’在线研讨会”...
2020 - 07 -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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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0年7月8 - 17日地点:香港屯门香港岭南大学康乐楼AM308会议室在线平台:Zoom网络会议同声传译:英语/普通话(部分场次提供西班牙语传译)时区:中国香港所属时区,格林威治标准时间+8工作坊(7月8 - 9日 星期三、星期四)直面三重困境:新冠疫情、经济衰退与气候危机7月8日 (星期三): 印度专题7月8日 (星期三): 印度专题HK 11...
2020 - 06 -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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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凤娇“新村小商号”是一家位于台湾新竹的无包装小店,致力回归内心本质的减废生活,减少一次性包装垃圾,鼓励重复使用包材,推动消费者使用手边既有容器,来填充茶米油盐及清洁等各项所需。“新村”是指1949年以后来台军眷聚居而成的村落。新村小商号创办人之一的拉拉,因为爷爷是来自天津的军人,所以从小在眷村长大。村里的婆婆妈妈,都会有一份自己的生活地图,知道买米要跑远一点跟村尾的杂货店阿嫂买,那里才便宜...
2020 - 04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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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并主持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时强调,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的关键阶段,务必一鼓作气、顽强作战,不获全胜决不收兵。重庆市城口县地处大巴山腹地,曾经交通落后、信息闭塞,集“老、边、山、穷”于一体,承接和集聚发展要素的能力微弱,是重庆最缺乏发展条件的地方之一。然而,就是这个曾经的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秦巴山区连片特困地区区县,在脱贫攻坚进程中走出了不一样...
2020 - 04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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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村寨到底有多少种可能如果不一一呈现出来也许连我们村寨自己都还不知道 在前段时间的村寨故事会我们听到了来自村寨伙伴的故事我们看到了每个返回村寨的人与村寨之间彼此陪伴与成长的历程 在短视频大赛中我们更是看到了村寨的真实生活之美而这种美好恰恰是最值得分享的内容 另外我们村寨的伙伴也因为这样的一些机会表达的能力越来越强了也越来越自信了这是我们这些活动的价值之一对于联盟而...
百年乡建
2018 - 08 - 23
最近几年,我们正在做百年乡村建设的总结,又正好拿到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的重大项目,就利用国家推进新农村建设战略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机会,开展了一些和这一百年来去激进的现代化进程有关的一些研究农村的工作,其中有很多可以叫做乡村复兴。乡村建设,我们是沿用了以前的概念,但是,它实际的内容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全面复兴。   乡村建设过程本身其实是一个社会多元化的群体在乡村建设这个大的平台上互动、交流和包容,最终走向大众民主的这样一种社会运动过程。我们对于激进现代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精英民主有一种实质性的不认同,因为精英民主最终一定是走向排斥性的。我们知道无论是以什么形式实现的精英治理,都带有精英专制的特点,这是不可避免的。而只要是精英治理,一定会出现所谓精英俘获,只要是精英俘获,当然一定是排斥性的。这和资本化有关,所以资本化的过程一定是少数资本占有者获得利益,而精英治理一定是精英俘获,也就是说社会资本的资本化过程的收益也主要是精英占有。因此,实质性的不认同,就促使我们另外一个趋向,这个趋向就是看有没有可能实现去精英化的大众民主。而世界上几乎找不到大众民主任何成功的范例,因为大众的利益是更为多元化、更难整合的,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大陆所谓的大众在很大程度上,如果按照政治经济学定义,可以定义为小资,这个小资的利益多元化是最难形成所谓的自觉阶级,也就是说他不可能是一个自我的意识、自我定位非常清楚的这样一种社会群体。社会上很多学者都认为是为大众在呼吁,也认同自己站在大众的立场上,但大众本身却几乎无立场,他往往会跟随着主流的任何意识形态的宣传,把这些东西变成自己的口号。因为自己并没有任何自我认同的可能性,是因为他的高度分散的利益,每一个小资的利益都很小,又都是目光短浅的,因此你很难让小资们达成一致。所以,当我们从事乡村建设,特别是当代乡村建设时,继承前辈知识分子的理念,我们就说这个平台...
2018 - 08 - 22
【内容提要】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对土地问题的探索历经三个阶段。定县实验时,平教会对土地问题已有初步认识,但生计教育的重点是改良农业和建立合作社。战后的华西实验明确将土地问题视为乡村经济的核心,提出统租分佃和创置社田的方案,这体现了平教会希望通过温和的方式和组织生产的力量解决土地问题,达成合作化和组织化的生产生活模式的乡村改造目标。然而,创置社田难以实施,平教会转而积极协助政府推行农地减租,同时也不放弃统租分佃的努力。平教会的和平土改历程始终充满着张力,这使其土改探索基本停留在方案层面,难以付诸实践。【关键词】平教会 土地问题 创置社田 农地减租   考察近代乡村建设史,很难绕过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以下简称“平教会”)。作为一个具有启蒙和改良意味的知识分子民间社团,平教会对社会改造一直抱有浓厚兴趣。其工作重心经历了从平民教育、县政实验到经济建设的演变。本专题中潘家恩和张艺英、温铁军的文章[1]对此都有涉及,本文拟继续深化,结合近年公开的华西实验区档案,梳理平教会探索土地问题的历程[2],以进一步揭示近代乡村建设的复杂面向。一、定县实验:初步认识土地问题  1923年夏,以“除文盲,作新民”为宗旨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在北京成立。1926年,在河北定县设立平民教育实验区。1929年,总会机关迁至定县,全力推行以县为单位的乡村建设实验,工作范围也由先前的文字教育扩展为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四大教育。[3]生计教育主要从技术层面、组织层面着手,重点在改良农业生产和建立经济合作社。其目标是“要训练农民在生计上的基本智识和技术;要创设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要养成国民经济意识与控制环境的能力”。[4]换言之,要用教育方式达成组织化、合作化的经济建设。在此过程中,土地问题逐渐进入平教会的视野。  先是生计教育部主任姚石庵在工作中发现农村土地分配不合理,于是...
2018 - 08 - 01
仝志辉: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特邀研究员,研究领域:乡村政治、乡村治理和农村民间组织,著有《选举事件与村庄政治》等。   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仅要使服务组织服务农业,更重要的是要让它能服务农民。当前很多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只是为少数大农户服务的,更有一些主要是为龙头企业和农业资本服务的。有些服务组织虽然服务农户,但是服务收益也很少分享给农户。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必须和国家战略相向而行。国家的“三农”战略是要使农业现代化和农民收入提高同步实现,通过扶持大规模土地经营的农业企业和家庭农场,将广大中小农户挤出农业和农村,想以此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这样做不是真正对农业和农村发展负责。为此,需要认清以下的战略选择。一、扩大中小农户在服务环节的利润分享,实现适度规模经营要增加农民收入,需要扩大农户的农业经营规模。为此,很多地方政府把扩大土地经营规模作为扩大农户经营规模的主要方式,希望在追求减少农民的基础上扩大单个经营主体的土地经营规模。由于城镇化在一定时期接纳农民数量有限,需要较长的历史过程,因此总体上我国农业始终会是人多地少,即使城镇化率达到80%,我国也至少会有3亿农民,这就决定了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有一定限度,只能是适度的。在我国的农业经营主体中,多数还是没有达到适度土地经营规模的“半耕半工”农户。扩大农业经营规模的主要方式不应该是扩大少数大农户和外来资本的土地经营规模,而应该是扩大广大中小农户在农业服务环节的经营规模。扩大农业服务规模是扩大农业经营规模的主要方式。即使是一个农业为主的乡镇,对其所有农户的农业生产各环节所需的各类服务,加总起来的经营规模和其中的利润规模都是相当可观的。这些服务需求如果由农户自己联合起来提供,农户的经营规模自然就会扩大。第一个战略选择是:扩大中小农...
2018 - 07 - 13
我给的题目是未来的维度,其实不久前我们也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小型的学术会议,以此作为题目。对我自己来说,在我的整个的思考当中,提出“未来的维度”并且希望大家共同去想象未来、提出对未来的思考,是非常急迫的一个问题了。我想我其实应该和Anita的发言换一下,因为我的观点好像有一点沉重、或者是悲观,因为我说,对于我来说未来不是一个时间问题,我提出未来不是想在时间的意义上去描述它或者思考它。因为,今天我们所拥有的时间,无外乎是两种观念当中的时间。一种很奇怪,在今日中国也一样,我们的时间是基督教式的时间,也就是所谓的“乐园-失乐园-复乐园”式的时间,一个这样的历史想象和这样的文明想象。当然,更重要的一种时间是发展主义的时间,也就是一维的和线性的时间。我们相信这个时间是有意义的、有指向的,是不断的将人类带向更美好的、更繁荣的、更文明的、更富强的未来的这样的一种时间。而我来说,一个很好玩的事情是,中国的时间,在中国的当代文化当中,几乎完全消失了。或者说中国时间也就是自然的时间,四季更迭的、生命轮回的、日出日落的、春播秋收的这样的一种自然时间其实完全在我们的文化当中丧失了有效性。我们大概无外乎是按照前面说的那样两种时间来想象,那么对于我来说我所要讨论的“未来”和这样的时间无关。同时我也要说明,我要谈论未来的话,也和乌托邦无关。我的未来不是说我们需要一个乌托邦,或者说我们的未来想象一定需要一个关于乌托邦的想象。因为在我的理解当中,“乌托邦”并不是一个关于未来的特权叙述。“乌托邦”也可以是一个关于过去的、关于我们失落了的天堂的故事。或者乌托邦也不一定是正面的,乌托邦也可以是反面的。事实上二十世纪就是一个书写反面乌托邦的年代。我开玩笑说,在二十世纪,我们所有的故事都不是“善托邦”,都是“恶托邦”,都是那些恐怖的、绝望的、黑暗的没有救赎的故事。所以我说我提出未来和乌托邦无关。我提出未来和什么有关?答案...
2018 - 07 - 13
摘要:全球气候变化是影响人类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从比较视野出发, 把气候变化导致的农业稳态社会和游牧流动民族之间的长期互动、亚洲大陆气候地理的多样性等因素纳入思考, 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的国家政治形态、文化延续性、乡土中国的低成本自治等的内在逻辑, 从而更充分地把握生态文明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意义。对于当下中国而言, 只有通过补短板、再平衡, 全面贯彻生态文明、乡村振兴等国家重大战略, 加强中央政府逆周期的综合协调能力和基层政府夯实乡土基础应对软着陆的能力, 才能使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保持平稳。 中共“十九大”之后, 海内外都在讨论关于生态文明与乡村振兴的一些新提法, 本文主要对两者内涵及其相关性做出阐释。一、全球气候变化对人类农业文明演化的决定性影响近年来的科学研究表明, 人类社会的变迁主要受到气候冷暖变化的制约。竺可桢是民国时期学业有成的科学家, 新中国就任中国科学院的院长, 他在半个世纪之前中国人普遍相信“人定胜天”的时候就提出过历史沿革受气候变化直接影响的论断。他提出的朝代周期理论在当时还未得到充分论证, 但却被近年来世界上对全球气候暖化高度关注从而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所证明, 人们已经研究出了气候变化的长周期。只要把气候变化周期和人类发展变化周期结合起来就能发现, 今天的很多说法几乎都可以作为“八卦”来看———比如说商朝的陷落是因为商纣王宠幸妲己的荒淫无道。那么, 历史真实是什么?人类在漫长的农业文明之中, 气候只要变暖, 就会导致农耕文明向北扩张;相反, 气候只要变冷, 就意味着游牧民族全面南下。人类不同生存方式的向南和向北的移动, 带来了人类社会的根本性变化。农耕文明在亚洲是灌溉农业, 人们要聚落而居, 需要大量劳动力共同劳作, 因此多子多福, 安土重迁。这本来不是一个负面的概念, 而是一种生态、生活、生产三位一体的农耕文化存在...
2018 - 09 - 12
客观来讲,中国的这次“股灾”是一场正在演化之中的、具有金融资本阶段特性的多空大战。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中国官方资本做多与私人资本做空之间发生的一场对决。 新世纪以来,“产能过剩(一般称为生产过剩)”这个在 20 世纪的中国很少见到的概念,在官方文件上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多。同期,则是伴随实体产业下滑同步发生的金融资本扩张。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上世纪末期已经发生核心国家从产业资本阶段向金融资本阶段的跃升。由于任何体制下的金融资本扩张都具有的本质上的共性,那就是追求流动性获利而推进经济虚拟化。于是,这些特征得以借助互联网创造的虚拟空间和电子结算瞬间获取巨大利益而被冠以“现代金融”,日益取代传统银行体系以“存贷汇兑”为主要业务、服务实体经济的性质。也因此,金融全球化是世界上所有可称之为金融资本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基本要求。遂有伴随着全球化而出现的金融资本无祖国的投机做空趋势蔓延全球。中国的银行业在 2001 年中国加入西方主导话语权的 WTO 之际,大体完成了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接着是 2008 年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之前完成四大国有银行的股改上市,基本具备了参与金融资本全球化竞争的制度条件。2009 年全球危机爆发以后,国内金融资本逐渐异化于实体产业; 从 2011 年国内房地产业下滑开始大规模转向西方模式的金融资本经济。近几年来,加快异化转型的金融资本集团与代表其利益的监管当局大力推出“融资融券”、金融期货、场外融资等一系列利于衍生品发展的交易工具,这为海内外金融资本联手做空中国经济,制造了难得的历史性机会。客观来讲,中国的这次“股灾”是一场正在演化之中的、具有金融资本阶段特性的多空大战。尽管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中国官方资本做多与私人资本做空之间发生的一场对决。谁制造了做空中国的机会?此前,西方金融资本一直在试图寻找做空中国资本市场的机会,已经做了至少 5...
2018 - 09 - 06
编者按:中央农村工作会议12月28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会议提出,明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是,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此次会议使我们感受到,在党和国家的关注与支持下,乡村建设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正重新成为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重塑城乡关系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12月28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会议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分析“三农”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研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政策,部署2018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农业农村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会议。 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三农”事业的历史性成就和变革,深刻阐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问题,对贯彻落实提出明确要求。李克强在讲话中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任务作出具体部署。汪洋在会议结束时作总结讲话。图为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兰考南马庄乡村建设试验区(2009年4月),前排左一为曾挂职兰考县副县长的何慧丽教授,左三为南马庄村党支部书记张砚斌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  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贯彻新发展理念,勇于推动“三农”工作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为党和国家事业全面开创新局面提供了有力支撑。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新进展,粮食生产能力跨上新台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壮大,农村...
2018 - 08 - 25
一、资本主义寡头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对社会治理造成破坏性影响在过去30年中,世界体系在地方和国际、经济和军事、社会和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出现了权力高度集中的问题。相互之间已经结成联盟的几千家大公司和数以百计的金融机构,已经把国家和全球的生产体系降至分包商的地位。金融寡头们通过这种方式侵吞劳动者以及已经变成租赁生产者的各个公司的越来越多的利益份额,获取垄断利益。在收服了主要的右翼和左翼政党、工会以及那些所谓的民间社会组织之后,这些寡头们现在也行使绝对的政治权力,指使隶属于他们的媒体制造其所需的去政治化的虚假舆论信息。寡头们已经把传统的多党制消灭了,代之以由资本控制的近乎一党制。代议制民主已经失去了合法性,并正在失去全部意义。这种当代资本主义晚期制度是一种完全封闭的制度,它符合“极权主义”的标准,尽管人们谨慎地不这样去命名它。虽然这个极权主义仍然是“软弱”的,但一旦受害者(大多数工人和人民)开始反抗,它会随时准备使用极端暴力。必须根据上述分析来看待这种所谓的“现代化”的一切变化。这就是资本主义无法解决重大生态挑战(特别是气候变化)的原因,也是科学进步和技术革新(包括信息科技和产业)都严格受制于垄断经济利益要求的原因。卑躬屈膝的媒体把市场竞争和市场自由吹嘘成民间社会自由和效率的保障,但现实却截然相反,在现实中,现有寡头各派别之间暴力冲突不断,寡头治理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性影响。二、资本主义列强通过“全球性”掠夺剥削劳动者,建立工人和人民的国际组织成为主要目标在世界层面,当代资本主义始终遵循同样的帝国主义逻辑,这种逻辑在帝国主义最初开始全球化时(19世纪开拓殖民地显然是全球化的一种形式),就很典型了。当代“全球化”并没有摆脱这种逻辑,只不过是帝国主义全球化的一种新形式。没有任何定义而又经常被使用的“全球化”这个词,隐藏着一个重要的事实:通过部署由传统帝国主义列强(美国、西欧和中欧国家、日本,...
2018 - 08 - 17
【内容提要】民国之后农村复兴的呼声一再涌起,20世纪30年代后蔚为大潮。以“社会运动”方式谋求农村复兴,是当时很多研究者和治理者的共识。把“三农”问题置于近代以来的长程中审视则不难发现,它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最本质最重要的社会矛盾的当代体现。为解决这一历史积累的问题,以城乡一体化为主导发展的当代新农村建设战略适时而兴。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战略既是对百年农村发展历史困境的全面超越,也是对新时期以来解决“三农”问题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关键词】 农村复兴 乡村振兴 20世纪 “三农”问题    乡治即天下治,乡安即天下安——这是传统中国历史兴衰成败凝结的训诫镜鉴,也是国家治理历史的经验总结。近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以来在以工业化为主导、以城市化为重点的历史变迁中,乡村社会整体衰落持续发生。城乡背离化的历史发展构成了百年“三农”问题的内在致因。如何深刻地认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轨迹和特征,从新时代的高度去理解“振兴乡村”的战略布局和时代意义,还须深入地探寻百年历史的长程演进。一、鸦片战争后,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变态势中,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国策终被“工商立国”政策所替代;“商本”替代“农本”几乎成为无可逆转的历史趋势。然而,1901年后“重农思潮”开始复苏,“农业立国”和“工商立国”论题再度成为朝野各界争论的焦点。  民国之后乡村建设或农村复兴的呼声一再涌起,20世纪30年代后蔚为大潮,“朝野人士,中外名流,均一致提出复兴的口号,以为治标治本之图”。关于复兴农村之刊物“如雨后春笋,充塞街衢,文化市场几占第一位之势”[1];而讨论“复兴农村”问题之各种单行本和时论性杂志也足可观。这一社会思潮在知识界和政府行政的努力下,获得进一步整合,尽管其入手路径或有不同,然其目的则在于共谋“农村复兴”。持续既久的农村复兴思潮,随着时势变动时而激越时而缓行,几乎贯串于20世纪前半...
2018 - 07 - 26
未来的长时期,如何在中国的地域范围内推进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同时,又要保持农村近7亿农村留守群体的就业与增收、农村社会的良性治理、农村生态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相较于对外转嫁成本的西方工业化发展道路而言,这是习近平治国方略的一个东方式的基本命题。本文从中国主位的角度,阐述东方理性复兴的两个重要表现——村社理性的复兴和政党理性的自觉,认为村社理性的复兴是实践习近平三农战略思想的基础性目标,而政党理性的自觉是实践习近平三农战略思想的组织主体保障。一、何谓东方理性的复兴关于东方文明有异于西方文明的观点,一个共识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是一种以群体为基因的文明,表现在社会政治传统上,一方面,政治国家的建立基于血缘地缘关系扩大化的群体结构,成员从对诸如小农村社的集体依赖(治水和防务)中汲取力量;另一方面,以传统农业为经济基础的政治理念大都崇尚以民为本,以德治国。中国最早的国家——夏,就是在对原有氏族制度(部落联盟的集合)联合起来疏导水患、从事灌溉农业进行国土综合整治而形成的。古代中国因为灌溉而有组织,因为组织而有群体文明。此外,以大禹为首的国家首领需要保持个人道德上的高尚情操,如果大禹居功自傲、骄奢淫逸、那就会德不配位而失去权威,他“三过家门而不入”,便证明了这一点。然而,这和西方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文明发育和发展大异其趣。古代希腊社会由于实现了手工业——农业商业——航海业的分工和分离,从而脱离了继承共同祖先的血缘亲族的氏族社会阶段,率先开始了延续至今的以个体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和建基于市场经济上的民主政治传统。马克思承认自己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主要产生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欧洲中心主义价值取向的基础上,他明确强调:在被高山、大海、荒漠所隔绝的地方,历史的发展很可能是另外一种与“五个阶段”不同的亚洲模式——“亚细亚形态”。[①]进一步地,至今在中国学术界居主导地位的两大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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