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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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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04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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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并主持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时强调,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的关键阶段,务必一鼓作气、顽强作战,不获全胜决不收兵。重庆市城口县地处大巴山腹地,曾经交通落后、信息闭塞,集“老、边、山、穷”于一体,承接和集聚发展要素的能力微弱,是重庆最缺乏发展条件的地方之一。然而,就是这个曾经的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秦巴山区连片特困地区区县,在脱贫攻坚进程中走出了不一样...
2020 - 04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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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村寨到底有多少种可能如果不一一呈现出来也许连我们村寨自己都还不知道 在前段时间的村寨故事会我们听到了来自村寨伙伴的故事我们看到了每个返回村寨的人与村寨之间彼此陪伴与成长的历程 在短视频大赛中我们更是看到了村寨的真实生活之美而这种美好恰恰是最值得分享的内容 另外我们村寨的伙伴也因为这样的一些机会表达的能力越来越强了也越来越自信了这是我们这些活动的价值之一对于联盟而...
2020 - 03 -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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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乡村建设二十周年纪念”系列活动 国仁读书会(第一季):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招 募 函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要求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从2001年至今,当代乡村建设相关机构一直致力于各种类型的乡建人才培养。在“5G”新技术及新冠疫情影响下,网络化的学习方式与沟通方式进一步普及,为了低成本且高效率地推进新时代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突破传统学习...
2020 - 03 -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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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一个个万众一心共同战“疫”的故事,让置身其中的每个人都深切感受到:病毒无情,人间有爱。疫情发生后,由北京共仁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共仁基金会)发起的“头雁战‘疫’——百村防疫,群防群治”(以下简称“头雁战‘疫’”)项目,正在把“特别的爱”陆续传递到全国各地的100个乡村受益点,其中,有28个在河南。针对农村地区疫情防控相对薄弱的现状,该公益行动不止免费发放消毒粉、面罩...
2020 - 02 -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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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背景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以来,乡村的防疫工作需要更多的社会关注和支持。为支持全国乡村带头人抗击疫情,守护家园,北京共仁公益基金会发起“头雁战疫——百村防疫,群防群治”项目,面向鄂、豫、湘等全国各地百村,协助当地人民政府开展防疫工作,提供群防群治的防疫物资包、小额资助、防疫培训等必要支持。项目目标1、为乡村提供必要的防疫物资,支持乡村带头人在乡村持续开展防疫工作;2、支持乡村带头人积极参与基层...
当代乡建
2018 - 08 - 23
摘要:文章从消费者的视角以北京市5家社区支持型农业农场会员的问卷调查资料为基础,针对农场会员的人口特征、加入动机、服务质量满意度、互动情形及续约意愿等方面进行分析,以了解中国社区支持型农业的发展现况,并厘清社区支持型农业目前的困境与发展的前景。关键词:大中城市;城市郊区;菜地面积;蔬菜自给率1研究背景与研究目的社区支持型农业(CommunitySupportedAgri-culture,简称CSA)是农产品直接销售的一种模式。其定义是:一种在农场(或农场群)及其所支持的社区之间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作形式。消费者成为农场的用户,并且承诺在农场整个生长季节给予支持。用户支付预定款(按照季节或者月份支付),而农场提供新鲜安全的当季农产品作为回报,直接运送给订户或分配给销售网点[1]。其核心是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利益和风险共担。这种新兴的农业形态起源于日本。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的家庭主妇对一般市场销售农产品持不信任的态度,为了能够取得安全、无化学农药或添加物的农产品,她们直接与产地的农民接洽合作,让农民从农场直接将农产品运送到城市,由消费者自发性进行包装与配送等。这种农产品的直接销售方式被称为Teikei,文为“提携农业”,是有共识或一起合作的意思。日本人以一种相当诗意的方式来形容Teikei的农产品:“在蔬菜上看到了农夫的脸庞”[2]。这一理念后来传播到欧洲和北美,并逐渐发展成为现代社区支持型农业。美国于1986年在马萨诸塞州建立了第一家社区支持农业农场。近10年来,社区支持型农业经历了一个较快增长的时期。到2004年,美国有1700家农场采用这种模式,日本有500~1000家,英国有90家,加拿大有60家,法国有50家[3]。在我国,社区支持型农业的发展还处于初期。2006年,一些知识分子发端并与河南兰考的农民签订“购米包地”协议,是我国含有“风险共担、收益共享”核心理...
2018 - 08 - 22
一、CSA兴起的国际背景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在追求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进程中都普遍经历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问题。日本于1980年代在发达国家中率先重视并转向支持生态农业,欧美于1990年代开始限制化学农业、转而支持生态农业发展。与此同时,工业化和城市化拉动经济发展,进而形成了规模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社会主体需求转向高质量的生态环境和食品,直接带动了生态农产品市场的发展。CSA在英文里的这个表达具有社区与农业互助的含义。社区支持型农业中的“社区”,与我国城乡中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住宅小区等行政区域所表达的概念不同。在社区支持农业的范畴内,主要指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具有相同理念的一群人的组合。CSA中的社区即是那些愿意支持健康的耕作方式的消费者群体。社区所要支持的农业具有健康、安全、环保的生产过程和本地化生产等特点,CSA要求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建立共担风险、共享收益、公平互信(如定价、保证有机种植)的关系。CSA是利用市民组织的力量通过市场的手段解决主流食物体系中政府和市场双失灵的问题,而这里的经济关系不再是简单的市场中买卖关系,而是建立在彼此互助基础上的“团结经济”。CSA最初的出现是由于市民对食品安全的关心和城市化过程中对土地的关注。因为有着环境方面惨痛的代价,在1971年的日本,一群家庭主妇开始关心化肥和农药对于食物的污染;此外,加工和进口食品越来越多,而本地新鲜的农产品却越来越少。于是,她们开始主动寻找有机农产品的生产者并与其达成协议,规定生产者按照有机的方式生产,这群家庭主妇则预先支付高于一般农产品价格的“货款”,这种方式叫做Teikei(日文原文为“提携”),是共识或一起合作的意思,希望创造一个替代销售系统,而不是依赖传统市场。为实践这个原则,生产者与消费者会直接地对话与接触,加深互相的了解,双方都要提供人员及资金支持本身的运输系统。Teikei最初的宣...
2018 - 08 - 09
在中国农村,有一种“熟人社会” 的说法,这对于我这个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来说,只是耳闻而未曾真正接触过。到美国之后,让我最有感触的就是“社区”(Community)这个词,几乎周围所有的人在谈话之中都会提到这个概念。到底什么是社区?为什么社区有这么重要的意义?这一切都跟社区支援农业息息相关。CSA 天地生存还是死亡,这的确是个问题。可能你还没有意识到,我们正离这个问题越来越近。我们农场的美国人为什么很少吃反季节蔬菜?你我已经知道了答案。在国内,我们农场人津津乐道的“社区” 离我们越来越远,食品不安全问题层出不穷,我们不知道吃的蔬菜水果、馒头米饭、肉都是不安全的,上面“沾满” 了化肥和农药,每一天我们都在慢性中毒。而且,农村作为一个社区,也离我们越来越远,农村真的向我们想象中的衰败中走去了……我们到底要什么?当然,同样的问题美国也在工业化进程中遭遇过,并且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因此,一种另类的解决这些问题的农产品贸易的方式出现了,即:社区支持农业(CSA)来缓解问题。简单来说,CSA 就是让社区和农产品间建立一种直接的关系,农民寻找愿意预订他们农产品的社区成员,或者,社区成员组成消费合作社再寻找合适的农场预订产品。一方面,这样的方式让农民和社区成员双方获利;另一方面,增加了彼此间的信任,更是一种对社区成员的教育方式。CSA,可能很多人对这个概念很陌生。 CSA 是 Community Sup- ported Agriculture 的缩写,这个概念于17世纪缘起于瑞士和日本,19世纪传到美国。正如人们所知,因为在农产品流通的环节中,很多利润被中间商获取了,而辛勤耕作一年的农民在这个过程中只能获取利润的 10% 甚至更少。社区支持农业就是将消费者和农民更直接的连接了起来。社区支持农业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种植季节之初,农民去联系当地的消费者, 在蔬菜和水果收获时,农民将消费者预订的份额运...
2018 - 08 - 08
一百年前,美国土壤局局长富兰克林·H·金博士来到东亚,在考察了中国、日本和朝鲜等地的农耕文明之后写了一本书《四千年的农夫》,这本书肯定了东方的农耕文明,反思西方规模化、工业化生产方式带来的对于环境和人的影响。这本书对后来的全球有机农业、生态农业发展起到了引领性作用,成为世界生态农业运动的思想来源。一百年后,首次在中国举行的第六届“世界社会生态农业CSA大会”再次将可持续发展的聚焦点吸引到中国。百年前金博士的著作也得以在生态文明成为国家新战略的中国翻译出版。全球视野中的农业新变革为什么CSA会发展那么快?社会生态农业会越来越受到重视?因为CSA社会生态农业首先与我们的饮食习惯密切相关,其次,还关系到健康,关系到生计,关系到生态,关系到文化。大概是五十年前,一位美国教授在《中国健康调查报告》中特别指出,当时中国人的饮食结构是以素食为主的。而在近些年的餐桌上,我们肉食的比例是越来越大了。个人饮食结构的一点点变化,一旦乘以中国的人口基数就会形成巨大的影响。我国每年进口的粮食数量相当于5亿亩耕地的产出,这是非常庞大的数字。另外一个重要的趋势则是,在未来的三十年,乡村年轻人会越来越少。上图曲线中,深绿色线是东亚地区,从1950年代到2050年年轻农民的数量,年轻农民的年龄界定在15岁到24岁之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推动新农民运动,号召更多的年轻人回乡的原因。无论是粮食安全还是食品安全,从根本上来讲,都需要农人来耕作,来负责。实际上我们现在面临的全球粮食问题,并不只是单位面积的单产问题,更多的是食物的浪费,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目前全球有超过三分之一的食物还没有到达餐桌就已经被浪费掉了。而在中国不光有餐桌前的浪费,餐桌之后的浪费更大,大家吃完一顿饭之后浪费的食物还能够养活3亿中国人。我国每年的粮食产量都在增加,我们现有食物体系的特点是大量生产、大量消费,最后大量浪...
2018 - 08 - 02
最近若干年来,世界范围内出现了许多替代性食物流通体系和渠道。批判性的食物研究学者认为这些替代性体系是对全球化工业化的农业生产体系的回应。全球化工业化的农业生产体系割裂了人与食物生产和生态的相互联系,也导致了一系列的环境、社会和经济问题(Gomiero, Pimentel & Maurizio,2011; Weis, 2010)。社区支持农业(CSA)是最早出现的替代性食物流通体系之一。在经典的CSA设计中,一组消费者(常被称为农场的会员或股东)通过在生产季节到来之初购买一部分农场产出的份额来支持生产者。他们因此不仅分享农场的收获也共担着农场生产的风险。通过这种方式,CSA寻求一种新的联结与市场治理方式,并由此将更多的产出价值重新分配给生产者,重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信任关系,并在生产中体现对人和生态系统的“关爱的伦理”(Coxet al, 2008)。然而,今天的CSA经过演变与早期的CSA产生了明显的差异。他们采用多种生产组织形式、遵循不同的生产理念、具有多样的土地制度安排、而且表现出不同类型的市场关系。本报告将加拿大和中国的CSAs进行比较:在加拿大,过去的30年间CSA演变成了一种替代工业化农业的(农业生产)方式;而在中国,CSA则是近期才开始出现的新现象。我们在本文中描述了CSA的若干个维度。这些维度都是从在加拿大和中国的访谈和调查中获得的。我们的对比研究表明,不论在加拿大还是中国,CSA都处在一个高度自相矛盾的历史时期:区分替代性市场与主流市场之间的界限正在变得模糊。我们最后提出一些(或许会让人感觉不舒服的)问题,用以帮助加拿大和中国的CSA运动更加清晰的界定自身。 研究方法  本文中展示的数据基于“中国有机和生态农业产业演变和结构研究”(SSHRC基金支持)中开展的访谈材料。从2010年起,滑铁卢大学地理与环境管理系的SteffanieScott博...
2018 - 07 - 25
真实的食物,真正的农夫,真诚的社区,“分享收获”致力于搭建一个信任的桥梁,让消费者真正享受到健康安全的食品,让生产者得到公平合理的收益,促进城市与乡村的交流与发展。有机耕种的“分享收获”农场每周一次的配送,是“分享收获”农场社员最忙碌的时候。跟蔬菜批发市场繁忙的节奏一样,他们从夜半就开始忙碌,为了能在凌晨把最新鲜的蔬菜送到客户的家中。但是与蔬菜批发市场不同的是,他们配送的蔬菜也许在几个小时前还长在农场的田垄里,浸透着泥土的新鲜气息。“每个礼拜固定的某个清晨,我们的客户都能收到一个保鲜盒,就像一个‘潘多拉’魔盒一样,打开都有意外的惊喜。盒中装着五公斤的新鲜蔬菜,都是来自‘分享收获’农场纯天然无污染的蔬菜。”“分享收获”创始人石嫣戴着一顶帽檐破损的草帽、手上拎着一个手编的篮子,正在给刚收了一茬的四季豆修剪老蔓,以促进底下的藤蔓生长。和石嫣的第一次见面是在田间,配送的车子已开走,社员都回到宿舍休息,农场里十分安静,只有鸡犬之声相闻。石嫣每天早晨到农场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各个角落转一转,看看蔬菜的长势。“现在正是春天时节,菜长得很快,昨天才黄豆大的果实今天比指甲盖还要大,绿油油的,感觉人与自然如此贴近,心情就会变得很好。”一副“古意村妇”打扮的石嫣,更愿意别人叫她“新农民”,而农场的社员都亲切地唤她为“掌柜的”。“掌柜的”对农活驾轻就熟,但是谁也想不到这个皮肤被晒得有些黝黑的“农妇”竟然是个“城里人”,而且还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博士,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博士后。“农业和土地改变了我。”采访时,石嫣说。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期间,她师从中国著名“三农”专家温铁军教授,进行中国农村发展的研究。2008年4月,她飞赴美国深造。同样是留学,石嫣没有走进美国大学的校门,而是“洋插队”到明尼苏达州的地升农场干起了农活。这一干就是半年。“最初是一种新奇,向往一种田园生活。但农场...
2018 - 07 - 18
先说说从业十年遇到的尴尬吧:我去银行办事,在柜员给的开通手机银行的单子上填了职业一项:农民。柜员说:“没有这个选项,要不写‘职员’吧。”需要我修改表格中职业这个内容,这不是第一次。每年春节后都是团队情绪最低落的时期,有一个小伙伴,刚来农场实习没多久,母亲就直接来农场把孩子带回家了,母亲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儿子又做农业了,那是他们一辈子都想要摆脱的身份。我去韩国首尔大学开会,一个大学教授有些轻蔑地问我:“你做农民收入能维持吗?”我回答:“跟做老师的收入差不多吧。”教授有点惊诧,说:“这对农民来说是好事,对教授来说不是好消息。”在城市生活时间久了,爸妈每次来我农场,都要带很多吃的东西来,村里只要有沿街叫卖的小贩,老爸就会跑出院子去“购物”,农场里有这么多菜和粮食,他们还是觉得我吃不上啥,“荒郊野岭”很孤独……美国洋插队200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美国一个研究所需要找一位有半年以上时间、语言能力比较强、又有一定研究基础的人,但不是去研究所实习,而是去一个农场通过跟农场主一起生活工作,了解美国的社区支持农业(CSA)的模式。这个模式简单一点说就是农场和消费者之间建立直销、互信友好的关系,让生产者有稳定的市场保障,让消费者吃到更健康的食物,消费者以预付生产定金作为农场主生产的“投资”。这种模式让中小型的生产者的生计得到更好的保障,消费者也因此用消费支持了那些生态生产、保护环境的农户。一个都市出生长大的女孩突然从北京都市到了美国明尼苏达州距离省会还要三个小时的农场,心里特别不踏实,那里的人民几乎从未见过中国人。我记得我走的时候很多亲友都不知道我去美国干嘛,多数认为是去留学访问,爸妈作为曾经的下乡知青也颇为不解。4月份的明尼苏达风仍然刺骨的冷,中间的几次暴雨将农场生长几十年的大树连根拔起。最初对田园生活的想象被一天天简单而重复的生活消耗着,国内那么多重大的课题不做,为何来这里每天清洗育苗盘...
2018 - 10 - 11
在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始终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根本力量。那种无视我国工人阶级成长进步的观点,那种无视我国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的观点,那种以为科技进步条件下工人阶级越来越无足轻重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有害的。——习近平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2015年4月28日)012016年12月的北京,雾霾笼罩、阴冷萧索,然而在距离市中心30多公里外的皮村社区工会办公室里,一场别开生面的工人文学小组诗歌朗诵会却吸引了几十位工友前来,1997年出生的女工晨晨,打开自己微信朋友圈中的链接,开始朗诵一首关于劳动的诗歌:吊带裙邬霞包装车间灯火通明/我手握电熨斗/集聚我所有的手温/我要先把吊带熨平/挂在你肩上才不会勒疼你/然后从腰身开始熨起/多么可爱的腰身/可以安放一只白净的手/林荫道上/轻抚一种安静的爱情/最后把裙裾展开/我要把每个皱褶的宽度熨得都相等/让你在湖边/或者在草坪上/等待风吹/你也可以奔跑/但,一定要让裙裾飘起来/带着弧度/像花儿一样我要洗一件汗湿的厂服/我已把它折叠好/打了包装/吊带裙/它将被打包运出车间/走向某个市场/某个时尚的店面/等待惟一的你/陌生的姑娘/我爱你这首《吊带裙》来自1982年出生的诗人邬霞,她14岁随着母亲从四川内江南下深圳打工,在辛苦的工作之余创作了大量诗歌,通过工人们的手机网络流传到全国。出来打工才一年、老家辽宁抚顺的晨晨从这个比自己大15岁的姐姐那里,读到了生产和消费的分隔、车间工作的繁重、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皮村,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是北京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东北部的主要聚居地之一。在“城里人”看来,这里是城乡结合部,混乱肮脏、荒凉闭塞、了无生气;可十几年前,几个打工青年在这里成立了工友之家,通过集体劳动、一砖一瓦地建起了工人剧场、子弟小学、打工博物馆和社区工会,让这破败的远郊...
2018 - 10 - 11
从“艺术家”到打工者的身份认同打工青年艺术团的成员来自全国各地。我们来北京,和广大进城打工的工友们一样,无非是为了“求个生存、图个发展”。不同之处仅仅在于,打工青年艺术团的核心成员都有些文艺爱好,来的时候,都带着些“艺术家”的错觉。演员王德志是我们中最早到北京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带着对相声的热爱与向往,偷了家里为数不多的几百块钱,踏上了进京的火车。一下火车,他打听着路直奔中央电视台,到了央视的大门口,经过一番自我勉励,他鼓起勇气向门卫倾诉了自己的心声。可门卫对他说,春晚的节目是早就定好的,像他这样是根本不可能参与的。失落的王德志在北京街头徘徊许久,最后只好进了一家饭馆干起了杂工。在我们几个核心成员中,王德志干过的工种最多,这在他后来创作的相声作品《漂》中有过生动的描写:“我是东城干过饭馆,西城修过水暖,朝阳跑过广告,宣武掏过下水道……”艺术团的团长孙恒和我有些相似,当初都是受了些摇滚乐的诱惑,觉得家乡太压抑,“逃”到了北京。我们的想法很简单:生活在别处,因此拼命地要去挣脱地面的一切枝枝蔓蔓,要飞到天空中去。可是,当我们似乎真的自由自在地飞进了天空,却发现天是空空荡荡的,四处满是望不到头的迷茫。后来,孙恒离开了北京,去各地流浪。我则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透过墙上的窗,想象着外面的世态万千,然后闭门造车,去街头、地下通道、地铁站,弹着吉他孤独地唱着自己的忧伤和愤怒。2001年夏末,我遇到了流浪回来的孙恒,他流浪归来后到了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教孩子学音乐,我深受启发,也到了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当音乐老师。到了这时,我才发现,原来生活不在遥远的别处,意义不在自由得只剩下自己的天空中,生活的意义在脚踏实地地前行中,在拥挤的人群之中;我们也不是什么高高在上、自我陶醉的艺术家,我们是要靠双手来养活自己的劳动者、打工者。当我们回到地面,回到脚踏实地的生活中,我们便有了种子找到土壤的感觉。于是,...
2018 - 10 - 09
原编者注:本文由作者授权,摘编自吕途新书《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法律出版社,2015。全书共分四个部分:“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做什么样的人”和“新工人文化的实践”。全书共十六章,由13名工友的生命故事、和作者在台资厂和德资厂的打工体验组成。本文摘录自前言与全书第一章。前言 本书用工友的生命故事来描述资本对劳动者进行全面控制的现状和表现,从作者的认识角度来解释和分析劳动者是如何在资本的逻辑下被操纵、无奈挣扎、寻找安慰、麻痹自我和没有出路。本书不讨论文化理论的问题,而是从文化表象出发做一些浅显易懂的文化分析。目的是让劳动者把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与个人幸福、群体出路、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连接起来,只有建立了这种联系,个体和社会才有出路。历史和现实一次次告诉我们,任何变化都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而是人与人共同合作承担社会责任的结果。本书文化分析的期望就是唤起更多人去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在微博和网络上骂人或者夸夸其谈不是承担社会责任。个人和社会的未来取决于:人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并在日常生活和工作的点点滴滴中践行自己的责任。这本书是《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2013年1月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姊妹篇。决定做现在这本书的研究和写作就是因为在写作上本书时所发现的困惑和问题。在研究和写作《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的过程中,我经历了两个阶段,写前三部分是一个阶段,写最后一部分是另一个阶段。在写头三个部分(新工人群体的现状:“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迷失在城乡之间”)的时候,我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每当我被无力感困扰的时候,我会寻求两个思路的帮助,一个是:“察己可以知人”,我会思考在这样让人迷茫的社会现实面前,我是如何思考和行动的,我认为,这个社会积极的力量越少,我们就越不应该放弃,否则我们对不起自己、子女和后代,所以,我不会放弃,那么我相信一定有一些和我一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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