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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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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10 -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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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疫情暴发时,他们为了保障食物供给,在各自的岗位上坚守。他们是种粮的农民,是为一线医护人员送餐的外卖小哥,是在重重压力下组织员工加班稳生产的粮食企业人,是为空巢老人送菜的社区大姐…… 他们就是我们的粮食英雄!今年的10月16日是世界粮食日,也是联合国粮农组织75周年的纪念日。10月16日至25日,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处与头条搜索共同举办了“粮食英雄”投票活动,选出在疫情一线为了保障...
2020 - 10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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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快推进城口县乡村振兴试点示范工作,进一步加强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10月9日-12日,由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与四川战旗乡村振兴培训学院、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共同主办的城口县乡村振兴试点示范专题培训班在四川成都战旗村圆满完成。来自重庆市城口县的党政干部、村两委负责人、集体经济负责人及部分市场主体共40人参加学习。本次培训班邀请到中央党校、浙江农林大学、重庆农科院等高校专家授课。内容围...
2020 - 09 -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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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新时代中国乡村建设论坛暨城口乡村振兴论坛成功举办2020年9月23日,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主题的第三届新时代中国乡村建设论坛暨城口乡村振兴论坛在重庆市城口县成功举办。本次论坛由重庆市农业农村委、重庆市扶贫办、西南大学、城口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城口县农业农村委员会、城口县委组织部、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西南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联合承办。期间,来自北...
2020 - 08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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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27日-8月29日   四川成都.战旗村进入2020年,是乡村振兴战略取得重要进展同时也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而这不平凡的一年又给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带来了新的挑战。为此,国仁乡村振兴论坛继连续举办“新时代村庄与集体经济转型高级研修班”、“‘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现代化’高级研修班暨村书记乡村振兴工作研讨会”以及“‘三级市场理论与操作方案’在线研讨会”...
2020 - 07 -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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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0年7月8 - 17日地点:香港屯门香港岭南大学康乐楼AM308会议室在线平台:Zoom网络会议同声传译:英语/普通话(部分场次提供西班牙语传译)时区:中国香港所属时区,格林威治标准时间+8工作坊(7月8 - 9日 星期三、星期四)直面三重困境:新冠疫情、经济衰退与气候危机7月8日 (星期三): 印度专题7月8日 (星期三): 印度专题HK 11...
百年乡建
2018 - 08 - 23
【摘要】:1937年4月, 四川省政府与晏阳初主办的平教会合作的新都实验县成立, 以县政改革和乡村建设为两大目标, 县府人员随之改为以平教会和中央政治大学毕业生为主;然而不到两年即爆发的“新都事件”致实验县名存实亡。通过考察新都实验过程及制度构建、财政开支以及农民负担等情况, 从交易成本与制度成本 (1) 的理论视角能够解读“新都事变”的深层原因。这或许是一个悖论:企图进入乡土社会的外来主体越是推进现代治理, 则与分散小农之间的交易成本越高;组织机构庞大、改制成本推高, 财政亏损代价则进一步转嫁给民众, 导致地方势力藉此反抗酿成群体性事件。最终, 实验失败后的两任县长惟交好袍界甚至加入袍哥组织, 回归到依靠非正规但低成本的社会组织治理乡土社会的老路。【关键词】:新都事变; 外来主体; 平教会; 县政改革; 乡村建设;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 时局不断发展, 国民党当局和国内思想界人士把四川看作能够维持长期抗战的中国“腹地”省份, 因此, 国民政府的蒋介石与四川省政府的刘湘都希望通过晏阳初领导的平教会协助动员四川农村的社会资源并稳定农村社会。而晏阳初认为定县实验后, 需要以省为单位来发展这一改造计划机会, 而四川具有“不可多得的政治条件”。[1]因此, 1936年10月, 四川省政府成立四川省设计委员会, 并由平教总会负责组织。经过社会调查, 设计委员会决定选择新都作为实验县, 直接受省政府监督。由此, 新都成为继定县、衡山后的第三个平教会参与的县政实验县。1937年4月11日, 实验县正式成立, 由晏阳初推荐的陈开泗任县长, 因为陈“曾在兰溪实验县等地工作, 对于县政改革、推行土地陈报等具有经验”。[2]302然而, 1938年11月10日, 川西各县哥老、团丁千余人 (一说五千余人) 突然包围新都, 要求停止征兵, 撤换县长陈开泗, 取消实验县, 即造成四川有名的新都围城...
2018 - 08 - 23
1、去激进化经济危机时代的发展探索  今天的中国正面临着资本主义世界1933年的生产过剩性危机。而危机之所以尚未发生,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在于中国在秦朝时就完成了至今为欧洲人所渴望的大一统。一个庞大的大陆型国家,可以把过剩的生产能力转向内陆建设,这就是上世纪90年代末期遭遇生产过剩之初,国家提出“两纵三横”、“五纵七横”的思路所在。乃至于今天的“一带一路”,成立亚洲投资银行,把过剩的工业化大生产的生产能力转向内陆甚至是中亚、西亚的基本建设,也都是源于这一思路。其二是城镇化,把几亿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人为扩大城市这个巨大的资本载体,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发展战略。  问题在于,生产过剩在西方最终造就经济大危机,并走向战争。因为前面是金融化的汪洋大海。金融具有流动性,并派生出集中性和短期性。金融资本可以在0.6秒内完成结算,每一笔金融虚拟资本的网上交易都可以以毫秒计算。高流动性特点导致任何实体经济、资源经济、自然经济在它面前败下阵来——因为你耗时太长,再短的实体经济也是漫长的。  自清末民初至今,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三次乡村建设:  第一次是官民合作,1904年清末起于河北的定县翟城村,世遭逢乱而由乡绅维护自治。军阀混战、地方割据的情况下,弱势中央默认地方势力,邀请社会力量化解乡治缺失,衰于政府力推的保甲制度转为劣绅化。二战后民国政府又建设华西试验区,这是最后一个知识分子建立的乡建实验。  第二次是官方主导的乡村建设。1950年实现了和今天大包干一样的小农经济,而分散社会力量无力抗御资本剥夺。1949年建国时,经济上搞民族资本主义,而到了1953年,要搞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从私人资本原始积累到国家资本原始积累。这个过程中,高度分散的小农,都有交易费用问题,因此形成由国家主导的乡土社会的组织建设与制度建设是必然的。  第三次是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起,以民间为主体的新一轮乡建运动。2...
2018 - 08 - 09
【内容提要】费达生作为信奉科技救国、实业救国的技术专家,因始于20世纪20年代送技术下乡而与农村结下不解之缘。她以农民本位和立足农村自身建设为原则,将现代技术导入乡村,让农村通过发展“乡村工业”有了“自谋巩固的基础”;通过推动农村合作运动最大限度地让贫苦农民获得合作的好处。虽然费达生未曾以“乡村建设”命名于她的乡村试验,但二十余年间试验所到之处不仅改变了落后的生产方式,也催生了新型乡村经济组织形态和分配模式,从而对乡村的社会生活乃至社会结构都产生了深远的建设性影响。她开创的技术经济-社会进路,在百年乡建的长河中,虽“有实无名”,但以其独特的价值为这一江流汇入了富有活力的源流。【关键词】乡村建设 合作性乡土工业 服务型企业费达生(1904—2005),是著名的蚕丝专家和蚕丝教育家,也是乡村变革的积极推动者,一个不是“乡建派”的乡村建设笃行者。她从20世纪20年代初送技术下乡始,开启了“把合作经营的原则引入中国农村经济的最早尝试”。 一、“有实无名” 的乡村建设说费达生的乡村建设“有实无名”,首先因她在下乡之始尚未有“乡村建设”的目标,行动亦无以乡建命名。深受科技救国、实业救国影响的费达生,彼时的关注点并不在乡村建设,而是为让在国际竞争中几近穷途末路的中国蚕丝业起死回生,以便“有一天能与日本做殊死的竞争”(费达生,1934:21),故须从蚕丝业的源头——农村养蚕科学化开始,从而与乡村和农民结缘。费达生与乡村、与农民的相遇,始于“送技术下乡”和“工业下乡”。说“送下乡”,似乎是有革新情怀的知识分子对农村和农民的单向“赠予”,实则是这些接受了现代教育的知识精英,为打破学无所用困局的一次“突围”。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虽有对现代科技的需求,却缺少转化于实际应用的社会基础和机制,以致当时留美归国的学生“学工的回来无厂可办,学矿的回来无矿可采,学林的回来无林可营”,聚集一批蚕业...
2018 - 07 - 11
一.没有一个十九世纪中期写的文本,像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一样,一直平稳地流传至今。没有一个十九世纪中期写的文本,像《共产党宣言》一样,直到今天还一直有效。甚至今天,这个文本的所有段落,都还对的上——甚至比1848年更符合——当代的现实。从在当时很难说明显的前提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了被后来一百七十年历史的展开充分巩固了的结论。在本文中,我将给出进一步发人深省的例子。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受启发的先知、是能够在水晶球中读出从他们的直觉来看异常的存在的巫师吗?不。他们只是比别人更好地——在他们的时代,对我们的时代来说也如此——理解那个定义了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特征的存在而已?马克思一生致力于通过对新的经济(从英格兰的例子开始)、和新的政治(从法兰西的例子开始)的双重考察,来深化这一分析。 我在《1917年10月革命,一个世纪以后》(October 1917 Revolution, a century later, 2017),第三章,《读资本论》第四十一页写到过这个主题。 马克思的大作——《资本论》——呈现了一种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社会以及何以资本主义与更早之前的社会形式不同的,严格的科学分析。《资本论》第一卷便深入了问题的核心。它直接地澄清了私有产权所有者之间的商品交换的普遍化的意义(并说明了,这个特征是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哪怕之前商品交换就已经存在的),特别是,价值和抽象的社会劳动的出现和支配。从那个基础出发,马克思引导我们理解了,何以无产阶级把他或她的劳动力卖给“有钱人”这件事情,确保了资本家剥削的剩余价值的生产,而后者,反过来,又是资本积累的条件。价值的支配,不仅统御着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再生产;还治理着现代的社会与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商品异化这个概念,指出了那个意识形态机制——社会再生产的总体的统一,就是通过这个机制得到表达的。这个为“马克思主...
2018 - 07 - 03
【摘要】:当前社会企业研究很少注意到中国近代史上久已出现的“有实无名”的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近代中国工业化肇始之初, 基于社会文化传统和本土资源条件, 孕育出具有社会企业本质特征的私人民族实业。其中, 建厂于乡村地区并内嵌于本地社区建设的实业类型, 可定义为“在地型社会企业”。文章以中国近代最早的社会企业家张謇所创办的社会企业“大生集团”以及其在地化建设的“南通自治”为案例, 分析在地型社会企业, 如何立基于本土社会, 通过优化配置本地资源、充分利用在地社会资源进行资源内置化的经营, 并将收益全部返还到本地区的综合建设, 以实现乡土社会的“实业—教育—公益”三位一体的有效治理。【关键词】:社会企业; 社会企业家; 在地化; 张謇; 大生集团; 一、导论:中国最早的社会企业———张謇的大生集团与村落主义中国近代追求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进程贯穿了近代史的始终, 而中国的本土实业的形成与近代欧洲的资本主义企业形成, 从社会文化基础到发展过程都不尽相同。中国独特的资源条件和社会文化传统, 孕育了一批类似于西方现代意义上“社会企业”的经济实体。21世纪的“经济回嵌社会”潮流中的“社会企业” (Social Enterprise) 话语在西方语境中有不同的定义方式。而不同形式的“社会企业”概念具有以下共同特点:“ (1) 有社会和集体的公共目标; (2) 企业化运作但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 (3) 社会创新; (4) 团体治理结构及社区责任。”[1]社会企业综合运用社会资本, “将经济资源从较低的领域转入有更高生产力和更高产出的领域”, [2]优化配置在地资源, 降低市场交易成本, 并通过互助成员共享, 将资本收益尽可能地反馈回社区内部。社会企业在西方是应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产生、发展的。而在中国, 近代实业中有很大一部分从开创伊始即具有社会企业的本质特征, 以救国这一社...
2018 - 09 - 13
乡村建设·爱故乡大会主持人语:故乡远去,乡愁袭来,复兴乡村已成为当今社会各阶层群体的内在共识,并日益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为了守护故乡家园,保育乡土文化,传承中国五千年乡村文明,从2012年起,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等机构就发起“爱故乡计划”,以“故乡情怀”唤起人们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热情(本刊2015年9月号第17期曾做过专题介绍)。为揭晓“2015爱故乡年度人物”,交流各地的爱故乡行动经验,吸引和鼓励更多人士参加到共建我们生活家园的爱故乡活动中来,2015年12月19-20日,以“寻根乡土再造故乡”为主题的“第三届中国爱故乡大会暨2015爱故乡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在中国农业大学隆重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公共经济研究会中国乡村文明研究中心、世界绿色设计组织乡村发展专委会主办,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小毛驴市民农园)、中国爱故乡文化发展促进会(筹)承办,来自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15个高校、100多个社团组织的200多位专家、公益人士及各地爱故乡工作站代表一起,围绕“故乡价值”“故乡文化”“故乡行动”等议题,就中国乡土文化保护、在地化知识构建、乡土博物馆与乡村文明发展、乡贤文化发扬、爱乡平台建设和乡村未来可持续发展等话题,开展了4场讨论,收获了来自12个省市地区的15位爱故乡年度人物的精彩故事,大会同期还举行了“2015爱故乡年度人物事迹展”“故乡情怀—乡情·乡愁·爱故乡”联欢晚会等。来自全国各地的乡村建设理念、实践、行动和愿望在这里聚集,共同造就了2015年中国乡村文化发展事业的一桩盛事。本期以本次爱故乡大会为专题,通过鲜活感人的爱故乡年度人物故事,和对爱故乡精神内涵的深刻...
2018 - 09 - 03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牧、农村经济)厅(局、委、办)、发展改革委、民(宗)委(厅、局)、民政厅(局)、林业厅(局)、扶贫办: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国办发〔2015〕47号)决策部署,积极发挥农民工等返乡人员在创业创新中的生力军作用,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农村繁荣稳定和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农业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民委、民政部、国家林业局、国务院扶贫办决定联合实施开发农业农村资源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行动计划。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正确把握推进返乡创业行动的总体要求(一)基本思路。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一系列方针政策,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引领,以促进返乡人员创业、带动农民就业增收为目标,围绕县域经济和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落实扶持政策、开发创业项目、搭建创业平台、培育创业人员、构建服务体系,引导和鼓励返乡农民工、中高等学校毕业生、退役士兵等人员,开发农业农村各类资源要素,创办领办市场主体,发展农村一二三产业,以产业促创业、创业促增收、创新促发展,使其成为创业兴业、致富一方的新型职业农民,为推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支撑。(二)主要目标。计划从2015年11月开始,分三个阶段推进。动员部署阶段(2015年11至12月)。各地制订具体实施方案,积极发动,部署落实。全面实施阶段(2016年1月至2018年12月)。认真组织实施,探索载体模式,强化政策支持,抓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阶段(2019年1月至2020年12月)。加强督促检查,总结推广成功经验,分析存在问题,不断完善政策和工作机制,将返乡创业行动引向深入。二、认真落实返乡创业扶持政策(一)落实定向减税和普遍性降费政策。通过各类媒体和制作政...
2018 - 08 - 29
【内容提要】近代以来,关于“革命”与“建设”的讨论与反思从未间断。革命者怎样开展建设?建设者又怎样反思革命?旨在变革社会的“破”与“立”又是怎样的辩证关系?1922年卢作孚与好友恽代英曾经有一次关于变革社会应似“炸弹”或是“微生物”的讨论。卢作孚提出关于社会变革的“微生物”理论,追求的是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视为系统的社会整体,因地制宜地进行有计划的革命性社会建设。其建设的载体是乡村的建设,工作的中心抓手是实业经济,而变革核心目标是社会民众、社会组织和社会心理。其社会建设思想对于当今的社会治理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关键词】革命 乡村建设 社会建设 卢作孚 20世纪上半叶,在近代欧洲资本主义扩张的冲击下,中国遭遇了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多重危机。无数仁人志士以“救国图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用多种形式探索中国社会的内在变革。在此过程中,西方“革命”话语被引入,与其不同的多种社会变革探索,则被称为“改良”或“改革”。但是,当我们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历史,就会看到这样的二元划分过于简单。例如,以“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技救国”“乡村建设”“地方自治”等形式所进行的各种“社会建设”探索,追求的不是疾风骤雨的社会秩序“破-立”革命,而是以“建设”的方式,从多种层面改变社会土壤,进而形成深层的社会革命。已有学者对于辛亥革命以来孙中山“革命”和“建设”进行反思(王先明,2013;董丛林,2017),以及对民间社会建设多种形式与沿革进行研究(宣朝庆,2017),他们对近代中国社会建设的思想与探索进行了诸多细致的讨论。  不过,当前研究中对卢作孚社会建设特别是乡村建设思想的讨论相对较少,主要是刘重来(2012)教授的梳理与研究。卢作孚先生在他的乡村建设与实业救国实践中,贯穿了其“微生物”革命理论,建设成效和思想内涵都极具特色并具有一定代表性。近代很多从事乡村建设的先辈,例如彭禹廷...
2018 - 08 - 22
温铁军先生在2001年《读书》第3期的《百年中国一波四折》这一研究提纲中,通过以百年中国历史上四次工业化的内在动力与联系效果为主线,从“收益-成本”角度指出其对“小农”及中国发展道路的深远影响,努力摆脱意识形态化下“左-右”二分逻辑的可能限定,为重新理解近现代中国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框架。如果继续这样的整体性视野,并以“三农”为基本立场与分析角度,通过回到具体历史脉络并对国情限制保持充分自觉,是否可能将百年历史上不同阶段的乡村建设实践及宏观历史背景融合起来并建立起内在逻辑相关?如何打破历史与当代实践在时空与叙述上的割裂,通过“跳出乡建看乡建”,重新理解百年近现代历史间隙中那些形式不同但实质呼应,某种意义上“没有乡建派的乡村建设”?中国作为以农业为传统文明类型及以农民为主的超大规模原住民人口国家,近代以来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中心的整体性变革,既产生出再度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百年轮回”经验过程,又派生了由“三农”承载代价的实际后果,同时也孕育着“乡村建设”这一延续百余年的社会大众改良实践。但正如梁漱溟先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所强调:“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其自然不限于技术层面的革新或单一问题的回应,也不只是一村一镇的个案实践与微观做法,而是对数千年中华文明之社会参与的历史传承与创新发扬。如果说鸦片战争后洋务派所推动的“自强运动”,体现着被压迫民族的自尊与憧憬,同时也作为封建统治者及上层精英们的“自救”。然而随着甲午以来“体用说”及其指导下洋务实践的破产,则产生着更为整体性的“西化/现代化”动力——全面激进变革在屈辱与受挫中逐渐成为时代强音。虽然主张各异,却共存着“都市本位、工业优先、从三农提取剩余、巨大成本向乡土转嫁”等特点,上层和精英的“自强”不期然的导致下层和乡土的“自毁”。正如梁漱溟先生所指:“外力之破坏乡村尚属有限,我们感受外面刺激而起...
2018 - 08 - 02
如果说,劳伦斯·奥利弗版的《哈姆雷特》仍是英国 / 欧洲文学正典对二十世纪中叶历史情境的一次幽灵性的叩访,那么苏联导演格里高利·柯静采夫在一九六四年执导的《哈姆雷特》则更加折射出冷战文化映照于对垒双方的内在裂痕和彼此纠缠。影片不仅和奥利弗版的《王子复仇记》一样是鸿篇巨制,而且是冷战时代两大阵营的莎剧改编的双峰。可以说,它们共同标识着《哈姆雷特》乃至莎剧电影改编的高度,迄今为止,仍难以逾越。柯静采夫的《哈姆雷特》作为一部苏联电影,在冷战的又一轮对抗、紧张的氛围中入围威尼斯主竞赛单元并赢得了评委会特别奖,三年后获得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提名,赢得了欧洲各国的多种奖项。关于这版《哈姆雷特》,人们经常引证的是英国电影学教授理查德·戴尔的评述 :“荒谬的是,对莎剧改编最有力的两部电影作品(柯静采夫的《哈姆雷特》和《李尔王》)并不是在英国,而是在苏联诞生。”—从今天的后见之明的角度看来,此间真正“荒谬”的,不仅是冷战逻辑的信奉者自身的矛 / 盾陷落,而且是欧洲经典在冷战年代所扮演的远非单纯的文化角色,以及它所发挥的、不无怪诞的社会功能。经历了欧美世界“百年和平”,经历了十九与二十世纪之交的“现代主义”文化冲击之后,二十世纪两场世界大战带来的全球灾变,经历着将人类一分为二的冷战分立 ;分崩离析的世界现实,令欧洲经典—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的欧洲文化、文学、艺术,获取了特定的象征位置,在渐次演化为“崇高客体”的同时,蜕变为“空洞的能指”,或曰再现重写的界面。有趣的是,冷战格局的形成,造成了全球性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对抗,世界大战,尤其是核战争的威胁,令全人类经历着置身火山口上的、持续的危机情势。也正因如此,冷战时代两大阵营事实上达成了一种岌岌可危的制衡状态, 除了边缘地带的局部冲突与战争 :朝鲜战争、古巴导弹危机(其后遗效应 :柏林墙的兴建)、越南战争 两大阵营之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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