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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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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09 -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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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新时代中国乡村建设论坛暨城口乡村振兴论坛成功举办2020年9月23日,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主题的第三届新时代中国乡村建设论坛暨城口乡村振兴论坛在重庆市城口县成功举办。本次论坛由重庆市农业农村委、重庆市扶贫办、西南大学、城口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城口县农业农村委员会、城口县委组织部、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西南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联合承办。期间,来自北...
2020 - 08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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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27日-8月29日   四川成都.战旗村进入2020年,是乡村振兴战略取得重要进展同时也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而这不平凡的一年又给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带来了新的挑战。为此,国仁乡村振兴论坛继连续举办“新时代村庄与集体经济转型高级研修班”、“‘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现代化’高级研修班暨村书记乡村振兴工作研讨会”以及“‘三级市场理论与操作方案’在线研讨会”...
2020 - 07 -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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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0年7月8 - 17日地点:香港屯门香港岭南大学康乐楼AM308会议室在线平台:Zoom网络会议同声传译:英语/普通话(部分场次提供西班牙语传译)时区:中国香港所属时区,格林威治标准时间+8工作坊(7月8 - 9日 星期三、星期四)直面三重困境:新冠疫情、经济衰退与气候危机7月8日 (星期三): 印度专题7月8日 (星期三): 印度专题HK 11...
2020 - 06 -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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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凤娇“新村小商号”是一家位于台湾新竹的无包装小店,致力回归内心本质的减废生活,减少一次性包装垃圾,鼓励重复使用包材,推动消费者使用手边既有容器,来填充茶米油盐及清洁等各项所需。“新村”是指1949年以后来台军眷聚居而成的村落。新村小商号创办人之一的拉拉,因为爷爷是来自天津的军人,所以从小在眷村长大。村里的婆婆妈妈,都会有一份自己的生活地图,知道买米要跑远一点跟村尾的杂货店阿嫂买,那里才便宜...
2020 - 04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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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并主持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时强调,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的关键阶段,务必一鼓作气、顽强作战,不获全胜决不收兵。重庆市城口县地处大巴山腹地,曾经交通落后、信息闭塞,集“老、边、山、穷”于一体,承接和集聚发展要素的能力微弱,是重庆最缺乏发展条件的地方之一。然而,就是这个曾经的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秦巴山区连片特困地区区县,在脱贫攻坚进程中走出了不一样...
当代乡建
2018 - 10 - 05
《工厂青年》是一部不错的纪录片。伊文思说,“一部纪录影片的力量主要来自它的内容。”2更准确地说,来自内容与形式的贴合。在我看来,《工厂青年》发现了我们时代的症候,并且找到了较为贴切的再现形式;它让我们看完电影后,不得不严肃地直面当代中国的现实,对一些重大命题进行思考。在《工厂青年》中,这些重大命题多是以两个或多个一组,构成一个矛盾而复杂的社会整体。然而,在今天关于现实的叙述中,无论是政策文件,还是媒体再现,抑或文学艺术,乃至学术论文中,这些原本属于一个整体的对象却常被割裂开来,被视为一个个各自独立、自成系统的部分。而《工厂青年》则重新将这些被孤立对待的部分放回到一个整体中。这个整体首先是这部纪录片,同时也是我们今天的现实。虽然作品尚未能建立整体性,当然更不可能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但它是一个开始,标志着一种重新整体化意识的觉醒,为我们重新理解现实打开了一个新的大门。《工厂青年》有两个版本,一个3小时正式版,一个5小时导演版(实际是5小时40多分钟)。拍摄历时近7个月,据导演郭熙志介绍,7个月里,一共拍下了500多个小时的素材,约7个T的容量,全部的剪辑等后期制作花了近两年的时间,最终于2016年9月完成3小时版,同年12月完成5小时版。本文主要讨论3小时版。为方便讨论,也为了让大家了解《工厂青年》拍摄的背景和基本出发点,我把片头的三段文字抄录如下:大约有三亿的工人在中国的工厂工作,他们绝大部分来自农村3,受过中等以下的教育。他们生产的产品销往世界各地,他们所在的工厂被称为“世界工厂”。经过三十多年发展,工厂里出现了被称之为“新生代”的工人。新生代的工人不同于他们的前辈,他们大部分虽然来自农村,但从八十年代出生的来自农村的工人开始,已经没有人会种田了。深圳市康佳集团下属的康佳通讯制造总厂,是一家有三十年历史的国营工厂,也是中国第一部本土手机的制造厂家。这座工厂生活着近千名新工人...
2018 - 10 - 03
北京师范大学与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于今年6月24日至25日联合召开了“生活新样态:教育观察与文化研究”国际研讨会,该会议暨第6届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国际文化研究论坛,及第3届北师大教育社会学论坛。孟登迎、吕途、潘家恩等文化研究学者、实践者在25日上午第一场的“文化教育:实践与反思”论坛中做了发言,陶东风教授做主持和评议。下面是吕途老师现场发言的文字版,文字已经作者本人审阅。特别感谢大会邀请我,有这样的机会学习。首先,我不是这个专业的学者,我是从我研究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我去寻找研究的方式和方法,结果不知不觉地进入到了这个文化研究,可能我想也是因为文化研究的特殊性,恰好说明了文化研究的本质。我们知道,文化即生活,我理解中,文化也是思想的交锋,是一个文化斗争的战场,所以就这样进入到文化研究的领域,那么我理解文化研究第一点呢,文化研究的对象是一个生活世界,生活世界只对它描述的话,文化研究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我们不批判的话就没有进步,所以我觉得描述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对他们的文化批判,但是如果只有批判没有建树的话,那也就没有方向,也就没有力量了,所以我觉得没有建树的批判是无力的,而只批判的话,光说不做,我觉得个人与社会也无法改变,你的建树也都是假的,所以我觉得,一个人的文化本质不是你说你是什么样的人,而是你具体做什么样的人。1、文化研究的对象是生活世界那这就是我工作与生活的世界,就是在北京五环外的皮村,那么我是怎么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生活世界的,我的工作,刚才黄老师特意交代了下,你自己介绍下自己,大家也不认识你啊。我呢?我觉得我挺幸运的,我活了好几辈子了,然后我这辈子呢生活在皮村,我的另一个工作的场地是在北京的平谷,那我就不介绍我这几辈子了,要不然介绍不完。那我就介绍下我的学科背景,我的本科是在农业大学读的,读的是植物生物生理生化,生物学院啊,我的硕士是荷兰的海牙,读的妇女与发展专业,我的博士呢,...
2018 - 09 - 20
【破土编者按】改革开放造就了一个新的群体——中国的新工人群体,他们通常被称为农民工。之所以用“新工人”来形容这一群体,是因为他们是全球资本进入中国后重新诞生的工人阶级。改革开放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集体经济被摧毁,小农经济复苏。但小农经济本质上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无法为农民生存找到出路。一方面,小农经济模式只能实现低水平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市场改革导致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全部商品化。在这种情况下,土地上的产出已经无法保证农民的生存,农民被迫来到城市,进入工业区,寻找另一种谋生方式。这便是新工人主体形成的起源。今天,中国正处于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是资本之都,是各种资本源源不断流入的目的地,是投资和投机的梦想之地。但是中国崛起成为资本之都,却并非像很多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认为的那样,是全球化时代“自由”市场带来的自然而然的结果。事实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的转变是由国家主导的,由跨国资本共同谋划实现的。全球化和市场改革改变了中国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首先,农村集体经济解体和“劳动力的解放”是中国迎接资本回归的前提。自七十年代以来,奉行改革主义的领导人和商业精英,一直呼唤着农村集体经济的解体,提倡实行更为弹性化、更为灵活的劳动形式,倡导以商品市场的规定为标准重新塑造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经过了三十年的革命,中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才完成了社会主义转变,消除了资本主义的劳动关系,可如今劳动却再次被彻底看成是一种“商品”,在新生市场上自由交易,如今政府大力推广的是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成为雇佣劳动者的权利。这种对个体自由的呼唤,被认为是从僵硬的社会主义信仰中“解放思想”出来,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敞开大门,面向全球经济。中国改革为马克思意义上的再无产阶级化铺平了道路,因为新工人主体现在不得不变成“自由”的主体,脱离集体经济,逐渐失去生产资料,在重新建立的劳动市场中除了出卖自己的...
2018 - 09 - 04
编者按:这篇文章是北京工友之家总干事孙恒在“热风”学术青年论坛(注释1)圆桌讨论上的发言。他从一位实践者的角度出发,在现实的语境中分析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指出了工人阶级形成的条件与其所处的宏观局势,并呼吁知识分子生产有机的、有营养的精神食粮。虽然孙恒一再自谦为“只是一个行动者”,“不是专家学者”,但是他的发言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从实践中来的理论活力。这位与志同道合的工友们一起在当代社会中建设劳动者乌托邦的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知识生产与介入社会的方法论。标题与小标题均为编者所加。本来这个大会是邀请我来给大家唱歌儿的,我歌儿唱完了第二天发现还有一个“引言人”的任务,然后我就问吕途什么叫引言人,我问了三天,她到现在也没告诉我(笑)。后来我去问潘家恩:“引言人做什么啊?我又不是专家学者、研究者,我只是一个行动者、实践者。”他说:“那你就随便说点儿吧。”所以我就很开心,可以随便说。我觉得引言人就是“引言”嘛,引起大家的发言,就是抛砖引玉吧。我从自己的实践和行动出发,另外就是这两天我一直在会场听大家发言,我有一些感触。所以基于这些,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点既不是什么理论,想得也不那么高深的一些我的想法而已,我不知道能不能引大家发言。理论活在哪里?第一个呢,就是我想谈谈我对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看法。我觉得理论非常非常重要,尤其在今天的中国,尤其对于我们新工人群体。在我们身边,我们很多的工友每天都面临着非常残酷的现实生活。当工人罢工的时候,有没有理论工作者出来给工人出主意、想办法?没有。当工人迷茫的时候,有没有理论家、思想家站出来,跟工人一起讨论,或者指明一个方向、道路?没有。但是我知道马克思在墓碑上写着这样一句话:无数的思想家、哲学家在解释这个世界,可是最重要的是如何改变世界。(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有一个朴素的对于理论和实践的看法:理论,应该是...
2018 - 08 - 17
我觉得,这个书名特别好,它抓住了新工人群体所面临的根本问题,也是当下的重大问题:我们时代的文化状况与他们的命运之间的关系(虽然“我们”和“他们”其实是一体,但“语言的藩篱”将我们隔开了;更要紧的是,我们身处其中的“文化”不仅加剧了共同体内部的区隔,还不断地再生产这种区隔,制造内部各种基于不同原因和划分标准的分裂,和人们的疏离感,以及“我们”和“他们”不同而且无关的幻象)。《迷茫与崛起》主要是对当代中国新工人生存状况的描述,《文化与命运》的重心则是吕途对这一生存状况的深入分析;正如书名所传达的,“文化”和“命运”是第二本书的核心概念,也是作者关注新工人群体新的切入点。如果《迷茫与崛起》的写作目的是希望引起社会对新工人群体更多的关注,那么,《文化与命运》则是通过进一步地思考,期待读者从新工人群体的命运和其中一部分人的实践中获得启示,介入现实,发出如下的追问——什么样的社会是美好的?什么样的发展是真正的进步?什么样的文化是良性的,可以推动当代中国乃至人类走向美好的明天?汪晖在《迷茫与崛起》的序言中写道:“(新工人)这个群体是国家主导的改革开放过程的产物,是后社会主义时期劳动力商品化的新形势的产物,也是中国在将自己打造为世界工厂过程中所创制的新的政策、法律、伦理规范、城乡关系和社会模式的产物。”如果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历史以文革的结束和改革的开始为界简单地划分为前后两个三十年,那么,新工人群体的出现和壮大就是后三十年的现象。按照北京工友之家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统计数据,自1978年至1988年,是新工人“艰难的流动”阶段,总人数约两千万;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前后,中国大陆形成前所未有的“打工热潮”,新工人增长到六千万;至2003年,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这一数字迅速膨胀到一亿两千万;而到2013年年底,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其总人口已经达到两亿六千多万。毫无疑问,随着城镇化的...
2018 - 08 - 16
编者按19日晚,微信朋友圈里传来消息,北京工友之家在村委会各种名义的“检查”与为难后,面临“逼迁”。工友之家求助信发出后,有很多媒体和自媒体纷纷发表或转发文章对北京工友之家进行声援,呼吁更多人关注。 “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于2002年注册成立,从2005年开始,扎根在皮村社区,创办“同心实验学校”,专门服务农民工子女。一转眼已经是十年,工友之家在皮村创建了学校、同心互惠商店、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并且连续数年举办为打工者的“打工春晚”。十几年的坚持、努力、探索与付出, 难道要被“逼迁”抹除?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2016年12月24日晚,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对温铁军教授就此次事件进行了专访。由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整理后,本次访谈发表于今天的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在温铁军看来,这一村委会和打工者所代表的下层社会的冲突,应该认识到实际的处境和困难。这一冲突反映出的是基层债务过重到年底面临还债压力,把村乡两级债务链所发生的矛盾转移向打工者公益服务组织和其他的租户。大多数人是从“打工者公益组织是否应该在北京落地生根”这样一个角度来谈此次“皮村逼迁”事件的。但,这个角度似乎未能深入认识到这次问题发生背后的实际原因。以我对现在基层情况的了解,认为相关背景更需引起关注。第一个是基层债务过重到年底面对还债压力(例如北京工友之家求助信里所反映的私下索要钱款的情况)。第二涉及基层为应对这种复杂状况而采取的非规范手段(例如求助信里提及“几个刚喝了酒的小伙子”对工友之家强行断电等行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具有普遍性的基层情况,往往会恶化为不同形式的下层社会的对抗性冲突,且很容易被浮躁地做“泛政治化”处理;但被人热炒一番之后的结果却并不有利于弱势群体……先看逼迁可能涉及复杂的基层债务问题。 从北京工友之家现在所提供的材料来看,实际原因似乎是村和乡两级之间...
2018 - 08 - 15
打工诗人郑小琼在一首题为《流水线》(2007)的诗里写道:“在流水线的流动中是流动的人”,他们穿着统一的“工衣”、“工帽”,姓名被一串又一串同样冰冷的数字取代。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不愿意用“打工”来称谓包括郑小琼在内远离乡土的城市劳动者,吕途等人用“新工人”来重新命名这群户籍在农村、工作和生活在城市的劳动者,其诉求也正是要在这个全球资本化的新时代重建劳动者的价值与尊严。但在现实情形里,上述诗中的劳动场面书写的就是时至今日新工人的工作处境,“打工”很多时候也仍然是新工人群体身上最受瞩目的标签。这意味着在新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尤其是随着资本、技术、管理等日益成为凌驾其他生产性要素的价值砝码,新工人作为劳动主体则陷入身份的失落与失语状态。回顾新中国的历史,这样直接服务于物质性生产的劳动者群体曾经是当家做主的主人翁,但近三十多年的社会发展过程中,这群劳动者则成了沉默的打工者。新工人的劳动成果不被自己享有,其劳动过程也成为工业化、后工业化社会中被异化的沉默存在。新工人在工业流水线上的劳动是随着机器流转的异化劳动,“在分工高度细化的情况下,工人只需要重复简单的动作”,他们的劳动更像是机械的流动。伴随这种流动状态的是新工人在城市工作和居住的不稳定。在北京皮村新工人艺术团创办的全国首家“打工文化艺术博馆”里,主展厅以“打工三十年·流动的历史”为主题,通过来自工友的工作服、暂住证、劳动工具等物件陈列,展示了新工人群体在城市里缺乏保障、不够安稳的工作与生活。而这种流动的、不稳定的生存状态主要源于资本对劳动的深度剥削与异化。一方面,资本与受资本操纵的技术把控着各种工业部门和社会政治经济生活领域;另一方面,消费日益成为整个社会的主导因素,在消费主义逻辑贯穿日常生活之时,劳动也开始逐渐演变为以城市中产阶级为话语主体的审美对象。于是,尽管劳动的形态与内容越来越多元化,但在大众文化的价值评价体...
2018 - 08 - 15
上海史上失踪的“三十年”《上海国资》:今年初,上海本地一些报纸报道了你们的曹杨新村研究。我查了资料,最早关于你们在做曹杨新村的研究是2005年。为什么会用这么长时间去做这个研究?罗岗:关注上海的工人新村,其实更早,最初是因为王晓明老师2001年去上海大学办了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提倡中国式“文化研究”,那时候就开始考虑如何找到一个切入口来重新研究上海,当时流行的是“上海酒吧”研究之类,这种研究当然很有意思,但是否还可以有其他的视角和思路来进入上海呢?“工人新村”的问题就是这样进入到我们的视野中的。具体而言,“工人新村”成为理解上海的一个视角有两个背景。一个背景是1990年代以后出现的“上海热”,在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上以李欧梵的《上海摩登》的翻译、出版所引起的广泛反响为标志。在“上海热”中,最重要的就是重新叙述开埠以来的上海历史。上海开埠是在1843年,到2003年的时候是160周年。当时上海有两家大众媒体做了160版的大篇幅专刊来纪念开埠160周年。在这样的纪念里,对历史的重新叙述当然是重点。但有意思的是,两种专刊对160年历史的叙述都有一个空白的时期,就是1949年到1979年的社会主义时期的上海。为什么作为社会主义城市的上海在上海史的叙述中成为了空白?当时,我指导一个学生做了一篇论文,专门分析这两个纪念专刊,看看上海的历史是怎么被叙述出来的。我们发现“上海热”导致的“上海史叙述”有一个特定的选择,也即1992年之后重新开放的上海和1843年开埠以后的上海的对接。而这个对接过程的前提,就是对作为社会主义城市的上海的有意遗忘和压抑。这也是“上海怀旧”的最主要特征。所以说,“上海热”、“上海梦”和“上海怀旧”是在重新想象上海在全球资本主义网络中的位置,在这样的“上海热”中,如果不能正面抹黑社会主义这三十年的历史,也要故意留下留出空白,不讲或少讲这一段。在这样的叙述中,三十年上...
2018 - 08 - 10
“工人”和“文化”是很常用的词,但是,仔细思考起来却不一定可以把握其词义。特别是,词汇的内涵往往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新工人文化”这个词组,伴随着中国近3亿打工群体的诞生和衍化而出现,伴随着打工群体在生存中挣扎、在发展中创造而对打工群体的出路和中国社会的未来有着重大的意义。“新工人”指的是工作和生活在城市而户籍在农村的打工群体,和“打工者”指的是同一部分人,但从精神内涵上有所差异。多数传媒用“农民工”来指称我所说的新工人和打工者。根据国家统计局于2016年4月28日发布的《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1]数据,全国打工者的数量为27747万人。这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也是一个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群体:在这近3亿打工者中,8600万人从事着制造业,我们穿的、用的都是他/她们制造的;5800万人从事建筑业,我们住的房子、走的公路、铁路都是他们建设的;2000万人从事家政工[2],她们照顾着别人的孩子、别人的老人,却见不到自己的亲人。这是一个付出了巨大代价的群体[3]:根据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推算,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有农村流动儿童达3581万,在农村他/她们见不到父母,在城市他/她们享受不到公平的教育权利。“新工人”辩“新工人”是一种诉求意义上的概念。在中国,工人这个词有着历史的烙印,说工人就让人联想到过去国企的工人,他/她们被赋予了工厂和国家的主人的地位,享受各种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在和工友聊天的时候,当我问他/她们希望怎么称呼自己的时候,一些人说希望被称呼为工人,因为他/她们觉得他/她们干的是工人的工作。工友这个时候给予工人这个词的主要含义是工作的含义,不包括社会地位的含义,但是我估计工友对这个词的喜好一定和它曾经被赋予的社会地位是有关系的。改革开放到现在,过去的工人在消失,新出现的是被当做廉价劳动力的打工者;现在,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发...
2018 - 08 - 09
作者简介:吕途:社会学博士,曾任大学副教授,2007年加入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主要从事研究和培训工作。著有《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法律出版社,2015)、《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法律出版社,2013)。发现“社会”:2002年创办“农友之家”北京工友之家2002年5月正式成立,发展至今已经有14年了。工友之家的成立和几位创始人的经历直接相关。孙恒是音乐教育专业毕业,在中学当音乐教师,辞职后做了1年多的流浪歌手,从酒吧、到街头、到建筑工地,最后走进了打工子女学校和工人群体。王德志初一毕业后不得不辍学,抱着学习相声走上央视春晚的梦想来到北京,辗转各行各业打工谋生;许多高中毕业后打工,抱着音乐梦想到北京midi学校学习音乐,毕业后到北京地下通道做街头歌手。大家慢慢走到了一起。北京打工青年艺术团于2002年五一劳动节正式成立很多工友都可以因为共同的处境相识,但是走到一起干什么?在这个节点上,打工妹之家的组织形式启发了同在北京漂泊和追寻的几位年轻人,原来大家可以自我服务和服务他人。 2002年5月1日,孙恒、许多、王德志在打工妹之家做活动,是一场针对几十个工友的演出,就在那时宣布“打工青年演出队”成立了。2002年11月份机构正式注册下来,名字叫“农友之家”。当时叫农友之家的原因是考虑到“三农”的背景。到2006年改成了“工友之家”。 从文艺青年到工人文化建设艺术团的起点非常质朴和自然,就是自娱自乐,唱自己的歌。最开始没有什么觉悟的,也没有特别强烈的思想价值观。在艺术团演出的过程当中,大家越来越认识到演出活动本身和歌曲创作的重要性,才意识到工人文化的重要性。现在,艺术团的活动和创作在文化和价值观上已经具有自觉性了,目标已经很清楚:倡导劳动文化,对抗资本文化。其历史使命则是促使劳动群体获得文化上的解放。艺术团的实践让大家发现,工友虽然需要精神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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