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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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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04 -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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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乡村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人要到城里去,也越来越多的人要在乡村创业与生活,城乡融合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新趋势。位于福建省东北部的屏南县,于2015年起,抓住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机遇,依托高山生态资源优势和文化资源禀赋,以传统村落文化创意为先导,将“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公益教育扶贫活动作为抓手,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来自香港、北京、上海、浙江、江西等海内外“新村民”驻扎乡村。并且,逐步探索出“党委政府+...
2021 - 01 -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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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将生态文明和乡村振兴作为发展宗旨的中国社会生态农业 CSA 大会已经成功举办十一届,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参与最广泛且持续时间最长的社会生态农业论坛,在国内外颇具影响力。CSA 大会的举办,促进了国内众多社会化生态农业的模式,如 CSA 农场、有机农夫市集、消费者合作社、食农教育等向前发展,赋予慢食、爱故乡等理念以新的活力和内涵,并且号召消费者健康饮食、参与监督,支持生态农业。2020年春节,突...
2020 - 12 -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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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在当前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去依附”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成为新时代的主旋律。而相对于全球化而言的本土化,也迎来了推动城乡融合与县域经济发展、乡村振兴与区域内循环系统构建的千载难逢的机遇。今年是新时代乡村建设20年,也是百年乡村建设在21世纪的延续。党的十...
2020 - 12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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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故乡-乡村文创研习营是由北京爱故乡、中国乡建院、同心乡创、未来村及窝村里文化联合发起创办的面向乡村文创实践者及乡村建设参与者的实操性研讨学习交流活动。举办时间:2021年1月9日-10日举办地点:北京同心公社乡村振兴,文化先行乡村振兴,不仅仅是基础设施等硬实力的持续增强,更要在文化上促进软实力的不断提升。文化是乡村的根脉,也是剪不断的浓浓乡愁,活在传统文化中的乡村才会生生不息。乡村文化的复兴与乡...
2020 - 11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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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屏南龙潭村喜迎宁德撤地设市20周年暨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揭牌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温铁军(左二)和宁德市委副书记曾智勇(右二)、屏南县委书记党帅(右一)、屏南县委副书记、县长柳岳(左一)共同为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揭牌。屏南县委书记党帅致辞 党帅致欢迎辞,他说,“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汇聚了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福建农林大学经济学院“...
百年乡建
2017 - 08 - 11
一、发达国家全球金融资本与现代化政体的双重危机2008年西方金融资本核心区“华尔街金融海啸”次第引发了全球危机和发达国家债务危机,引发了海内外理论界和政策界的广泛关注。这场全球危机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内在相关性,本质上是由西方主要国家的政府扩张信用造成的。从迄今为止的演变进程来看,主导国家的金融衍生品泡沫破灭不仅引发了金融危机,也暴露了具有全球普遍意义的、愈演愈烈的财政(政府债务)危机。正是由于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都是政府独有之政治强权创造的信用体系危机,我们才说这场全球危机不仅是经济的,其实质也是源于西方的现代上层建筑的政体危机, 或称现代政治危机;其所以引发西亚、北非的政治动荡,则可归因于这种政治体制的泛意识形态化的普世价值,在危机爆发时直接地、显著地作用于高成本上层建筑的逻辑结果。(一)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特征渐次暴露出来的发达国家债务危机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方面,这是一场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与以往人们较多讨论的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差异显著,却内在具有同源性;另一方面,从新世纪第一个10 年西方政府不断增加债务的演化情况看,西方债务危机并未结束,进入第二个10年仍然在不断地蔓延、发酵,有些情况下还可能激化、恶化。1. 发达国家的政府负债规模。根据2009 年9 月《经济学人》杂志设立的“全球政府债务钟”,到2009 年底,全球各国负债总额突破36 万亿美元,2010 年8 月底全球债务已达到39.6 万亿,直逼40 万亿大关。与发展中国家过去的债务压力相比,发达国家今天的负债局面更为严峻。2009 年全球债务中,前10 个债务最高的国家负债总额占全世界全部债务 79.09%,除中国和印度外,其他8 个均为发达国家;这8 个国家的政府债务总额达到28 万亿美元,占全球全部债务的74.4%。也就是说,当前的全世界政府债务中,绝大部分债务是发达国家的。从债务的相对规模来看...
2016 - 12 - 13
经过多年不懈努力,我国农业农村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农业的主要矛盾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突出表现为阶段性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近几年,我国在农业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为进一步推进农业转型升级打下一定基础,但农产品供求结构失衡、要素配置不合理、资源环境压力大、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乏力等问题仍很突出,增加产量与提升品质、成本攀升与价格低迷、库存高企与销售不畅、小生产与大市场、国内外价格倒挂等矛盾亟待破解。必须顺应新形势新要求,坚持问题导向,调整工作重心,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开创农业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上,紧紧围绕市场需求变化,以增加农民收入、保障有效供给为主要目标,以提高农业供给质量为主攻方向,以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为根本途径,优化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由过度依赖资源消耗、主要满足量的需求,向追求绿色生态可持续、更加注重满足质的需求转变。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长期过程,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协调好各方面利益,面临许多重大考验。必须直面困难和挑战,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勇于承受改革阵痛,尽力降低改革成本,积极防范改革风险,确保粮食生产能力不降低、农民增收势头不逆转、农村稳定不出问题。2017年农业农村工作,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坚持新发展理念,协调推进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加强科技创新引领,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加大农村改革力度,提高农业综...
2018 - 09 - 28
此文根据温铁军教授在2018年2月28日--3月1日在湖北省住建厅2018年度春季业务知识系列专题讲座和京山县“新时代湖北讲习所‘京山课堂’暨县委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上的部分讲座内容整理而成,已经本人审阅。此文为讲座第三部分内容。 演讲人:温铁军 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乡建中心主任,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输入性危机为什么面对全球挑战的局面,国内要做乡村振兴。我们现在面临的主要是输入性危机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对中国就是输入性危机——当东亚金融风暴发生的时候,中国出现了外需大幅度下降,98年的时候出现过大批企业倒闭,有大约5万多家国有企业倒闭,4000万职工下岗,中央要求银行给这些企业发工资性贷款,维持工人的基本生活,如果他们被推向街头,4000万人,中国就没有安定环境的可能了。那个年代局面非常紧迫,所以中央紧急启动西部大开发,国家投资是36000亿,接着又启动了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这一系列的调整都是用国家直接投资的手段来稳定经济。那次,中国就已经爆发了生产过剩危机,主要是外部需求下降,导致中国这个为世界生产的国家出现外部市场萎缩,造成国内出现了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今天很多人爱说农业产业化,那是什么条件下提出的呢?就是城市工商业遭受严重危机,企业界大家联名要求中央帮助城市的工商业资本下乡。可见,产业化的内涵是资本下乡。1998年,因为城市工商企业遭遇困难,38家大型工商企业联名提案,当时正在开两会,因为我在农业部工作,这个提案就转到我手里,企业界提出的就是资本要下乡。于是,为了缓解城市资本的困难,中央就帮助城市工商业资本下乡,这就是农业产业化提出的背景。资本下乡不可能跟农村成千上万的一家一户打交道,于是乎就推出了土地的流转,要求形成规模,才有了农业产业化,到现在,这个政策提出20年了。请各位农口的干部有空做...
2018 - 09 - 13
摘 要 :  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时期那场波及全国十几个省、600 多个团体,1000 余处实验点的乡建运动中,卢作孚主持的嘉陵江三峡地区乡村建设运动,独树一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在短短十年间,让北碚从一个穷乡辟野,匪盗横行的地区,变成美誉中外, 具有现代化雏形小城的奇迹,写下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一页抹不去的辉煌。究其原因,除了卢作孚具有复兴中华民族大业远大而坚定的理想之外,更重要的他还具有将理想变为现实的智慧和能力。正如晏阳初在《敬怀至友作孚兄》一文中所说:“作孚有理想,有大志”、“他极富创造力,具有实现理想的才干和毅力。”i 本文从方法论的角度分析卢作孚成功的原因,以启迪今天的建设。一、 立足高远,紧扣目标,整体规划作孚的一生都是在为复兴中华民族大业,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理想而奋斗。他主持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紧紧围绕这一目标,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整体系统规划。 在中国,最早提出现代化思想的是孙中山,卢作孚是继孙中山之后,更明确提出现代化口号,并对其具体内容和目标作了明确规定的第一人ii,他以北碚为基地进行现代化建设试验,不愧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先行者。卢作孚在北碚的乡村建设与民国时期其他各地的乡村建设实验不同之处是,他明确提出了其乡村建设的目的是“要赶快将这一个国家现代化起来”,所以“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以供中国“小至于乡村,大至于国家的经营的参考”iii。也就是说,卢作孚要为全国的乡村建设树立一个样板,以推行国家现代化的理想。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交通建设为先行,以乡村城镇化为带动,以文化教育为重点,全面推进乡村建设实验。 1934年10月,卢作孚在《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一文中,设计了一个围绕北碚“现代化”的建设规划蓝图。“我们如何将这一个乡村——嘉陵江三...
2018 - 09 - 13
【内容提要】在中国近百年的乡村建设史上,中共在延安乡村的实践占据了独特的地位,主要从三个层面展开。其一,切实调整党政军机构与乡村的关系,减轻了农民负担;加强基层政权建设,避免官僚化和“盈利型经纪人”的出现。其二,在经济层面,调整土地、租佃关系,使农民摆脱了高地租、高利贷的压榨;同时在生产落后地区,通过移民运动、合作互助等实践推动乡村生产的发展。其三,致力于妇女解放、识字运动和改造二流子等实践,意在推动更为深刻的“新社会”建设,而这正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核心命题之一。延安乡村建设的理念、方式都颇为柔和,可以称之为一场“不激进的革命”。【关键词】 延安乡村建设 不激进的革命 新社会 新国家   回顾中国近百年乡村建设的历程,“乡建”与“革命”代表了两种理念和实践方式,两者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当下乡村问题的解决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不过,在以往的研究中,两者似乎未能展开深入的对话,因此有必要重新理解“乡建”与“革命”的关系,打开新的讨论空间。潘家恩等学者提出,回到历史脉络中,用激进来描述革命、用保守来描述改良,恐怕都不见得准确,那么是不是存在着“不保守的改良和不激进的革命”这些更为复杂的实践形态?[1]笔者认为,不仅在改良与革命之间不能截然对立,而且它们各自内部也存在着多种样式。本文以延安乡村建设为例,讨论其基本的历史经验。  提到延安乡村,人们通常会想到打倒地主、暴力土改等场景,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延安时期,中共乡村革命的理念、方式等大都颇为柔和,称之为“不激进的革命”或许更为恰当。  1935年,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就面临的问题而言,中共与其他乡村建设派并无太大区别。当时关于陕甘宁边区最常见的描述就是“人口稀少、物产缺乏、文化落后”,乡村的落后、凋敝几乎是常态;在战争动员中,中共同样遭遇了梁漱溟所说的“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2]的难题。不过,作为现代的革命...
2018 - 09 - 04
1943 年,著名社会学家陈序经在《当代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乡村建设的途径》的文章。他认为“自民国十五年(1926 年)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 年)间,‘乡村建设’这个口号,可以说是震动一时,而‘乡村建设’这个运动,也可以说是蔓延全国,……至于乡村建设的前途究竟如何,主要的要看我们对乡村建设的理论是否健全,要看我们对乡村建设的方法是否妥善”[1]。陈序经的这一看法是很有见地的。卢作孚主持开展的,以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1927~1949)之所以成为民国时期众多乡村建设运动中持续时间最长,成效特别突出的一个,其重要原因是卢作孚从一开始就对其主持的乡村建设有一个全面、系统、高瞻远瞩的思考和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实施方案。这充分体现他的一系列关于乡村建设的论著之中。这其中较重要的有《过去一年中所做的事》(1929 年 1 月)、《乡村建设》(1929 年 10 月)、《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1934 年)、《我们要变,要不断地赶快变!》(1943 年)、《新北碚的建设》(1947 年)、《在北碚管理局座谈会上的谈话》(1948 年)等等,还有不少有关乡村建设的论述散见在卢作孚其他的文章和书信之中。而其中卢作孚于 1929 年 10 月发表的《乡村建设》一文,则是卢作孚主持乡村建设运动2 年多后写的一篇关于乡村建设的专文。此文之所以重要,一是在上个世纪初,以实业家的身份来主持一地乡村建设的,除在无锡的周舜卿、在南通的张謇、在上海的穆抒斋等外,实不多见。[2]但如卢作孚这样全面系统论述、总结乡村建设,并付诸文字,则更是凤毛麟角。特别是卢作孚作为一位实业救国论者,他对乡村建设的思考、主张、建设方式等,与当时全国各地以教育家、学者、地方官员等身份来主持一地乡村建设,确有其独特、独到之处,值得我们探入研讨;二是卢作孚写此文时,他已在嘉陵江三峡地区...
2018 - 09 - 01
自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的概念并将之上升成国家战略后,我们这些近二十年前开始推动新时期乡村建设的同志实在是有说不出的激动,因为我们过去所做的,正是今天中央在大力倡导的。在这片土地上,乡村的春天正大踏步向我们走来,各地政府从过去我们苦口婆心请求合作而且大多吃闭门羹甚至被扫地出门的境况到张灯结彩式的欢迎,确实有让人忍不住想唱一首春天之歌的冲动,时间开始了。 但是且慢,在这热气腾腾的乡村振兴大餐上,我却听到了磨刀霍霍的声音。各色人等,不管是政府企业,还是学术社会,都撸起了袖子,准备要对乡村下手了。近日听到一件事,说某地准备举办一个大论坛,要花几百万,其中近百万是给北京某大学某个搞规划的机构的,算是会务组织费,而这种会这个机构一年要在全国各地举办三四次。我这一听,脑子里就冒出“折腾”两个字来。这让我想起十余年前开始的新农村建设和五六年前开始的美丽乡村建设来,尽管这两波建设在农村某些硬件的改善上功不可没,但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折腾”,只肥了少数人的腰包而已,农民背井离乡的趋势没有改善,乡村的教育和文化越来越没落,乡村的土地、水和空气也愈加受到污染。为此,我还写了《农村成功学》和《美丽乡村建设需要乡村思维》这两篇文章,希望能为美丽乡村建设正本清源。 现在乡村振兴来了,它是否仍然会陷入“精英俘获”的逻辑,只成为少数人的盘中餐?如果我们仍然在过去的思维里来思考乡村振兴的问题,我的这种担心就决不是多余的。所以第一步,我们需要先停下来,往回看,了解我们走了什么弯路?为什么会走进这些弯路?如此,我们在继续往前走的时候才有可能一路顺畅。根据我的初浅观察,我试着来对这些“弯路”做一个简单梳理。首先是“水泥思维”、“城市思维”主导一切。这一点你从乡村中的水泥河道和各个角落的水泥覆盖,以及乡村中到处充斥的城市草皮公园和绿化苗木、假山假景、大广场就可以看出来了。而乡村有其自身的生命肌理...
2018 - 08 - 23
【摘要】:1937年4月, 四川省政府与晏阳初主办的平教会合作的新都实验县成立, 以县政改革和乡村建设为两大目标, 县府人员随之改为以平教会和中央政治大学毕业生为主;然而不到两年即爆发的“新都事件”致实验县名存实亡。通过考察新都实验过程及制度构建、财政开支以及农民负担等情况, 从交易成本与制度成本 (1) 的理论视角能够解读“新都事变”的深层原因。这或许是一个悖论:企图进入乡土社会的外来主体越是推进现代治理, 则与分散小农之间的交易成本越高;组织机构庞大、改制成本推高, 财政亏损代价则进一步转嫁给民众, 导致地方势力藉此反抗酿成群体性事件。最终, 实验失败后的两任县长惟交好袍界甚至加入袍哥组织, 回归到依靠非正规但低成本的社会组织治理乡土社会的老路。【关键词】:新都事变; 外来主体; 平教会; 县政改革; 乡村建设;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 时局不断发展, 国民党当局和国内思想界人士把四川看作能够维持长期抗战的中国“腹地”省份, 因此, 国民政府的蒋介石与四川省政府的刘湘都希望通过晏阳初领导的平教会协助动员四川农村的社会资源并稳定农村社会。而晏阳初认为定县实验后, 需要以省为单位来发展这一改造计划机会, 而四川具有“不可多得的政治条件”。[1]因此, 1936年10月, 四川省政府成立四川省设计委员会, 并由平教总会负责组织。经过社会调查, 设计委员会决定选择新都作为实验县, 直接受省政府监督。由此, 新都成为继定县、衡山后的第三个平教会参与的县政实验县。1937年4月11日, 实验县正式成立, 由晏阳初推荐的陈开泗任县长, 因为陈“曾在兰溪实验县等地工作, 对于县政改革、推行土地陈报等具有经验”。[2]302然而, 1938年11月10日, 川西各县哥老、团丁千余人 (一说五千余人) 突然包围新都, 要求停止征兵, 撤换县长陈开泗, 取消实验县, 即造成四川有名的新都围城...
2018 - 08 - 23
1、去激进化经济危机时代的发展探索  今天的中国正面临着资本主义世界1933年的生产过剩性危机。而危机之所以尚未发生,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在于中国在秦朝时就完成了至今为欧洲人所渴望的大一统。一个庞大的大陆型国家,可以把过剩的生产能力转向内陆建设,这就是上世纪90年代末期遭遇生产过剩之初,国家提出“两纵三横”、“五纵七横”的思路所在。乃至于今天的“一带一路”,成立亚洲投资银行,把过剩的工业化大生产的生产能力转向内陆甚至是中亚、西亚的基本建设,也都是源于这一思路。其二是城镇化,把几亿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人为扩大城市这个巨大的资本载体,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发展战略。  问题在于,生产过剩在西方最终造就经济大危机,并走向战争。因为前面是金融化的汪洋大海。金融具有流动性,并派生出集中性和短期性。金融资本可以在0.6秒内完成结算,每一笔金融虚拟资本的网上交易都可以以毫秒计算。高流动性特点导致任何实体经济、资源经济、自然经济在它面前败下阵来——因为你耗时太长,再短的实体经济也是漫长的。  自清末民初至今,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三次乡村建设:  第一次是官民合作,1904年清末起于河北的定县翟城村,世遭逢乱而由乡绅维护自治。军阀混战、地方割据的情况下,弱势中央默认地方势力,邀请社会力量化解乡治缺失,衰于政府力推的保甲制度转为劣绅化。二战后民国政府又建设华西试验区,这是最后一个知识分子建立的乡建实验。  第二次是官方主导的乡村建设。1950年实现了和今天大包干一样的小农经济,而分散社会力量无力抗御资本剥夺。1949年建国时,经济上搞民族资本主义,而到了1953年,要搞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从私人资本原始积累到国家资本原始积累。这个过程中,高度分散的小农,都有交易费用问题,因此形成由国家主导的乡土社会的组织建设与制度建设是必然的。  第三次是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起,以民间为主体的新一轮乡建运动。2...
2018 - 08 - 09
【内容提要】费达生作为信奉科技救国、实业救国的技术专家,因始于20世纪20年代送技术下乡而与农村结下不解之缘。她以农民本位和立足农村自身建设为原则,将现代技术导入乡村,让农村通过发展“乡村工业”有了“自谋巩固的基础”;通过推动农村合作运动最大限度地让贫苦农民获得合作的好处。虽然费达生未曾以“乡村建设”命名于她的乡村试验,但二十余年间试验所到之处不仅改变了落后的生产方式,也催生了新型乡村经济组织形态和分配模式,从而对乡村的社会生活乃至社会结构都产生了深远的建设性影响。她开创的技术经济-社会进路,在百年乡建的长河中,虽“有实无名”,但以其独特的价值为这一江流汇入了富有活力的源流。【关键词】乡村建设 合作性乡土工业 服务型企业费达生(1904—2005),是著名的蚕丝专家和蚕丝教育家,也是乡村变革的积极推动者,一个不是“乡建派”的乡村建设笃行者。她从20世纪20年代初送技术下乡始,开启了“把合作经营的原则引入中国农村经济的最早尝试”。 一、“有实无名” 的乡村建设说费达生的乡村建设“有实无名”,首先因她在下乡之始尚未有“乡村建设”的目标,行动亦无以乡建命名。深受科技救国、实业救国影响的费达生,彼时的关注点并不在乡村建设,而是为让在国际竞争中几近穷途末路的中国蚕丝业起死回生,以便“有一天能与日本做殊死的竞争”(费达生,1934:21),故须从蚕丝业的源头——农村养蚕科学化开始,从而与乡村和农民结缘。费达生与乡村、与农民的相遇,始于“送技术下乡”和“工业下乡”。说“送下乡”,似乎是有革新情怀的知识分子对农村和农民的单向“赠予”,实则是这些接受了现代教育的知识精英,为打破学无所用困局的一次“突围”。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虽有对现代科技的需求,却缺少转化于实际应用的社会基础和机制,以致当时留美归国的学生“学工的回来无厂可办,学矿的回来无矿可采,学林的回来无林可营”,聚集一批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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