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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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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03 -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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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乡村建设二十周年纪念”系列活动 国仁读书会(第一季):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招 募 函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要求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从2001年至今,当代乡村建设相关机构一直致力于各种类型的乡建人才培养。在“5G”新技术及新冠疫情影响下,网络化的学习方式与沟通方式进一步普及,为了低成本且高效率地推进新时代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突破传统学习...
2020 - 03 -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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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一个个万众一心共同战“疫”的故事,让置身其中的每个人都深切感受到:病毒无情,人间有爱。疫情发生后,由北京共仁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共仁基金会)发起的“头雁战‘疫’——百村防疫,群防群治”(以下简称“头雁战‘疫’”)项目,正在把“特别的爱”陆续传递到全国各地的100个乡村受益点,其中,有28个在河南。针对农村地区疫情防控相对薄弱的现状,该公益行动不止免费发放消毒粉、面罩...
2020 - 02 -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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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背景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以来,乡村的防疫工作需要更多的社会关注和支持。为支持全国乡村带头人抗击疫情,守护家园,北京共仁公益基金会发起“头雁战疫——百村防疫,群防群治”项目,面向鄂、豫、湘等全国各地百村,协助当地人民政府开展防疫工作,提供群防群治的防疫物资包、小额资助、防疫培训等必要支持。项目目标1、为乡村提供必要的防疫物资,支持乡村带头人在乡村持续开展防疫工作;2、支持乡村带头人积极参与基层...
2020 - 01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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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西南大学图书馆组织编撰的《民国乡村教育文献丛刊三编》顺利出版。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围绕农村和农民问题,一些有识之士和社会团体设计出多种改造方案,试图通过乡村教育、乡村建设,挽救中国的危机,使中华民族重获生机和活力。在乡村作为社会问题引起大家关注的前后,全国各地发起的乡村自治和乡村教育的试验区也随即兴起。在推进乡村教育实践运动的同时,一批知识分子对乡村教育研究也极为重视,出版了大量专著、发表...
2020 - 01 -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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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和治理现代化是中国走向全面复兴的征程中要完成的历史任务。12月20日-21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同样在这个时候,来自全国各地的10多个省区的村党支部书记、第一书记、政府部门负责人、企业负责人、高校及科研院所200余人在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战旗村相聚,共同探讨如何才能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发挥好村庄和农民如何的主体作用,促进村庄转型,发展新型集体经济,提高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此次会议由四...
当代乡建
2018 - 09 - 04
编者按:这篇文章是北京工友之家总干事孙恒在“热风”学术青年论坛(注释1)圆桌讨论上的发言。他从一位实践者的角度出发,在现实的语境中分析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指出了工人阶级形成的条件与其所处的宏观局势,并呼吁知识分子生产有机的、有营养的精神食粮。虽然孙恒一再自谦为“只是一个行动者”,“不是专家学者”,但是他的发言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从实践中来的理论活力。这位与志同道合的工友们一起在当代社会中建设劳动者乌托邦的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知识生产与介入社会的方法论。标题与小标题均为编者所加。本来这个大会是邀请我来给大家唱歌儿的,我歌儿唱完了第二天发现还有一个“引言人”的任务,然后我就问吕途什么叫引言人,我问了三天,她到现在也没告诉我(笑)。后来我去问潘家恩:“引言人做什么啊?我又不是专家学者、研究者,我只是一个行动者、实践者。”他说:“那你就随便说点儿吧。”所以我就很开心,可以随便说。我觉得引言人就是“引言”嘛,引起大家的发言,就是抛砖引玉吧。我从自己的实践和行动出发,另外就是这两天我一直在会场听大家发言,我有一些感触。所以基于这些,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点既不是什么理论,想得也不那么高深的一些我的想法而已,我不知道能不能引大家发言。理论活在哪里?第一个呢,就是我想谈谈我对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看法。我觉得理论非常非常重要,尤其在今天的中国,尤其对于我们新工人群体。在我们身边,我们很多的工友每天都面临着非常残酷的现实生活。当工人罢工的时候,有没有理论工作者出来给工人出主意、想办法?没有。当工人迷茫的时候,有没有理论家、思想家站出来,跟工人一起讨论,或者指明一个方向、道路?没有。但是我知道马克思在墓碑上写着这样一句话:无数的思想家、哲学家在解释这个世界,可是最重要的是如何改变世界。(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有一个朴素的对于理论和实践的看法:理论,应该是...
2018 - 08 - 17
我觉得,这个书名特别好,它抓住了新工人群体所面临的根本问题,也是当下的重大问题:我们时代的文化状况与他们的命运之间的关系(虽然“我们”和“他们”其实是一体,但“语言的藩篱”将我们隔开了;更要紧的是,我们身处其中的“文化”不仅加剧了共同体内部的区隔,还不断地再生产这种区隔,制造内部各种基于不同原因和划分标准的分裂,和人们的疏离感,以及“我们”和“他们”不同而且无关的幻象)。《迷茫与崛起》主要是对当代中国新工人生存状况的描述,《文化与命运》的重心则是吕途对这一生存状况的深入分析;正如书名所传达的,“文化”和“命运”是第二本书的核心概念,也是作者关注新工人群体新的切入点。如果《迷茫与崛起》的写作目的是希望引起社会对新工人群体更多的关注,那么,《文化与命运》则是通过进一步地思考,期待读者从新工人群体的命运和其中一部分人的实践中获得启示,介入现实,发出如下的追问——什么样的社会是美好的?什么样的发展是真正的进步?什么样的文化是良性的,可以推动当代中国乃至人类走向美好的明天?汪晖在《迷茫与崛起》的序言中写道:“(新工人)这个群体是国家主导的改革开放过程的产物,是后社会主义时期劳动力商品化的新形势的产物,也是中国在将自己打造为世界工厂过程中所创制的新的政策、法律、伦理规范、城乡关系和社会模式的产物。”如果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历史以文革的结束和改革的开始为界简单地划分为前后两个三十年,那么,新工人群体的出现和壮大就是后三十年的现象。按照北京工友之家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统计数据,自1978年至1988年,是新工人“艰难的流动”阶段,总人数约两千万;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前后,中国大陆形成前所未有的“打工热潮”,新工人增长到六千万;至2003年,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这一数字迅速膨胀到一亿两千万;而到2013年年底,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其总人口已经达到两亿六千多万。毫无疑问,随着城镇化的...
2018 - 08 - 16
编者按19日晚,微信朋友圈里传来消息,北京工友之家在村委会各种名义的“检查”与为难后,面临“逼迁”。工友之家求助信发出后,有很多媒体和自媒体纷纷发表或转发文章对北京工友之家进行声援,呼吁更多人关注。 “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于2002年注册成立,从2005年开始,扎根在皮村社区,创办“同心实验学校”,专门服务农民工子女。一转眼已经是十年,工友之家在皮村创建了学校、同心互惠商店、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并且连续数年举办为打工者的“打工春晚”。十几年的坚持、努力、探索与付出, 难道要被“逼迁”抹除?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2016年12月24日晚,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对温铁军教授就此次事件进行了专访。由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整理后,本次访谈发表于今天的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在温铁军看来,这一村委会和打工者所代表的下层社会的冲突,应该认识到实际的处境和困难。这一冲突反映出的是基层债务过重到年底面临还债压力,把村乡两级债务链所发生的矛盾转移向打工者公益服务组织和其他的租户。大多数人是从“打工者公益组织是否应该在北京落地生根”这样一个角度来谈此次“皮村逼迁”事件的。但,这个角度似乎未能深入认识到这次问题发生背后的实际原因。以我对现在基层情况的了解,认为相关背景更需引起关注。第一个是基层债务过重到年底面对还债压力(例如北京工友之家求助信里所反映的私下索要钱款的情况)。第二涉及基层为应对这种复杂状况而采取的非规范手段(例如求助信里提及“几个刚喝了酒的小伙子”对工友之家强行断电等行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具有普遍性的基层情况,往往会恶化为不同形式的下层社会的对抗性冲突,且很容易被浮躁地做“泛政治化”处理;但被人热炒一番之后的结果却并不有利于弱势群体……先看逼迁可能涉及复杂的基层债务问题。 从北京工友之家现在所提供的材料来看,实际原因似乎是村和乡两级之间...
2018 - 08 - 15
打工诗人郑小琼在一首题为《流水线》(2007)的诗里写道:“在流水线的流动中是流动的人”,他们穿着统一的“工衣”、“工帽”,姓名被一串又一串同样冰冷的数字取代。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不愿意用“打工”来称谓包括郑小琼在内远离乡土的城市劳动者,吕途等人用“新工人”来重新命名这群户籍在农村、工作和生活在城市的劳动者,其诉求也正是要在这个全球资本化的新时代重建劳动者的价值与尊严。但在现实情形里,上述诗中的劳动场面书写的就是时至今日新工人的工作处境,“打工”很多时候也仍然是新工人群体身上最受瞩目的标签。这意味着在新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尤其是随着资本、技术、管理等日益成为凌驾其他生产性要素的价值砝码,新工人作为劳动主体则陷入身份的失落与失语状态。回顾新中国的历史,这样直接服务于物质性生产的劳动者群体曾经是当家做主的主人翁,但近三十多年的社会发展过程中,这群劳动者则成了沉默的打工者。新工人的劳动成果不被自己享有,其劳动过程也成为工业化、后工业化社会中被异化的沉默存在。新工人在工业流水线上的劳动是随着机器流转的异化劳动,“在分工高度细化的情况下,工人只需要重复简单的动作”,他们的劳动更像是机械的流动。伴随这种流动状态的是新工人在城市工作和居住的不稳定。在北京皮村新工人艺术团创办的全国首家“打工文化艺术博馆”里,主展厅以“打工三十年·流动的历史”为主题,通过来自工友的工作服、暂住证、劳动工具等物件陈列,展示了新工人群体在城市里缺乏保障、不够安稳的工作与生活。而这种流动的、不稳定的生存状态主要源于资本对劳动的深度剥削与异化。一方面,资本与受资本操纵的技术把控着各种工业部门和社会政治经济生活领域;另一方面,消费日益成为整个社会的主导因素,在消费主义逻辑贯穿日常生活之时,劳动也开始逐渐演变为以城市中产阶级为话语主体的审美对象。于是,尽管劳动的形态与内容越来越多元化,但在大众文化的价值评价体...
2018 - 08 - 15
上海史上失踪的“三十年”《上海国资》:今年初,上海本地一些报纸报道了你们的曹杨新村研究。我查了资料,最早关于你们在做曹杨新村的研究是2005年。为什么会用这么长时间去做这个研究?罗岗:关注上海的工人新村,其实更早,最初是因为王晓明老师2001年去上海大学办了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提倡中国式“文化研究”,那时候就开始考虑如何找到一个切入口来重新研究上海,当时流行的是“上海酒吧”研究之类,这种研究当然很有意思,但是否还可以有其他的视角和思路来进入上海呢?“工人新村”的问题就是这样进入到我们的视野中的。具体而言,“工人新村”成为理解上海的一个视角有两个背景。一个背景是1990年代以后出现的“上海热”,在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上以李欧梵的《上海摩登》的翻译、出版所引起的广泛反响为标志。在“上海热”中,最重要的就是重新叙述开埠以来的上海历史。上海开埠是在1843年,到2003年的时候是160周年。当时上海有两家大众媒体做了160版的大篇幅专刊来纪念开埠160周年。在这样的纪念里,对历史的重新叙述当然是重点。但有意思的是,两种专刊对160年历史的叙述都有一个空白的时期,就是1949年到1979年的社会主义时期的上海。为什么作为社会主义城市的上海在上海史的叙述中成为了空白?当时,我指导一个学生做了一篇论文,专门分析这两个纪念专刊,看看上海的历史是怎么被叙述出来的。我们发现“上海热”导致的“上海史叙述”有一个特定的选择,也即1992年之后重新开放的上海和1843年开埠以后的上海的对接。而这个对接过程的前提,就是对作为社会主义城市的上海的有意遗忘和压抑。这也是“上海怀旧”的最主要特征。所以说,“上海热”、“上海梦”和“上海怀旧”是在重新想象上海在全球资本主义网络中的位置,在这样的“上海热”中,如果不能正面抹黑社会主义这三十年的历史,也要故意留下留出空白,不讲或少讲这一段。在这样的叙述中,三十年上...
2018 - 08 - 10
“工人”和“文化”是很常用的词,但是,仔细思考起来却不一定可以把握其词义。特别是,词汇的内涵往往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新工人文化”这个词组,伴随着中国近3亿打工群体的诞生和衍化而出现,伴随着打工群体在生存中挣扎、在发展中创造而对打工群体的出路和中国社会的未来有着重大的意义。“新工人”指的是工作和生活在城市而户籍在农村的打工群体,和“打工者”指的是同一部分人,但从精神内涵上有所差异。多数传媒用“农民工”来指称我所说的新工人和打工者。根据国家统计局于2016年4月28日发布的《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1]数据,全国打工者的数量为27747万人。这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也是一个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群体:在这近3亿打工者中,8600万人从事着制造业,我们穿的、用的都是他/她们制造的;5800万人从事建筑业,我们住的房子、走的公路、铁路都是他们建设的;2000万人从事家政工[2],她们照顾着别人的孩子、别人的老人,却见不到自己的亲人。这是一个付出了巨大代价的群体[3]:根据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推算,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有农村流动儿童达3581万,在农村他/她们见不到父母,在城市他/她们享受不到公平的教育权利。“新工人”辩“新工人”是一种诉求意义上的概念。在中国,工人这个词有着历史的烙印,说工人就让人联想到过去国企的工人,他/她们被赋予了工厂和国家的主人的地位,享受各种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在和工友聊天的时候,当我问他/她们希望怎么称呼自己的时候,一些人说希望被称呼为工人,因为他/她们觉得他/她们干的是工人的工作。工友这个时候给予工人这个词的主要含义是工作的含义,不包括社会地位的含义,但是我估计工友对这个词的喜好一定和它曾经被赋予的社会地位是有关系的。改革开放到现在,过去的工人在消失,新出现的是被当做廉价劳动力的打工者;现在,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发...
2018 - 08 - 09
作者简介:吕途:社会学博士,曾任大学副教授,2007年加入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主要从事研究和培训工作。著有《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法律出版社,2015)、《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法律出版社,2013)。发现“社会”:2002年创办“农友之家”北京工友之家2002年5月正式成立,发展至今已经有14年了。工友之家的成立和几位创始人的经历直接相关。孙恒是音乐教育专业毕业,在中学当音乐教师,辞职后做了1年多的流浪歌手,从酒吧、到街头、到建筑工地,最后走进了打工子女学校和工人群体。王德志初一毕业后不得不辍学,抱着学习相声走上央视春晚的梦想来到北京,辗转各行各业打工谋生;许多高中毕业后打工,抱着音乐梦想到北京midi学校学习音乐,毕业后到北京地下通道做街头歌手。大家慢慢走到了一起。北京打工青年艺术团于2002年五一劳动节正式成立很多工友都可以因为共同的处境相识,但是走到一起干什么?在这个节点上,打工妹之家的组织形式启发了同在北京漂泊和追寻的几位年轻人,原来大家可以自我服务和服务他人。 2002年5月1日,孙恒、许多、王德志在打工妹之家做活动,是一场针对几十个工友的演出,就在那时宣布“打工青年演出队”成立了。2002年11月份机构正式注册下来,名字叫“农友之家”。当时叫农友之家的原因是考虑到“三农”的背景。到2006年改成了“工友之家”。 从文艺青年到工人文化建设艺术团的起点非常质朴和自然,就是自娱自乐,唱自己的歌。最开始没有什么觉悟的,也没有特别强烈的思想价值观。在艺术团演出的过程当中,大家越来越认识到演出活动本身和歌曲创作的重要性,才意识到工人文化的重要性。现在,艺术团的活动和创作在文化和价值观上已经具有自觉性了,目标已经很清楚:倡导劳动文化,对抗资本文化。其历史使命则是促使劳动群体获得文化上的解放。艺术团的实践让大家发现,工友虽然需要精神文化生活,...
2018 - 08 - 08
1978年是中国里程碑性的一年,它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2008年是中国里程碑性的一年,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三十年。从经济角度来评价,在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从人口结构角度来讲,中国完成了并且还在继续进行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转移。过去三十年的发展理念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样的发展虽然使中国成为世界最有经济活力的国家,但是快速的经济发展也造成了环境和资源的破坏、贫富差距巨大。资本的逻辑渐渐主宰社会发展,社会道德溃败、个人在躁乱的社会中迷失。整个中国社会都在发生变化,每个中国人都能感受到变革的影响,而在中国社会中受到改革影响最强烈的是新工人群体。据国家统计局公报,2011年户籍是农村的打工群体的人数已经达到2.5亿,而且这个数字还会继续增长。改革开放给打工者带来了机遇,但是大家都知道,农民最初进城打工是受到控制的,是随时面临被遣返的危险的。所以说,改革开放只是给了打工者进城打工的机遇,而创出进城打工道路的是打工群体自身。从人数以及对中国整体社会结构的深远影响来讲,打工群体必须得到关注,审时度势地讲,我们必须正视打工群体作为中国的新的工人群体的客观事实。可以说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历史也是中国新工人形成的历史。一、农民工、打工者还是新工人“农民工”辩2009年1月1日至3日,北京工友之家在位于北京朝阳区金盏乡皮村的新工人剧场举办了“第一届打工文化艺术节”。来自各地的打工者、学者和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艺术节上丰富多彩的活动。在民谣专场发生了一起意想不到的事件。来自两个机构的工作人员因为“农民工”一词的使用发生了争执。一位代表不断使用“农民工”这个词,另一位代表认为在这样一个打工者的艺术节上更不应该使用“农民工”这个歧视性词语。这一场景的出现自然是不愉快的,但是很多时候让所有人愉快是不可能的,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从这个“话...
2018 - 08 - 08
地铁上的不归路寂桐(本名:张子怡,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工作人员) 拥挤的地铁中人流涌动她的身影若隐若现就在这个夜晚地铁夺去了她的生命她的身体被挤压着她无法挣脱屏蔽门啊地铁门啊你们像两把无刃的刀子随着几声巨响她的内脏碎了她无法挣脱她想着她就快完了被挤压的青春被挤压的人生在这一刻停止2014年11月有感于地铁乘客潘小梅遇难事件 家,在哪?菩提居士(本名:王建,从事木匠工作) 我们生活在梦幻般的仙境,却没有想象中的桃园,漫天尘埃迷蒙了彼此的双眼。我们生活在云雾中,却看不到蔚蓝的天,迷茫的身影找不到停靠的彼岸。我们生活在雷声里,却没有怡人的春雨滋润心田。我们生活在丛林中,却感受不到绿叶的芬芳,没有惬意的自然。我们生活在北京,都市人的生活离我们是如此遥远。我们生活在农村,却远离了养育我们的麦田。岁月轮转中,打工的号子传唱了一遍一遍。搬家的故事,在身边一幕幕上演。没有保障的环境中,我们还能再拼几年?木偶式的生活,何时走到终点。黄昏来临时,我们能否有保命的养老钱。这杆漂泊的孤帆,哪里才是他停靠的驿站家!在哪?心底一次次的呼唤!2015年5月21日公益时代王春玉(从事快递员、门卫、焊工、喷漆工、绿化工等工作) 北京朝阳五环之东聚集着一群思维超前的公益先锋千万农民工的需求亿万打工者的呼声让我们来担承让我们来担承 皮村温榆河之滨聚集着一群打工者的公益先锋千万农民工赋予的使命亿万打工者赋予的责任让我们来担承让我们来担承。2015年7月(这首改编自《抗大校歌》的作品已经由工友李小杰谱曲,变成歌曲) 工棚记鼠郭福来,从事家具制造工作 我来北京皮村打工将近半年了,期间,接触了很多人,也经历了一些事。而记忆尤深的却是与我们共处一室的几只老鼠。我们十多人挤在一间不大的工棚里。屋门外是两排又高又粗的白杨。微风拂过,每个树叶都在向行人摆...
2018 - 08 - 07
编者按19日晚,微信朋友圈里传来消息,北京工友之家在村委会各种名义的“检查”与为难后,面临“逼迁”。工友之家求助信发出后,有很多媒体和自媒体纷纷发表或转发文章对北京工友之家进行声援,呼吁更多人关注。 “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于2002年注册成立,从2005年开始,扎根在皮村社区,创办“同心实验学校”,专门服务农民工子女。一转眼已经是十年,工友之家在皮村创建了学校、同心互惠商店、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并且连续数年举办为打工者的“打工春晚”。十几年的坚持、努力、探索与付出, 难道要被“逼迁”抹除?我们能做的不只是转发和围观。在弥漫的雾霾和刺骨的寒冷中,让我们携起手来!今天我们推送的是中央党校刘忱老师介绍工友之家前前后后的经历与故事的文章。本文已收入中组部“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编选的《科学发展案例选编》教材(人民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加强农民工文化工作,以文化方式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是当前农民工工作的重要课题,也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责任。北京朝阳区金盏乡皮村的“工友之家”提供了一个由农民工自我创造、自我表现、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样本。自2002年成立起,“工友之家”通过创作歌曲、诗歌、编排话剧、舞蹈或拍摄纪录片等文化形式为农民工和社区提供文化服务,并以文艺活动为媒介,开展与政府、社会各界的合作,倡导正面价值观,促进社会和谐与共同发展。他们的创作和活动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形成了一个辐射全国的打工文化活动中心。当地政府也与之进行了积极合作,促使这一机构在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事务中壮大成长。这种文化现象对于探索针对农民工开展公共文化服务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一、背景皮村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距天安门46公里,紧靠首都机场,是典型的城乡接合部,村庄上空是飞机航道,每隔2分钟,就有一架航班起降飞过村庄。按规定,为保证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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