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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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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06 -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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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凤娇“新村小商号”是一家位于台湾新竹的无包装小店,致力回归内心本质的减废生活,减少一次性包装垃圾,鼓励重复使用包材,推动消费者使用手边既有容器,来填充茶米油盐及清洁等各项所需。“新村”是指1949年以后来台军眷聚居而成的村落。新村小商号创办人之一的拉拉,因为爷爷是来自天津的军人,所以从小在眷村长大。村里的婆婆妈妈,都会有一份自己的生活地图,知道买米要跑远一点跟村尾的杂货店阿嫂买,那里才便宜...
2020 - 04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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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并主持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时强调,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的关键阶段,务必一鼓作气、顽强作战,不获全胜决不收兵。重庆市城口县地处大巴山腹地,曾经交通落后、信息闭塞,集“老、边、山、穷”于一体,承接和集聚发展要素的能力微弱,是重庆最缺乏发展条件的地方之一。然而,就是这个曾经的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秦巴山区连片特困地区区县,在脱贫攻坚进程中走出了不一样...
2020 - 04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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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村寨到底有多少种可能如果不一一呈现出来也许连我们村寨自己都还不知道 在前段时间的村寨故事会我们听到了来自村寨伙伴的故事我们看到了每个返回村寨的人与村寨之间彼此陪伴与成长的历程 在短视频大赛中我们更是看到了村寨的真实生活之美而这种美好恰恰是最值得分享的内容 另外我们村寨的伙伴也因为这样的一些机会表达的能力越来越强了也越来越自信了这是我们这些活动的价值之一对于联盟而...
2020 - 03 -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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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乡村建设二十周年纪念”系列活动 国仁读书会(第一季):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招 募 函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要求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从2001年至今,当代乡村建设相关机构一直致力于各种类型的乡建人才培养。在“5G”新技术及新冠疫情影响下,网络化的学习方式与沟通方式进一步普及,为了低成本且高效率地推进新时代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突破传统学习...
2020 - 03 -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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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一个个万众一心共同战“疫”的故事,让置身其中的每个人都深切感受到:病毒无情,人间有爱。疫情发生后,由北京共仁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共仁基金会)发起的“头雁战‘疫’——百村防疫,群防群治”(以下简称“头雁战‘疫’”)项目,正在把“特别的爱”陆续传递到全国各地的100个乡村受益点,其中,有28个在河南。针对农村地区疫情防控相对薄弱的现状,该公益行动不止免费发放消毒粉、面罩...
国际比较
2018 - 08 - 23
今天上午温铁军教授的发言、萨米尔·阿明教授的发言和大家的发言为我们勾勒了一个图景,从中我们看到的是非常巨大的挑战。我们都在寻找改变的可能性,但怎么去改变?我选的题目是“未来的根据到底是什么?”过去一段时期,我们忙着应对问题,很少讨论未来。而即便谈及未来,也都好像都是在谈论一个抽象的、乌托邦式的未来。历史的终结与未来的终结这两个命题其实是内在关联的。未来是现实中被压抑的要素,,它不是抽象的、空洞的,但的确是被压抑的。这也意味着未来不在别处,而在我们脚下、在我们的行动里。没有行动也就没有未来。我就想从这里开始,做一个引言。不久以前,我遇到一位德国的知识分子,就是拍摄了长达九个小时的纪录片《资本论》的克鲁格先生。他问我一个问题:如果让你回答,什么是中国的未来,你能否用一个物质性的存在代表中国的未来?他原来是阿多诺的学生,熟读法兰克福学派和本雅明的著作,他的设问背后,站立着本雅明笔下的巴黎:巴黎是从十九世纪里面伸展到二十世纪里面来的,哪怕是在纳粹占领之下,这座城市也代表着一种精神或者说。代表着一种未来,一种从过去里面来的、与现实不协调却以被压抑的方式存在于现实中的未来。什么是中国的未来?或许不是哪些摩天大楼。在1930-1940年代,在中国最困苦的时期,如果问一个进步的青年什么是中国的未来,他会想到哪儿呢?被占领下的上海、南京,或者苦苦撑持的重庆?大概都不会的。他们会想到延安,一个贫困的但却潜藏着未来的地方。我由此想到我们今天的讨论“可持续实践与乡村建设”中的乡村在当代中国的位置——在讨论中国的未来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想到二十世纪的两个乡村建设的例子,一个是毛泽东的例子、一个是梁漱溟、卢作孚、晏阳初所代表的乡村建设的例子。他们的实践是从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伸向未来的可能性的象征。1929-1930年是大革命失败以后最困难的一段时间,也是中国革命开始进入新的阶段的时期,毛泽东发...
2018 - 08 - 03
喀什大学身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这是诞生过伟大的维吾尔族诗人和思想家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约1010~1092,《福乐智慧》的作者)的地方,也是里程碑式的著作《突厥语大辞典》的作者、维吾尔族伊斯兰学者麻赫默德· 喀什噶里(1008-1105)的故乡。他们的著作中留下了突厥、阿拉伯、波斯和汉文化并存、交流、重叠、融合的痕迹。他们生活的年代也正是宋代理学形成的时期,一个中国儒者重新认识自己是谁的时代。在此之前,大约公元642年的夏天,返程途中的玄奘从瓦罕经大帕米尔到达塔格都木巴什帕米尔,然后辗转抵达萨里库勒的首府地什库尔干,那儿的高原风光和人情风俗令我神往。我前天从疏勒回来的时候,路过班超路,让我想起这是汉代班超长期驻守的地方,传说他从疏勒回洛阳时,难舍的百姓甚至以拔剑自刎相留。在《福乐智慧》中,伟大的诗人这样说到丝绸之路上的交往,“他们从东到西经商,给你运来需要之物;假若中国商队之旗被人砍倒,你从哪里得到千万种珍宝!”他还写道:“东方之国,突厥人和秦人,没有一部书可与之匹配。”我相信,喀什大学的使命便是赓续伟大的传统,在大地的中心地带,为跨体系社会搭建文化的平台,为为跨社会体系创造文明的纽带,为跨文明的文明培养一代又一代传承者和创造者。什么是“跨体系社会”?什么又是“跨社会体系”?又为什么说“跨文明的文明”?这就是我要谈的话题。我想谈一些多少与新疆有一点相关、但又不是那么具体的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把我过去讨论的问题,以及我自己思考中国历史问题时提出的或涉及的一些概念、范畴和命题拿出来,和大家一起讨论,看看它们在这个地区、在现在的语境中,是否还有一点意义。  海洋时代与重新界定中国对历史变迁的理解和再解释,通常也都发生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刻,也就是人们观察自己的社会、观察历史的方式上发生一些重要变化的时刻。在这些时刻,一些地域和一些文...
2018 - 07 - 13
谈到区域整合,离不开内陆与海洋的关系,当然也离不开怎样将两岸关系置于内陆与海洋的关系中去解释。日本的亚洲论其实是从欧洲的海洋论发展而来,现在的台独论也是一脉相承。用海洋来贬低内陆是资本主义时代一个主要的特点。海洋和内陆的问题,确实需要一个世界史叙述才行,不能够只讲两岸关系。台湾海洋贸易史的研究把台湾编织到海洋历史的叙述里面去,却省略海洋历史跟大陆历史之间的关联。这的确值得解释,从中国大陆的历史角度值得解释,从世界史的角度也值得解释。大陆触及这个问题的是张承志,但他没有谈论台湾问题。张承志讲西班牙的伊斯兰化和天主教的排斥性,将那个时代视为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背景是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和衰落。张承志从蒙古高原到穆斯林世界,从中国内外到两河流域,建立起了一种不同于中国知识界主流的世界史谱系。这个谱系是在抵抗欧洲殖民主义的脉络中展开的。奥斯曼帝国在15、16世纪的崛起是世界历史的大事件,哥伦布探险、美洲发现和印度问题均与此有关,但这些事件大多被组织在欧洲中心的视野中。这一事件对于中国和内陆亚洲的影响如何?荷兰人入侵台湾(1624-1662)也正是这一浪潮的一波,只是适逢明清易代之际,中原王朝无暇旁顾这一海疆边陲,直到郑成功于1661-1662年进攻台湾,建立第一个汉人政权。在台南,访问赤嵌楼,那个地方原是荷兰人所建的“普罗民遮城”,也恰是郑成功军队占领台湾的第一个立脚点。占领那里有几个主要的原因,其中一个是补给,当地有不少汉民可以提供补给,还有一个原因即那是一个可以控制西班牙航线的战略要地。台湾跟东南亚是连在一起的,攻占台南可以开辟连接东南亚和东亚地区的新路线。台湾在欧洲殖民史上的重要性是与因奥斯曼帝国崛起、沿大陆丝绸之路的东西贸易中断相互关联的。奥斯曼帝国崛起对于中国的经济和贸易的影响并不像对欧洲的影响那么大。除了还有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路线之外,不但中国大陆内部幅员辽阔,经济互补性...
2018 - 09 - 11
在1911年革命尚在孕育之中的时刻,1907年,年仅26岁的鲁迅在一篇古文论文中,用一种古奥的文风,谈及他对刚刚降临的“世纪”的观察:意者文化常进于幽深,人心不安于固定,二十世纪之文明,当必沉邃庄严,至与十九世纪之文明异趣。新生一作,虚伪道消,内部之生活,其将愈深且强欤?精神生活之光耀,将愈兴起而发扬欤?成然以觉,出客观梦幻之世界,而主观与自觉之生活,将由是而益张欤?……内部之生活强,则人生之意义亦愈邃,个人尊严之旨趣亦愈明,二十世纪之新精神,殆将立狂风怒浪之间,恃意力以辟生路也。鲁迅用两句话概括了他所说的“二十世纪之新精神”,即“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 这两句话中的“物质”指由英国工业革命所引导的“十九世纪物质文明”,即资本主义经济;“众数”则指由法国大革命所开创的“十九世纪政治文明”,即宪政民主及其议会–政党制度。鲁迅宣称:“十九世纪”的创造力在其世纪末已经式微,自由平等正在转变为凌越以往专制形式的新的专制形式。……因此,正在降临的新世纪为中国所确定的目标是超越欧洲双元革命及其后果,建立一个每一个人都获得自由发展的“人国”。这是中国历史中最早的关于“二十世纪”的表述之一。对于当时的中国人而言,这个概念如同天外飞来的异物,因为在此之前,并不存在所谓“十九世纪”,也不存在“十八世纪”。1907年是光绪丁未年,或清光绪三十三年。光绪是满洲入关后的第九位皇帝。在鲁迅的文章中,作为“二十世纪”对立面的“十九世纪”并非指涉此前的中国历史,而是由法国革命和英国革命所开创的历史时代。但对于鲁迅而言,只有将“二十世纪”这一异物作为我们的使命,中国才算获得了“自觉”。为什么如此呢?因为十九世纪欧洲的“双元革命”正是晚清中国的改革和革命浪潮所确立的目标。从1860年代起,在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阴影下,中国开始了以富国强兵为内容的“洋务运动”;伴随甲午战争 (1894) 的失败,...
2018 - 08 - 15
什么是现代国家的国民?我们会想到国家赋予他们公民权利,他们对国家承担公民义务,也就是说,现代国民应有能力掌握现代知识与技能,所以,识字率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其中一个指标。可是,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奋力扫盲却依然徒劳;国民的“落后”被看成为既是国家落后的结果,也是国家落后的原因。在印度,情况最恶劣的比哈尔,识字率是47.53%(2001年);印度全国平均水平是65.38%;但西南的喀拉拉邦,却在十多年前──1991年4月──便已经成为全民识字邦。这个不平凡的数字背后,有一个不平凡的扫盲故事。1962年,一批科学家走在一起,要普及科学知识,让民众能掌握对他们有用的技能。首先,他们把英语科普读物翻译成喀邦语言马拉亚拉姆语。“喀拉拉民众科学运动”(简称“喀科运”)就这样诞生了。经过十多年的努力,1978年在全国990个乡之中的600个乡,逐步成立了“农村科学论坛”,目的是与村民一起尝试解决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喀科运”的构想,是每个村庄有两三名“喀科运”的活跃成员,对当地问题有具体细致的了解,带动村民建设社区。经过几年实践,“喀科运”发现,几名活跃成员可以起带头作用,但社区整体发展必须靠民众积极参与,尤其是最底层的人、最边缘的人不能被遗弃。1986年,“喀科运”调整策略,将重点放在推动全民识字,让识字的人不只学懂看书读报,还培养能力掌握知识,创造知识,以改造他们生存的环境。“喀科运”决议在五年内令喀邦全民识字,于是筹划一个行动纲领,送交印度国家教育部。试点建议在十七万人口的安那库林区(Ernakulam)进行。国家扫盲委员会在1988年审批拨款。这是一次重大的突破,因为“喀科运”从未肩负这么大的项目,国家扫盲委员会也从未将这类工作交给一个民间志愿团体来推行。“喀科运”的计划,是在该区动员一万五千名志愿者进行为期一年的扫盲活动。这种庞大的动员史无前例。上街示威、罢工抗议之类的...
2018 - 09 - 11
【摘要】:晚清以降的各个变革阶段之间并不能用线性的现代化史观简单地加以解释。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共和危机的影响,“五四”文化运动出现了明显的转向。如何评价共和的制度与价值,如何看待19世纪末期以降被视为楷模的西方模式,以及由此引发的如何看待中国传统等问题,构成了“五四文化转向”的基本问题。“五四”文化运动的根本特征,是文化与政治之间的相互转化、渗透和变奏。政治与历史之间的断裂———新的政治不是历史的自然延伸,产生于一种新的意识、思想、文化和历史理解。在这种断裂中,“文化”承担着双重任务,即一方面在社会的基础上创造和培育新的政治主体,另一方面通过内在于国家与政党的运动促成政治的生成、造化和改易。一种通过文化与政治的区分而介入、激发政治的方式构成了20世纪中国的独特现象。【关键词】:五四文化转向东西文明共和危机政治主义国家主义序论:“觉悟”的时代“五四”运动至今整整90个年头,正如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一样,它在中国历史中到底具有什么意义,至今并未更加清晰,反而日渐模糊了。“五四”文化运动提出的众多命题,如科学、民主、共和,都说不上是它的独创,早在晚清时代,“五四”的各种要素已经存在。正由于此,过去20年中,影响较大的“五四”叙述是将现代中国思想与文学的源头追至晚清,拒绝以“五四”为中心划分现代史的正统叙事。在纯粹实证的意义上,“五四”的确承晚清的各种潮流而来。但问题很可能是:“五四”能够在一个纯然实证的意义上说明其意义吗?另一个影响较大的“五四”叙述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置于同一个潮流的不同阶段之上,即从器物—制度层面的变革向观念层面变革的转化和突进。这是一个更为典型的现代化叙事。上述两种叙述各有侧重:前者隐含了对于“五四”传统历史定位的怀疑,后者承认“五四”在中国现代历史中的开创性意义,但它们都肯定了晚清与“五四”的连续性,就此而言,它们与那种将“五四”定位为...
2018 - 08 - 16
1918年11日15日,欧洲停战的消息刚刚传入中国,新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天安门举行的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发表演讲,用拜火教的黑暗之神与光明之神的搏斗为喻,描述协约国对德国的胜利。在黑暗之神的一方,是强权论、阴谋派、武断主义、种族偏见,在光明之神的一面,是互助论、正义派、平民主义、大同主义。光明之神代表了“世界大势”,他因此呼吁中国的政治势力“快快抛弃了这种黑暗主义,向光明方面去呵!”同日,李大钊问道:“我们这几天庆祝战胜,实在是热闹的狠。可是战胜的,究竟是那一个?我们庆祝,究竟是为那个庆祝?我老老实实讲一句话,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那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狗,是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那一国或那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不是为打败德国人庆祝,是为打败世界军国主义庆祝。”也在这一天,陈独秀发表《克林德碑》,再次将欧战问题与中国的思想启蒙联系起来。他举例说:“天津庆祝协约国战胜,各界游行街市,内中最奇怪的是南开学校做了一个船名叫‘国魂舟’,学生二人扮做关羽、岳飞坐在舟中。”南开学校以《国魂舟感言》为题,举办国文考试,其中有学生的文章云:“噫,其中亦不思吾国魂舟中曾有关公、岳飞其人乎?洋人洋人,毋笑吾驽弱为!”陈独秀因此慨叹中国青年思想“仍旧是现在社会上国粹的医、卜、星、相种种迷信”,仍然在“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上奔波,而他接着大战的结束,为中国青年指出一条“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李、陈是“五四”新文化的代表人物,而蔡则是其同盟军,他们对欧战的总结尚如此不同,若与其对立面相比,差异就更大了。在战争结束前夕,中国思想界的论战已经开始。1918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一文。杜亚泉的回应文章发表在三个月后,题目是《答〈新青年〉杂志记者之质问》,其...
2017 - 12 - 07
无论是素食者还是杂食者,我们每一口食物,大部分都是由种子而来。我们大概可以说"Who controls the food supply controls the world",大家可能会直觉地觉得食物生产是由全球为数众多的农民负责,没有谁有控制世界的能力吧。然而今天农业产业链中的每一个环节,在过去几十年,经过大量收购和合併后,正被大规模集中在少数大企业手中,而种子供应也不例外。“根据国际组织ETC Group的数据(1),全球的商业种子市场,十大种子公司所佔的比例,由1995年的37%,上升到2007年的67%,到2011年已到了73%,当中,单是美国的孟山都(Monsanto)就佔了27%,美国的杜邦(Du Pont)有17%,瑞士的先正达(Syngenta)佔了9%。”这些大公司同时也经营化工业,在全球农药供应方面也有近似的市场地位。种子公司数量减少同时意味可选购的种子数量减少,因为种子公司通常只会开发重点产品,把市场行销资源集中到核心产品上。“根据联合国量食及农业组织,在过去100年,全球有90%蔬果品种已经绝种(2)。”(此图比较了美国1903年和1983年商业数子数量的差距。图片来源︰National Geographic) (各地都有本土品种大量消失的问题。图片来源︰Plaid Zebra。 图片中文化︰食物知情权。 资料︰National Geographic) 种子供应市场,是垄断型跨国巨企的战场大家可能会觉得这只是喂饱全球、提升产量为前提下,“不得不接受”的代价,甚至认为不过是优胜劣败的健康现象,强者会提供更好的服务,我们还有那27%中小型公司提供的商业种子,以及农民或其他组织保留和研发的非商业种子。然而,事情没有这么间单,因为种子的专利制度深深影响到所有农民⋯⋯例如基改农作物会经花粉传播污染隔邻的非基改农田,被影响的是被污染农田的拥有...
2018 - 08 - 29
台湾政治纷繁变化,从政治领导人到社会运动,其兴也勃,如风云凝聚,其亡也忽,如水银泻地,看得多了,有时会失去敏感。2014年这场“太阳花运动”,看似与之前的运动前后相联,但又有所不同。年轻一代的姿态确实对上一代的思考产生了冲击,一个新的时期似乎正在到来。但事实上,分析当代台湾问题不可能离开大陆自身的变化与发展;两岸关系也不只是两岸之间的关系,而且是两岸各自内部关系重构并相互塑造的结果。对于台湾而言,大陆的每一次重大变化,均会在岛内产生不同程度的政治后果——反之亦然,虽然规模不同。但是,复杂的是,现在的台湾问题与两岸关系问题又不能局限于台湾与两岸:它要置于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重心转移过程中的“中心”与“边缘”关系再调整、欧亚经济中心东移带来的陆地与海洋关系的复杂变迁之中来考察。 一、两岸政治关系的危机与统派的式微 反服贸运动显示出两个重要问题:反服贸运动显示出两个重要问题:一是两岸关系的平台,即国共两党关系,面临严峻挑战;二是台湾“统派”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已经式微了。这两个转变均非突发现象,也都与大陆“去政治化的政治”和“代表性断裂”相关。当代中国政治危机的核心源于政治制度的代表性被不断地否定。表面看起来,这些问题跟台湾无关,但事实上有密切关系。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 1.“中国”意义的变化 在冷战的时候,毛泽东说: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蒋介石说:我们要反攻大陆。一边是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另一边是三民主义和民族统一。“中国”作为一个争夺的政治范畴,在对立双方都是明确的存在;在国际上也是这样,左翼都支持大陆解放台湾,美国及其盟友都支持台湾,但在战略上美国用协防条约的形式限制台湾反攻大陆。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曾考虑让台湾出兵,蒋介石也做了准备,但最终担心此举引发中国大陆解放台湾的反应而放弃了。两岸双方对“中国”的“正统”的争夺非常清楚,美国却一直是遏制两...
2018 - 08 - 14
当代资本主义是整体性的垄断资本主义。垄断集团紧紧地控制着所有的生产系统,控制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只是一个名头,用来指称垄断集团为控制全球资本主义的边缘国家(欧美日三角合作伙伴之外的世界)中的生产体系而发号的一整套施令,其实质不过是帝国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因此,资本积累过程——在资本主义的各种历史形式中使我们能够定义资本主义本质的东西—的动力正是寻求最大限度的帝国主义租金。这种不断增长中的不平衡本身又进一步导致了经济体系的金融化。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盈余无法投资于生产体系的扩展和深化,过度的“金融投资”也因此成为垄断控制下继续积累的唯一选择。  这就是在我们眼前迅速扩大的“新自由主义”体系,它是整体性垄断资本主义的体系,已实现了(帝国主义的)“全球化”和金融化。该系统显然无法克服日益增长的内部矛盾,它注定会继续发展这种矛盾。在这样的条件下,垄断资本已公开向工人和人民宣战,并通过“自由主义没商量”这句话表达出来。这一时刻为我们提供了更为长远的历史机遇,它要求的是大胆无畏地构想激进的替代方案,使工人和人民能够发动攻势。这些构想,以当代现有资本主义的分析为基础,必须直面即将构建的未来,抛开对过去的感怀和幻想。 垄断所有权的社会化  废除垄断资本的私有财产原则。不废除垄断集团的私有财产,所有关于监管金融操作、让市场重新透明化以及在这些改革基础之上确定共识前提都不过是蒙蔽群众罢了。这等于是要求垄断集团违反自身利益来“管理”改革,无视他们保留了一千零一种方法来避免这些改革目标的实现。  替代性的社会方案应当逆转垄断策略下当前社会秩序的方向,以确保就业最大化和就业稳定,确保正常工资与社会劳动生产力共同增长,必须根据民主原则治理垄断机构。通过国有化废除垄断私人所有制,最初的法律行动不可避免。具体的制度方法,则比我们已然了解到的“自主”或“合作”要复杂得多。需要创造新的工作方式以便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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