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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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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03 -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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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乡村建设二十周年纪念”系列活动 国仁读书会(第一季):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招 募 函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要求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从2001年至今,当代乡村建设相关机构一直致力于各种类型的乡建人才培养。在“5G”新技术及新冠疫情影响下,网络化的学习方式与沟通方式进一步普及,为了低成本且高效率地推进新时代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突破传统学习...
2020 - 03 -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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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一个个万众一心共同战“疫”的故事,让置身其中的每个人都深切感受到:病毒无情,人间有爱。疫情发生后,由北京共仁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共仁基金会)发起的“头雁战‘疫’——百村防疫,群防群治”(以下简称“头雁战‘疫’”)项目,正在把“特别的爱”陆续传递到全国各地的100个乡村受益点,其中,有28个在河南。针对农村地区疫情防控相对薄弱的现状,该公益行动不止免费发放消毒粉、面罩...
2020 - 02 -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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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背景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以来,乡村的防疫工作需要更多的社会关注和支持。为支持全国乡村带头人抗击疫情,守护家园,北京共仁公益基金会发起“头雁战疫——百村防疫,群防群治”项目,面向鄂、豫、湘等全国各地百村,协助当地人民政府开展防疫工作,提供群防群治的防疫物资包、小额资助、防疫培训等必要支持。项目目标1、为乡村提供必要的防疫物资,支持乡村带头人在乡村持续开展防疫工作;2、支持乡村带头人积极参与基层...
2020 - 01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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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西南大学图书馆组织编撰的《民国乡村教育文献丛刊三编》顺利出版。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围绕农村和农民问题,一些有识之士和社会团体设计出多种改造方案,试图通过乡村教育、乡村建设,挽救中国的危机,使中华民族重获生机和活力。在乡村作为社会问题引起大家关注的前后,全国各地发起的乡村自治和乡村教育的试验区也随即兴起。在推进乡村教育实践运动的同时,一批知识分子对乡村教育研究也极为重视,出版了大量专著、发表...
2020 - 01 -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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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和治理现代化是中国走向全面复兴的征程中要完成的历史任务。12月20日-21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同样在这个时候,来自全国各地的10多个省区的村党支部书记、第一书记、政府部门负责人、企业负责人、高校及科研院所200余人在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战旗村相聚,共同探讨如何才能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发挥好村庄和农民如何的主体作用,促进村庄转型,发展新型集体经济,提高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此次会议由四...
当代乡建
2018 - 08 - 02
三婶的故事三婶和我一起生活了八年,陪伴了我两个女儿从出生到幼年。三婶是个乐天派,嘴巴不停,而且特别善于描述,经常跟我讲她当工人时候的趣事。三婶1951年出生在辽宁省岫岩县的工人家庭,1970年初中毕业后在岫岩县车辆厂干了十年,当车工。三婶回忆:“每天上班八小时,大伙儿都抢着干活,工作任务忙的时候就献工献时,根本不会想着多干活多要钱那个事儿。那个时候,不管干多少活儿工资都是那么多。谁干得好了领导就表扬,一给表扬大伙儿特别高兴。工作任务多的时候,早上起大早去献工献时,没有工厂大门的钥匙就翻墙跳进去干活。”现在的社会舆论说起过去国企的年代,最突出的印象就是吃大锅饭所以效率低。我反复问我三婶:“工人们是不是偷懒?大伙儿工资一样是不是就没有积极性了?”但是,在三婶的记忆中,完全不是那个样子。三婶说:“那个时候没有人偷懒,每个人都有岗位,你要是不干你就完不成任务,就会很掉价啊。”到了70年代末,厂里开始发生变化了。三婶回忆说,后来就开始车间核算了,就是挣工时了,一天干多少活儿给多少钱,实际只是那么说说而已,工资和过去一样的。后来就改革了,在三婶的记忆中,改革开放对于东北和岫岩来说就是工人下岗。下岗并不是不干活了,而是去给私人干活了。而且说是厂子黄了,其实就是私人承包了。三婶前后换了4家厂子,45岁的时候退休,当了26年工人。她把后来的工作状态和现在的生活状态归结到命和运气。三婶说:“我在车辆厂干活的时候,有很踏实的感觉,心情也好,大伙儿都平等啊,谁也不嫉妒谁啊。后来大集体的厂子和国营的厂子都被私人承包了,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人员都散了,谁都想找一个挣钱多的活儿,但是挣到钱的只有少数人。等后来,不再为集体干了,反正就是随大流了,把任务完成就行,就等着退休了。” 像三婶一样的很多普通工人曾经在一段时间内获得了今天新工人梦寐以求的地位和待遇,但是,她们也在“不知不觉”中“悄然”失去那些地位和待...
2018 - 07 - 20
2016年1月25日下午,在卜卫老师的召集和主持下,我们召开了《打工春晚五周年研讨会》,主办方是北京工友之家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媒介传播与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众多刚刚参加了打工春晚的演员、志愿者和长期关心工人文化研究的10几位学者也参加了交流和讨论。本文是我在研讨会上的发言。研讨会从下午1点钟开始,到4点钟快结束的时候大家发言越来越踊跃,涉及到越来越多的重要思考。 下面是我在研讨会上的发言:工人文化与工人群体发展的方向。心比脑重要我想从我和重D音的董军的2次聊天说起。一次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时代周刊》用中国女工群像做为封面,当时社会议论纷纷,有种议论是认为承认了中国工人的重要性。我当时正好在深圳出差遇到董军,我们聊天,董军说:“我说不清楚为什么,我就是觉得这个事情让人压抑和郁闷,但是你为我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楚。”我就开始思考董军的郁闷:做封面代表一种认可,但是这种认可无法让董军有荣誉感,我们中国工人付出了、为世界作出了贡献,但是我们没有得到应得的回报,甚至没有得到最基本的尊严,那这是一种什么认可?难道是让我们认可做廉价劳动力的重要性吗?不是所有工人都会有董军这种郁闷的反应,但是如果不是工人却不会有这种郁闷,这种基于身份的体会是这种郁闷的本质,是最重要的,也是我们工人文化的核心和本质。也许工人有时候对自己这种郁闷数不清道不明,但是其中却一定有道理、有原因。前天,在文化馆彩排现场,我和董军聊天,因为知道我们要开这个研讨会,我对董军说我很希望听他发言,董军说:“我说不出来。我很糊涂。工友中大多数都不认同我们提倡的工人文化,那工人到底有文化吗?”我理解董军的郁闷:“文化就是生活,工人不认同我们的劳动文化却去认同资本文化正是今天工人的普遍的文化状态啊,这也正是我们要反对的,这也正是我们打工春晚的宗旨所在:倡导劳动文化,反抗资本文化。”董军做为工人的身心体验让他...
2018 - 07 - 12
导读:关注中国现状和未来的很多人都在询问一个社会问题:中国新工人的未来何在。为什么全社会都在询问这个问题?因为,如果中国近3亿新工人没有未来,中国就没有未来;因为,中国的未来关乎世界的未来。这里所说的新工人,指工作和生活在城市,而户籍在农村的劳动者。中国新工人的现状这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2014年全国打工者的人数为27395万人。这是一个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群体:在这近3亿打工者中,8400万人从事着制造业,我们穿的、用的都是他们制造的;6000万人从事建筑业,我们住的房子、走的公路铁路都是他们建设的;2000万人从事家政工作,她们照顾着别人的孩子、别人的老人,却见不到自己的孩子。这是一个付出了巨大代价的群体:全国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全国农村流动儿童达3600万,在农村的他们见不到父母,在城市的他们难以享受到公平的教育权利。我接触这个群体是从在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皮村工作开始的,那是2008年。村子里聚居着上万的工友,大家居住条件很差,却每天没日没夜地操劳着。当被问及:“如果在城市待不下去怎么办?”65%的人回答:“回老家!”当被问及:“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只有9%的人回答“回老家”,有53%的人回答“继续在城市打拼”。打工者在城市的生存状况到底如何?打工者认为城市待不下去可以回老家,如果真的是这样,当初还会出来吗?老家是将来想回就回得去的吗?通过调查了解,一幅“拼图”展现出了中国新工人的并不乐观的现状: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迷失在城乡之间。1、待不下的城市打工者在城市打工,但是他们的工作很不稳定,而且很多人没有社会保障,根据我的调研数据,打工者平均一到两年换一次工作,根据2014年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只有16.7%的人有养老保险,只有26.2%人有工伤保险;打工者在城市生活,但是他们在城市买不起房子,一部分人支出了自己全部的积蓄、甚至借钱在老家的镇上买了房子,或...
2016 - 09 - 19
李北方:咱们今天的活动就开始吧。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由破土网主办的沙龙,由汪晖老师主讲,还有几位年轻的嘉宾。我是今天的主持,我叫李北方。南风窗的主笔。先简单介绍下主办单位,破土网,比较精英的以理论回应思想的阵地,以反思自由主义为特色。并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媒体,不是平台式的,它是有倾向的。像《工人杂志》一样,是一些志趣相投的文章混在这个网上,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它的微博、微信。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主讲汪晖老师,还有几位嘉宾,中央戏剧学院的赵志勇老师,天津财经大学的刘昕亭老师,Thoughtworks全球医疗业务总监架构师熊节先生。今天的主题是新工人与新穷人,汪老师曾就这一主题写过很长的文章。今天安排是汪老师主讲,几位评论人回应,然后大家讨论。我们还是请汪老师多讲一讲。汪晖:谢谢破土网,三位评议人,也谢谢在座的各位来参加这场讨论。这个题目是破土出的,我完全同意,并且觉得义不容辞。不但是因为这个问题我写过,更重要的是留下的问题比我写过的问题要多很多,而且这是一个正在发生的进程。客观地讲,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所以,我愿意和大家一起讨论。当时说的就是对话,现在变成要我先多说一点了。我也可以先多说一点,不过重复写过的文章是最无聊的事。我先说一点缘起吧,在个人生活经历中,我为什么会对这一问题特别感兴趣。我自己的专业领域,我做得比较多的工作是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有古代的部分,也有二十世纪的部分。二十世纪当然不可避免地要讨论工人和工人阶级的问题。二十世纪一个新的政治主体的出现是工人阶级,中国过去没有这个社会群体,也没有这样的政治主体性。它的政治文化的出现都是在二十世纪。但是从大学里的研究领域来说,除了专门研究工运史的人,做思想史的人(对其关注都是不够的)。文学当然会说一点左翼文化,从鲁迅到三十年代,最主流的就是胡适之和自由主义。真正讨论工人、工人阶级和他们的文化、政治主体性这些问题是...
2018 - 09 - 11
1998年7月,北京复兴门地铁站。台阶上坐着一个穿着破旧牛仔裤的小伙子,正在抱着吉他卖力地弹唱着。与发出的声音不和谐的是他脸上始终带着忧郁或者是冷漠。他叫孙恒,当时29岁。那是来北京的第二年。这个学习刻苦的山里娃,考上了一家师范学院,走出了大山。毕业后留在河南开封四中。小城里的天空比在大山里要大得多。但是孙恒的心却要比这个城市的天空还要高。教了两年书后,他放弃了曾经的梦想,抱着心爱的吉他来到北京。这里才是我唱歌的地方2001年冬天,孙恒去天津科技大学看一个朋友。“学校的学生社团募捐了一些书和衣服,准备到工地送给民工。正好我在那儿,就跟他们一块去了。到了工棚,我给工友们唱歌。没想到,那次唱歌的感觉,跟我从前完全不一样。”孙恒唱的是自己创作的民谣歌曲《一个人的遭遇》。内容是他朋友小吴的亲身经历,孙恒对他做过访谈。歌词基本上是他的原话,我只不过用音乐表达出来。我身边有很多像他这样打工的朋友,我的很多歌,就来源于他们。一次他到工地唱歌,工棚很简陋,挂着晾晒的内衣裤,但来了很多工友,他们仍穿着干活的脏衣服,挤在板床上或站在地上听孙恒唱歌。孙恒抱着一把吉他,用陕西方言唱道:九点多钟有人来敲门,说我们没得暂住证,把我们当成任务送去翻沙子,收容到昌平。到了以后我发现,已经有好几百人在里面,想要出去有条件:你可以打电话,叫人来送钱……这次意外的演出,连孙恒自己也没料到感觉会那么好,像遇见知音一样。“唱歌时,他们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他们的掌声、笑声那么真诚、质朴,可能别人感受不到。给他们唱歌,跟以前我在大学里、酒吧里唱歌完全不同,就好像在跟我的兄弟姐妹聊天,像心灵对话。“这次经历对我启发特别大,我像突然醒悟一样:这里,才是我唱歌的地方!原来唱歌不仅仅是娱乐消遣,还可以服务别人、在精神上鼓舞别人,可以传递更多的信息,起到宣传的作用。我们的文艺,为什么不能直接面对最底层的劳动者?”在外打工的生活是...
2018 - 08 - 08
问:首先要祝贺一下昨天的打工春晚取得了圆满成功,可不可以聊一下当初为什么要办打工春晚呢?答:12年的时候,跟德志、许多一起聊天,因为皮村有2万多外地工友,每年都有一部分工友不回家过年,以前我们都是每年除夕的时候来请大家包饺子,吃个年夜饭,晚上没别的事,就是看央视春晚。但是我们发现央视春晚一年不如一年,总感觉节目越来越脱离我们的现实生活,挺没意思。我们就在那聊天,聊到我们自己也有小剧场,然后我们自己也有很多原创的节目,我们今年就干脆搞一个自己的打工春晚,组织不回家的工友,自娱自乐,过一个有意思的春节。所以12年的时候,王德志做总导演,策划了第一届的打工春晚,就在咱们的新工人小剧场办的。问:当时怎么邀请了崔永元来主持?答:正好以前我们经常去做崔永元老师的节目,就跟崔永元老师认识了,就在微博上私信给他,说今年我们想搞个打工春晚,问他有没有空来帮我们主持。当时也没抱太大希望,但是他很快给我们回复了,他说他挺想来的,挺愿意来的,所以最后就邀请到崔永元老师为我们主持第一届打工春晚。问:第一届效果怎么样?答:那次春晚氛围特别好,因为本身我们这个小剧场场地不大,然后跟观众距离非常近,就是几乎观众和演员在一个场地,而且那个节目都是社区里面的工友参加,很多节目都是原创的,观众也是工友为主,加上崔永元老师的那种幽默风趣的主持风格,所以那场晚会从头到尾下来氛围特别的好。我们把录下来的视频放到网上,也没想到当时就有几十万人看,很多的评论,也成为当时社会关注的文化现象。之后就鼓励我们继续把晚会办下去,所以第二年规模就扩大,搬到了团中央大礼堂,今年就第四届了。问: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一届完整的打工春晚筹备过程都包括哪些,时间安排是什么样?答:因为我们平常的工作也比较忙,一般都是提前两个月开始筹备,但每次都还是非常仓促,今年的筹备时间要长一点,还搞了几次选拔赛,差不多提前半年就开始了。大概流程就是宣传,选拔节...
2018 - 10 - 02
扬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生活安宁的城市,二十多年的改革给这个城市增添了新鲜活力。在这个城市里,宽阔的街道和绿化带迎面而来,河流得到整治,瘦西湖-平山堂一带风景秀丽。在商业街的两侧,店面鳞次节比,繁荣而有序。上个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由于注意项目引进和技术创新,重视与市场条件相适应的规模生产等因素,扬州市的国营和集体企业曾经获得过很大的发展,成为当时探讨国有企业出路的典范之一。不可否认:今天扬州市的繁荣和成就是建立在扬州市过去几十年来的工业发展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在九十年代末期以降的大中型国有企业改制的浪潮中,不但当地一些效益较差的企业倒闭、破产了,而且一些效益较好的企业也在改制中陷入危机。在扬州的安宁和繁荣的背后,失业和两极分化的现象日渐显现,而改制本身也直接地引发了工人的严重不满。2004年7月26日凌晨,位于扬州南城的江苏通裕纺织集团公司上千职工卷入了罢工、请愿运动,导致328国道受堵、市政府大门遭冲击、南下客车停运、工厂停产十天的重大事件。在扬州的历史上,这样规模的罢工抗议运动是前所未有的。随着改制的完成,一千多名骨干员工的被迫离岗,工人运动被平息了,但仍有一些工人代表继续上访,要求解决改制过程给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的困难。那么,导致这一工人运动的企业改制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该厂工人群众对于国有企业改革抱有如此之深的敌意?按照现行模式进行的国有企业改制能够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提供活力吗?通过对当地工人和管理人员的访谈、实地考察、查阅档案和文件,综合两次调查所得的资料,我们对通裕集团的改制过程有了较为翔实的了解。尽管改制过程的部分内幕尚待进一步揭开,但根据对现有资料的分析和整理,这次改制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和主要问题已经基本清楚。通裕集团改制过程中的问题在全国范围内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我们希望这一个案调查也能够呈现中国国有企业改制的一些普遍性的问题。一、非法的改制前提:从国营...
2018 - 08 - 17
【内容提要】构成20世纪中国的尊严政治的那些主要概念,如阶级或阶级性政党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范畴,早已或正在被以“发展”为中心的现代化概念所替代。历史终结论所要终结的正是由这些范畴组织起来的“历史”。在1989年~1991年的巨变之后,这些与中国革命和工人国家相关联的政治甚至被视为现代尊严政治的对立面。本文从新工人与新穷人两个群体的形成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出发,讨论在现代工人国家失败和阶级政治衰落的语境中,如何理解阶级概念、阶级政治与阶级形成问题。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作者侧重分析了工人国家的失败与代表性断裂在内外政治关系中的多重表现形态。【关键词】新穷人 新工人 阶级政治 工人国家 代表性断裂一、前言   这是一个新时代的老话题。在中国,这个话题至少可以追溯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刻。1918年11月16日,在“欧战”停战公报发布后的第五天,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为庆祝协约国胜利而发表演讲,提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蔡元培在演讲中说:  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是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①   “劳工神圣”的观念在知识界迅速引发回响,至1919年已经取代德、赛二先生而成为最为响亮的口号。1920年《新青年》第7卷第6号推出了“劳动节纪念号”,扉页上刊登了蔡元培手书的“劳工神圣”。“劳工神圣”的口号第一次将劳工与神圣联系起来,不但阐释了劳动者的尊严问题,而且也综合“劳力”(体力)与“劳心”(脑力)两个方面提出了新的劳动者(“劳工”)概念,从而开启了20世纪中国对于劳动者及其尊严的持续探索。这一探索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悲剧性远远超出了口号提出者的预想。对这一口号的拒斥和重申,都包含着我们对于20世纪的历...
2018 - 08 - 10
这是一部关于新工人的著作,也是一部为了新工人而写的著作。这部著作由大量的访谈和细心的分析构成,作者通过持久的、广泛的对话,将自己融入这个群体的命运之中,用自己的手、自己的心去摸索这个群体的劳作的身体及其痛苦、欢欣,记录这个群体的灵魂的轨迹。她在记下这些青年男女的语言时,几乎将自己彻底地隐去,力图用他们的语言呈现他们的命运。但在面对其他的力量时,她又分明在争辩:不应该称他们为农民工,也不能将他们等同于社会主义时代的工人阶级,他们是新工人或新工人群体。她不是像许多学者那样,在“代表”打工者说话,她就是从他们的命运内部提出问题。即便当她表述自己的期待时,也像是这个群体的成员的自我反思。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是独特的。与这种“贴近”的描写方法相关,作者对于习用的概念保持了高度的敏感。她有时为一个不经意使用的概念起而辩论,仿佛不是她的研究对象,而是她自己的身份,因误读而受到了伤害。这种反应方式不但没有削弱她的分析,反而增强了她的理论敏感。在这方面,最为突出的是这部著作在两组概念上的选择:拒绝使用“农民工”的概念,转而使用“打工者”和“新工人”的概念,没有使用“工人阶级”概念,而是使用“新工人群体”这个概念。事实上,这两组概念的使用形成了作者观察打工者群体的基本路径或方法论。那么,如果他们就是人们习惯称呼的农民工,为什么称他们为新工人?如果他们构成了一个稳定的、立足于特定生产体系的社会群体,为什么不称他们为工人阶级?一句话,谁是新工人?新工人无论在行业、地域和待遇方面多么千差万别,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能够被描述的社会群体,即“工作和生活在城市而户籍在农村的打工群体”。这个群体是国家主导的改革开放过程的产物,是后社会主义时期劳动商品化的新形势的产物,也是中国在将自己打造为世界工厂过程中所创制的新的政策、法律、伦理规范、城乡关系和社会模式的产物。这一群体大多出身于农村并与乡村保持着亲缘关系,...
2018 - 08 - 08
一、怎么看待和界定二十世纪  我理解的二十世纪,是一个比较短的二十世纪。理解二十世纪,很难离开中国革命,因为可以说,二十世纪本身就是一个革命的世纪。  既然如此,又既然“告别革命”是过去二三十年间的一个学界定论,那么,我们就可以更早地将二十世纪终结 - 在1976年文革结束时,或者更早 - 从文革时期内部的自我否定开始。   这个世纪是从辛亥革命到文化革命的世纪。它的序幕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 - 或者更早时期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的大论战,而其尾声则是1976年前后到1989前后。不夸张地说,这是一段持续革命的历史。   当然,我们可以把它的尾声再向后推一点。毕竟中国、苏联、东德的大乱局,是以1991年苏联解体而正式谢幕的。英国一个史学家正是如此界定二十世纪的:上至1914年一战,下至1991年苏联垮台。按他的逻辑,这是一个极端的时代,age of extremes。但可惜得很,他的概念里并没有对中国,对中国革命的讨论。而没有对中国,对中国革命的讨论,怎么能称其为二十世纪的真实历史呢? 二、对于二十世纪的一个评价   左右翼对二十世纪(中国)的评价都是相对负面的。为什么呢?因为推动改革的基本前提,就是否定文革。换句话说,对待这段历史的基本态度就是否定。但即便如此,还是没有否定中国革命,没有否定中国革命的大背景,因为推进改革的历史前提,恰恰也是在二十世纪环境里萌发的。这就和苏东的变革不同。不论怎样,大致的语言、语境都是非常负面的:战争、屠杀、迫害,和建立在此之上的对这段历史的批判和否定。  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破碎的世纪。1957年到1976年间的历史,更像是十九世纪历史的延伸,它在上个世纪还没有伸开拳脚,而终于在这时展开了。这段历史复制了十九世纪的逻辑。   如何评价六十年代呢?比如,如何评价六八年席卷全球的革命运动呢?六八革命和六八学运、工运的共同起源,都是那个完完全全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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