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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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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09 -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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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新时代中国乡村建设论坛暨城口乡村振兴论坛成功举办2020年9月23日,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主题的第三届新时代中国乡村建设论坛暨城口乡村振兴论坛在重庆市城口县成功举办。本次论坛由重庆市农业农村委、重庆市扶贫办、西南大学、城口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城口县农业农村委员会、城口县委组织部、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西南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联合承办。期间,来自北...
2020 - 08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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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27日-8月29日   四川成都.战旗村进入2020年,是乡村振兴战略取得重要进展同时也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而这不平凡的一年又给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带来了新的挑战。为此,国仁乡村振兴论坛继连续举办“新时代村庄与集体经济转型高级研修班”、“‘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现代化’高级研修班暨村书记乡村振兴工作研讨会”以及“‘三级市场理论与操作方案’在线研讨会”...
2020 - 07 -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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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0年7月8 - 17日地点:香港屯门香港岭南大学康乐楼AM308会议室在线平台:Zoom网络会议同声传译:英语/普通话(部分场次提供西班牙语传译)时区:中国香港所属时区,格林威治标准时间+8工作坊(7月8 - 9日 星期三、星期四)直面三重困境:新冠疫情、经济衰退与气候危机7月8日 (星期三): 印度专题7月8日 (星期三): 印度专题HK 11...
2020 - 06 -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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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凤娇“新村小商号”是一家位于台湾新竹的无包装小店,致力回归内心本质的减废生活,减少一次性包装垃圾,鼓励重复使用包材,推动消费者使用手边既有容器,来填充茶米油盐及清洁等各项所需。“新村”是指1949年以后来台军眷聚居而成的村落。新村小商号创办人之一的拉拉,因为爷爷是来自天津的军人,所以从小在眷村长大。村里的婆婆妈妈,都会有一份自己的生活地图,知道买米要跑远一点跟村尾的杂货店阿嫂买,那里才便宜...
2020 - 04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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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并主持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时强调,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的关键阶段,务必一鼓作气、顽强作战,不获全胜决不收兵。重庆市城口县地处大巴山腹地,曾经交通落后、信息闭塞,集“老、边、山、穷”于一体,承接和集聚发展要素的能力微弱,是重庆最缺乏发展条件的地方之一。然而,就是这个曾经的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秦巴山区连片特困地区区县,在脱贫攻坚进程中走出了不一样...
百年乡建
2017 - 11 - 23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因应着学术理论界“乡村危机”的社会呼声,以社会实践为基本路径的“乡村建设”运动持续展开,其规模和声势颇为雄壮,一时聚为焦点,并在一定程度上触发了人们救治乡村危机乃至中国建设前途的另一企盼。那些原本动机不同、背景不一的社会组织、社会团体几乎不约而同地交汇于此,竞相从事乡村建设,遂使力倡乡村建设运动的梁漱溟颇多感怀。在定县乡村工作讨论会上(1934年10月10日)他满怀信心地声言:“四面八方的来到一块,这证明今日乡村运动好像是天安排下的,非出偶然。”即使对乡村建设运动持激烈批判的“中国农村”派学者,也难以否认其“时来天地皆助力”的运势。促成此社会运动最基本的推动力,既非政府的自觉行为,亦非乡村精英个人力量所能,实得力于近代新式社会组织的发动推助,如平教会、中华职业教育社、华洋义赈会、村治学院等等。当然,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组织是与公民社会紧密相连的,但这不意味着在公民社会并不成熟的民国时期没有属于自己时代的社会组织。事实上,依据哈贝马斯理论,上述团体(即参与乡村建设的机构)均具有哈贝马斯所说的社会组织的一般特性。当乡村建设蔚为社会运动的大潮时,“乡村工作的团体,始如春笋初发”。“乡村建设机关或团体的数目太多,发展太快”,一时竟至于“有了一千零五个”之多,这一发展态势不免引发了“这个运动的危险预兆”。“危险的预兆”引发乡村建设运动方向上的歧变,以至于抗战之后竟形成根本性逆转之势,“乡建工作遂与县政建设打成一片,变成了县单位的建设”,以至于从社会运动导入了政府“农政”轨辙。近代以来,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历史纠葛与相互博动,本是极为复杂而丰富的历史主题,学界已有较多研究。然聚焦于乡村建设运动并具体而清晰地揭示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演变、转化轨迹及其历史缘由,并由此凝练出值得深刻思考的成果尚不多见。本文试图由此切入,不揣浅陋,以引学界深察明鉴之论。 一 歧路之...
2017 - 11 - 23
按照很多专家的分析,2016年应该是中国经济下滑到底的一年,产能过剩的话题这几年也一直在讲。但这些讨论很少跟农业企业现在面临的形势直接相关。其实,早在1990年代中期,当粮食产量超过1万亿斤的时候,我们就曾经提出粮食增产和人口增加的曲线是并行的,在中国没有完全开放农产品市场的条件下,以国内的粮食生产为主来保证国内的需求,那如果粮食在短期内连续增产,就会出现过剩。1990年代出现过粮食四连增,曾经导致库存费用过高、财政补贴、银行占压等一系列宏观问题。进入新世纪,当我们开始强调“三农”问题、加强农业投入时,又出现了粮食十二连增,是不是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同时,还有一个说法是:“三农”支出现在是国家财政支出的最大项,2014年已超过11300亿元,2015年应该会进一步增长,大概每年有10%的增长率。客观来看,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和补贴都非常大。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国内农产品的生产成本的“地板价”(最低价)在国际价格的“天花板”(最高价)之上,这种倒置的结构很难持续。所以,由于长期的粮食过剩,没办法再增加库存,从2016年开始要减少补贴,包括粮食补贴、化肥补贴、农药补贴等。这样就会产生连锁反应,粮食生产者的积极性很难保证,农资生产企业也会受到不利影响。再看看国际形势,我们跟那些大农场模式的国家(比如澳大利亚)陆续签了自由贸易协定,这就对国内农产品形成了市场空间的挤压,因为澳大利亚的农产品价格很低,产品质量又好,而国内的价格很高。总体来看,2016年农业的国内、国际情况都是不利的。这个冬天恐怕会比较难过,下一个春天可能比较短暂,下一个夏天可能比较炎热,接着就是秋风肃杀,形势不会太好。 一、世界农业的三大模式在我们以往的农业教学中,使用的教科书基本是西方的,因此无法解释世界的农业形势到底如何。现在世界范围内的农业形势不再是单一的产业问题,比如美国也有沙尘暴,他们那种大农场模式也...
2017 - 09 - 01
【摘要】进入20世纪之后,中国乡村社会陷入不能自拔的危机之中。社会各界对此予以广泛关注。《东方杂志》作为有影响力的综合性杂志和社会视窗,始终关注乡村危机变动的历史进程,并以呈现和追踪其历史轨迹为目标。本文以《东方杂志》为中心,力求以一个相对聚焦的视野,深入透析社会各界在面对这场危机时体现出的关怀之心,以及其中蕴含的历史认知价值和意义。【关键词】乡村危机,社会关怀,《东方杂志》近代中国乡村的结构性变迁始于20世纪初期。随着晚清“新政”的渐次展开,以及一系列制度性变革的连锁效应,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深刻而全面的变动。与此相应的是以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为面貌的社会变迁,这事实上打破了传统社会城乡一体发展的基本模式,城乡之间的“背离化”趋势日趋严重。一方面,中国城市社区的畸形发展加速,扩张显然,另一方面乡村社会则急速衰退,凋敝不堪,陷入空前危机之中。这次乡村危机触发于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特定历史阶段之后,它既包含着传统乡村社会结构固有的弊症,也凸显着近代社会转轨、重构中的困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关于“农业恐慌”“乡村崩溃”“农村破产”等话语开始广泛出现,学界、政界或社会各界争相引论纵谈,一时聚为时政焦点和理论热点。而作为舆论载体的报纸杂志自然成为这一时代脉动的一环。民国时期一些知名度较高的综合性报纸杂志,例如《东方杂志》《大公报》①《益世报》②等都对“乡村危机”给予了大量的关注,舆论一时蔚为大观。其中《东方杂志》对于“乡村危机”这一时代性话题一直给予持久而热切的关注,并与纯然的专业性、对策性话语趋向略有不同,在其言论的选择取舍中,亦可概见其特有的社会关怀。一创刊于1904年的《东方杂志》是中国近代史上刊行时间最长的一份综合性杂志,也是商务期刊方阵中当之无愧的“龙头”,被誉为“杂志中的杂志”。它以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凝聚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关注着近代重大...
2016 - 09 - 07
以村庄为单元通过群众路线把村民组织起来,建设综合性合作社,是一个好方向。即:综合性合作组织、多样性乡土社会文化建设、党政主导的群众路线这“三位”,服务于作为“一体”的美丽村庄的可持续发展。  “三农问题”这个词在国内是上世纪90年代提出来的,基本上是一个人口膨胀而资源短缺的农民国家追求工业化的发展问题。这些年强调的新农村建设其实是生产过剩矛盾和去工业化压力出现后,中央提出的应对危机之策,被称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采用激进的手段让农民进城,比如通过现金买断农民身份、大规模征占农地,这意味着过剩资本强行换取稀缺资源,属于城乡要素的不平等交换,其后果是农业三要素的进一步流出,会造成更严重的“三农问题”。  小农状态很难抵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已出现逐渐“空洞化”的现象。在信用社、供销社系统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名的大户经济各自为营的大环境下,对于大多数普通村庄的发展而言,亟须探索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土地三权分离条件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应该以村庄为单元通过群众路线把村民组织起来,建设综合性合作社,是一个好方向。即:综合性合作组织、多样性乡土社会文化建设、党政主导的群众路线这“三位”,服务于作为“一体”的美丽村庄的可持续发展。具体而言,以村两委为主导力量,从村庄资源和群众利益出发,动员村庄能人和积极分子,自觉推进如同均田一样的资源股权化占有,以此带动村民加入草根性的综合合作,提高对外统一谈判地位以及相关社会文化建设工作,必会为村庄可持续建设与国家宏观政策的长效对接打好基础。  对于经济合作组织,我比较认可日韩和中国台湾模式,主要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建立综合性合作社体系,这样才能以合作社在所有涉农领域的其他收益来弥补弱势小农在农业生产领域的收益不足。以日本为例,土地改革与建立综合性的合作社几乎同步,包括金融保险房地产在内的农村经济领域所有的资本化...
2019 - 01 - 12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村委会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责划分和机构分设是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基本问题之一。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有关分设村委会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讨论,并分析这些讨论依据的理由,发现:就健全乡村治理体系而言,需要分设两者并明晰其职责;但就直接改善村庄治理突出问题和提升治理能力而言,分设两者在多数地方并不能直接有益于村庄治理。村民自治和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存在后者为前者提供财力支持的内在机制,分设不应该破坏这种机制。因此,在当前阶段,可先在地方层面根据不同村庄的实际采取合二为一、适度明晰职责乃至分设的不同办法。在汲取地方经验的基础上,同步开始研究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关键词】村庄治理本位;村民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织;涉农立法一、 理解村委会和村集体经济组织关系的乡村治理视角十九大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使得合理构建乡村组织体系的讨论又一次成为热点。自治、法治和德治的结合是新的乡村治理体系的核心特征,在制度结合中各种组织的组合是最为基本的。村级组织体系的搭建是乡村治理组织组合中最基础的部分。村内各种公共权力组织主要是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和村集体经济组织。此外还有村庄各种群体的社团组织,如共青团、妇联小组或妇联、老人协会,以及红白理事会、文娱兴趣团体等社会公益组织,在主要组织之外的这些组织也具有一定的公共权力。村级组织体系构建的基本问题除了两委关系,就是村民委员会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在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视角下,组织体系的构建不仅包括相互关系问题,也包括各自转型问题。本文只涉及定位两个组织的相互关系问题。在十九大明确提出健全乡村治理体系之前,村民委员会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主要是从“构建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的角度来看待的。也就是说,两者关系是在村民自治的框架内讨论和理解的。改革开放之初,村级组织体系设置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实现村...
2018 - 09 - 21
时  间:2018年1月7日下午地  点:福建农林大学李常盛报告厅主持人:何慧丽(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院长)发言人:邱建生 (北京晏阳初平民教育发展中心总干事,福建农林大学乡村建设与社区营造中心副主任,福建永春县生态文明研究院秘书长,永泰县乡村振兴研究院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副秘书长)我作为福建客家人,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现在我给大家汇报福建开展新乡村建设十年以来的基本情况和思考。说到福建乡村建设,它不是无源之水,过去在更早的时间,在十五年前从北方就开始了新乡村建设工作,当然,更早则可以追溯到民国年间的乡村建设。我放几张图片代表一下,这是在河北定县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这是在海南的石屋社区大学。具体福建新乡村建设的推进,从2007年到2017年有下面的这些机构,从2007年厦门国仁工友之家的创立开始,到2017年夏天永春生态文明研究院成立,中间包括了于2009年建立的安溪福田乡村建设中心、2010年建立的培田客家社区大学、2011年建立的莆田汀塘社区大学、2012年建立的故乡农园和福州金山工友社区大学,以及2012年开始发起的爱故乡运动和2013年在福建农林大学建立的海峡乡村建设学院。在前不久拍摄《松土者—福建新乡村建设十年》纪录片的时候,我和温老师曾有一个对话。在那次对话中,我把福建新乡村建设分为六个节点,分别是(一)从乡村到城中村,(二)乡土文化复兴,(三)乡建经济问题,(四)从乡村建设到爱故乡,(五)从体制外到体制内,最后是从乡村建设到生态文明建设。这六个节点基本可以概括福建新乡村建设工作的全貌。第一个节点是从乡村到“城中村”。在新世纪初我们开始从北方启动新乡村建设的时候,我们在乡村的工作会多一点,2007年开始,我们另外一只脚迈到了城中村。目前各大城市生活在工业区城中村的人口达到了3个亿,在厦门这个数字是180万,超过了厦...
2018 - 08 - 03
此文根据温铁军教授2018年2月28日--3月1日在湖北省住建厅2018年度春季业务知识系列专题讲座和京山县“新时代湖北讲习所‘京山课堂’暨县委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上的部分讲座内容整理而成,已经本人审阅。此文为讲座第一部分。演讲人:温铁军 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乡建中心主任,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先从我们面临的比较复杂的局势开个头,国际形势是我们进行重大战略调整的重要判断因素。今年开年有几年大事。第一个大事,2018年开年,对我们所有中国人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中美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树欲静而风不止,不是我们要改,而是美国公开宣布,中国是他最主要的对手,甚至是排在俄国前面位列第一的敌手。新中国建立以来的三代领导核心,曾经有过三次对国际局势的重大判断。其一,毛泽东1970年认定中国未来20年无大战,但还得继续加强战备。那是1969年中苏发生珍宝岛战役之后,当时林彪发出“一号命令”全国进入了紧急状态。中央领导分散到各地。那么,这时候中国是不是要遭遇世界大战,毛泽东请四位元帅研判中国周边的形势,最终给出的结论是20年内不会打大仗。与此同时,在中苏交恶最严峻的时候中国紧急转向,那就是“小球带大球”——尼克松1971年访华,来之前宣布解除对中国长达21年的经济封锁。随之,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紧急制定“四三方案”,引进西方43亿美元的外资设备改造中国军重偏斜的工业。据此看,习近平总书记接任中央领导人之后,特别强调不要前后30年相互否定,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国家重大战略调整基本上十年一次,50年朝鲜战争,苏联对我们做战略性投资,就有中苏结盟;1960年苏联撤资,中国转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1969年中苏军事冲突,中国转向接受西方的技术和设备。这些发展战略转型都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国际局势的重大变化。几次转型,都是毛泽东跟当时的领...
2018 - 07 - 27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考察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三次乡村改造实验,发现其历经平民教育、县政实验、土地改革等三次工作重心转向,多受制于土地问题以及建筑在土地等财产关系之上的社会治理问题。尽管在复杂的基层社会权力结构、意图保持独立、需求资金与权力的张力中,平教会未能达到既定目的,但已涉及“土地革命”中的核心问题。可见,在不同的历史情境(条件)下,改良也有向激进转化的诉求。当然,改良转向激进不只是平教会乡村建设的本质使然,更是外部复杂环境影响的结果与资金投入紧约束之体现。【关键词】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 乡村改造 平民教育 县政实验 土地改革   以往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民国时期乡村建设理论、路线和方法上的改良主义本质是其运动失败的根源。近来有研究已经突破这种“革命与改良”的二元对立视角,比如潘家恩、温铁军将乡村建设的研究时长扩展为甲午之后的近代演变,从中国百年激进追求现代化造成乡村破坏的视角理解民国至当代的乡村建设实验,尝试从激进的内部理解改良,在改良的脉络中理解激进。[1]王先明也以百年乡建为视野,对近代乡村建设及其思想所具有的共性进行考察,认为国民党、共产党和晏阳初、梁漱溟等“乡村建设”派代表人物,都将乡村作为建设的本位或重点,从历史长程中观察,乡村建设思想内涵与社会实践显然超越了改良的范畴,因此应该超越“革命-改良”这一简单化评说框架。[2]  上述论述相对宏观,如果我们能就此超越“革命-改良”的研究框架,放下“成败论”的价值判断,就各党派和社会团体在不同时期均注重乡村的建设工作而达成共识,就可以肯定其在乡村工作时面对的问题具有相似性,也就有了对各个单位的乡村工作路径、方法、成就、经验、教训等比较分析的可能性。  有鉴于此,本文选取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以下简称“平教会”)为案例做由表及里的分析。该会由晏阳初发起成立,其接续“文化救国”的思潮,首先在河北定县开展以“平民教...
2018 - 07 - 07
【摘要】:在探求社会治理创新的时代背景下, 我国早期本土社会企业的社会建设实践值得关注。他们往往在创办实业的同时, 利用本土化治理方式服务所在地社区的建设, 其推动社会建设与变革的努力与经验对当代社会治理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以我国早期杰出的社会企业家卢作孚先生及其运营的民生公司和位于重庆北碚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为例, 初步梳理卢作孚先生以整体性社会视角运营企业并推动城镇综合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经验。【关键词】:社会企业;社会治理;卢作孚;民生公司; 1 导论当前, 对社会治理创新的研究探索, 更多开始关注政府行为之外的民间组织力量的参与和整合。其中, 社会企业便是一种重要的新型社会组织形态。社会企业作为彰显社会性作用的企业组织形式, 不仅具有公益性的社会辅助意义, 更在整体性的社会建设中具有日益重要的作用。当前对中国社会企业的研究, 大多认为中国本土社会企业的诞生较晚且尚处在发展之中。而本文采用历史性视角, 将目光回溯至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实业家和他们创办的企业, 发现我国具有社会企业内涵的本土企业早已有之, 且具有独特的发展推动本土化社会建设的实际经验。上溯百余年,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 随着“实业救国”的兴起, 一批实业家在艰难的经济环境中以救国图存为目标开办实业, 并通过企业的经营发展带动区域性整体建设。这些企业家在创业初期即立意于社会发展与革新, 从创立初衷、经营目标、组织形式、社会服务等方面都充分体现了社会企业的真正内涵。著名民族实业家张謇、卢作孚等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本文以卢作孚先生及其创办的民生公司和地处重庆北碚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为例, 从社会企业的维度探讨民生公司的企业经营如何与北碚本地的社区建设相辅相成。根据温铁军教授提出的“制度派生于不同类型原始积累”的理论, 民生公司因其在特定历史经济环境下的资本积累方式, 其与中国乡...
2018 - 06 - 08
【内容提要】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改造,成功进行了民国乡村建设派希图从事的多种工作。它通过普遍建立党的组织以实施对工作的领导,在农民当中培养先进分子以示范和带动农民,以及让农民进行充分的自我教育。这种改造的内容和方式与建立一个新国家、新社会的革命目标紧密相关。从山西省委试办合作社的决策过程和川底村郭玉恩合作社的微观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其中革命和建设相互交织、农民主体性强等突出特征。【关键词】 乡村建设 乡村革命 中国共产党 农民主体性   乡村建设是对百年来一直存在的城乡背离、工业化和城市化牺牲乡村发展的根本问题的自觉克服,唯有进行乡村建设,才能消除城乡差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需要更加整体化和立体化地理解历史上的乡村建设。乡村建设和革命的互看是重要途径之一,这也是开启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准备。  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规模的乡村改造,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乡村建设运动。它是伴随着建立农村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一起展开的,革命和建设的两个面向在其中融为一体。它和民国第一波乡村建设的大部分工作重合,也和共产党在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进行的乡村建设一脉相承,同时自有其鲜明的复杂性。只有进入历史脉络,这种复杂性才能更加深入地展现出来。我对这段历史的了解,主要是着眼于20世纪50年代初山西省委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策过程,以及试办合作社的微观发展过程。一、既是乡村建设也是乡村革命  20世纪50年代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改造,是全方位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改造,包括“全民扫盲、技术推广、赤脚医生、乡村民兵、社队企业、大众文艺、水利建设、互助合作”,“以及对农民主体地位、妇女解放、尊严劳动等的强调”。[1]这些活动在当时并不主要被称为乡村建设,而是逐步汇入农业合作化的洪流,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延安时期,毛泽东已经明确合作化和集体化是小农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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